他有一室藏書,台灣名作家吳濁流老先生驚歎讚譽為「蓬萊第一峰」,他卻不是駐足流連書庫的腐儒,而是行萬里路,識天下人的現代知識份子,為文著述,除了靜態的史料彙集,還經常性地遠赴各地考察,盡最大可能訪查事件當事人。
他潛心學術,遠離政治塵囂,拒絕政治爭端,他卻絕不拘泥於象牙塔,從不稍減於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研析。在威權的歲月,他敢於熱心主持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長期推廣日本崇正公會(日本客籍同鄉會)活動,創辦並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一九七○~八七)。
他是農經博士,卻皓首窮經於台灣史,卓然成一家言,他強調出生尊嚴不可拋棄,卻絕不以排斥他人做為主體認同的依據,強調從個體認同到民族認同,因此,他昂然自許為「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即使長期旅居日本,仍堅持持用中華民國護照,對日本殖民政權批判不遺餘力。
他,就是戴國煇教授。一位執著於學術尊嚴,立論堅拒政治干擾的讀書人。因為甘於學術自主的寂寞,因為無視左、中、右派的譏評或壓力,即使三面不討好,亦絕不從流俗為轉移的執著,成就台灣知識份子的典型。
戴國煇教授,生於一九三一年,桃園平鎮。一九五五年赴日留學。一九六六年以《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獲得東京大學農學博士。一九七六年任教於日本立教大學,歷任史學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心長,並在學習院大學及一橋大學兼任教授,是第一位在日本皇族學院任教的中國人。旅居日本四十年,於一九九六年返台定居,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辭卸,專任文化大學歷史所教授。
台灣光復初期,戴教授正就讀於新竹中學初二,國府接收台灣,他亦手持國旗,身處夾道歡迎的群眾之中;隔年轉學到建國中學,目睹二二八事件,對軍警格殺請願民眾之舉痛心,亦對非理性民眾殘酷魯莽的暴行騷亂,深不以為然。歷經光復、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長達十年政治翻騰的歲月,戴教授毅然決定遠離是非島,於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後,即赴日專研農業經濟,同時間,展開對二二八史料的搜集,追尋真相,撫平歷史創傷,從而將悲劇的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的歷史鑒誡。
一九八三年起,戴教授即以「梅村仁」之筆名,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此為日後出版《愛.憎二二八》之濫觴。從非國府、非中共、非台獨的第四個公正立場,給予二二八正確的歷史評價。
從二二八出發,一路追尋到白色恐怖,戴教授遂對政治陰影下滋生的認同危機,有揮之不去的沈重感懷,並為文書下《境界(邊緣)人的獨白》,自歎為「在境界上徘徊的人」,而此境界並不以國界為限,而是在文化、精神境界上的徘徊。
不同於部份迷惘於認同困境的知識菁英或一般民眾,情緒性地以歷史斷層建構虛妄的國族圖像,戴教授從歷史流程上溯日帝殖民,同為台灣認同危機的「共犯結構」。自春帆樓一紙《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意味台灣和大陸同時形成近代國家的過程,同時被割斷,被棄情結糾雜著歷史脈絡,形成台灣住民錯綜複雜的心態。
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台籍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一方面具有疏離感,一方面又缺乏足夠時間和當權者建立「共識」,在歷史進程中,頓失定位,其「台灣結」逐漸向深層累積。由歷史脈絡廓清,戴教授遂著述《台灣結與中國結》,在體諒中更期許台灣社會能從衝突矛盾中反思,重新建構自我同定的社會需求,把健康的「台灣結」(台灣意識),與新格局、健常的、具有說服力的「中國結」(中國意識)連結在一起,動員一切活動開創新局。
戴教授關注的研究主題,除開上述二二八事件真相探討,探索「自我認同困擾」,第三個軸心即「漢族系的台灣人如何看待原住民」的問題。戴教授不諱言,「這是對原住民懷有原罪感」。從七○年代初,在東京組織台灣近現史研究會開始,即著手霧社事件,花了整整十年時間,編撰《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暨資料》,附帶搜集高砂義勇隊的相關資料,他的研究受到日本史學界的重視,甚而因此遭到日本右翼激進派的恐嚇,認為他揭穿當年日本殖民台灣的黑暗面。
戴教授卻從不改其職志,身處日本,對日本殖民政權予以嚴厲批判。他認為「在歷史規律中,殖民體制絕不會帶給被殖民者家園任何好處,即使或多或少存在著善意,但卻也是在殖民體制中,充當加害者的角色,或被架構成一種點綴的小配角。」對中國人而言,寬恕不能等同於遺忘。更不能等同於把一切史實付諸東流,一筆勾銷。
縱觀戴教授一生著述,不屈從權勢,無畏壓力,不媚於時俗。人在日本,不附和殖民政權美言;同情台獨論者,卻不贊同狹隘的台灣民族論,更不苟同台獨建國主張;對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政治高壓手腕,絕不吝於批判。既不偷安於異國,亦不識時務而敢犯忌,真正做到「不覓封侯但覓詩(史)」的知識份子襟懷。
戴教授一生,有美眷林彩美女士相伴,結褵四十七載,育二子一女,興宇、興寧、興夏,取其宇宙、台灣、中原華夏之意,與戴教授畢生職志相貫穿,均學業、事業有成,人生完滿,可以無憾。唯生前仍掛念總結殖民時代、兩蔣統治時代、李登輝時代的四部台灣史巨著,未竟全功,僅完整《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返》、《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兩冊,黯然辭世,事無全美,令人唏噓。
林彩美女士猶記初識戴教授,一對精亮的雙眸,宛若黑夜明星。戴教授清明澄澈的學術胸懷,磊落無私的論學態度,在統獨糾葛的台灣學政界中,亦不愧為一顆明星,為正道治史立下典範。明星已墜,典範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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