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沒有美國仍然暈頭轉向，為甚麼？

有些評論家認為，最簡單的結論，便是因為歐洲現在仍坐在所謂「解放陷阱」中；它雖然已經逐步掙脫了美國的監護，但還沒有學會如何跑步！

在德國、歐洲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中，自50年來所形成的「理所當然」的狀態已告終結。在冷戰時期與東西衝突時代的那種大西洋共同體也已經不存在。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共同安全構築固然還站在那裡，然而卻沒有高度融合的，任何時間均可投入以抵禦大規模攻擊的防禦組織；無其結構體現與心理狀態。

橫跨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與文化等等共同體固然還在掛名，不過雙方都沒有特別感情以發展大西洋關係。價值的共識固然也仍存在，然而卻沒有規定在國際新形成與問題中的特別貢獻應當如何？1989年起的世局大變動，使西方偏重於物質主義。

自90年代，歐美國間的關聯都舉行在西方資本合作的佈景之前，這在過去幾十年內建立起共識與互信。假若這些東西不能更新，則有文化斷裂的危險，這樣就會喪失個人的經驗、結構、合作途徑、成就與所有經驗。

如果今天大西洋兩岸對話仍然官式在政治上繼續培育，那是伴同著時常宣佈的意願，大家都要維持50年來友誼的遠景。但許多人都忽略了，那種緊密關係是以往歷史特殊佈局的一部；所以，假使認為在此種佈局消失之後，這種關係必定繼續存在，那將是一種歷史錯誤。

歐美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歐美之間的夥伴關係正式始於馬歇爾計畫。但它可以回溯到美國開國時代。自移民美洲開始，歐美雙方即相輔而行，它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頻繁。美國誕生於歐洲的理想世界，包括啟蒙、理智、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

歐洲啟蒙的進步理想主義本是「美國之夢」的源泉。對許多歐洲人來說，決定移居美國等於是把自己從抑鬱且侷促的歐洲環境中解放出來，以舊世界的理想在美國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這個較好的世界裡，舊大陸的豐富想法可以迅速而直接地實現，不必像在歐洲一樣要忍受流血的衝突。

在歐洲這個思想史對建設新世界的貢獻之外，也提供了建設美國社會的實際基礎，例如法律制度與行政系統，宗教與習俗等，都從歐洲帶來。因此美國人一直視歐洲為其根源的出發點，沒有它就無法瞭解自己的認同。

然而，歐美關係一開始就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美國之誕生出於與老歐洲的作為保持距離的需要。美國這個新國家有意識地要擺脫歐洲傳統的權力均衡思想、其為封建或絕對主義領主服務的不斷的戰爭冒險，以及其階級思想與宗教的不寬容。

所以，美國與歐洲一開始就意識到其間的區別，但也有其間相應的吸引力與依賴性。這種兩大洲之間的辯證的緊張關係就從早期起便賦與雙方以動力，這在東西之間衝突的年代裡曾經被世界政治的對抗作用所遮蓋。

因此特別在冷戰開始時初期，大西洋兩岸曾經把其正面性戲劇化地推到前台。尤其是在德國，美國全然是可以傚法的模式。抄襲美國的綜合症佔著統治地位。此種並行作用及其強烈的反共情緒更給對西方強權的依賴性增加認同感。「北大西洋公約」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在馬歇爾計畫進程中，歐洲一直被視為實現「美國之夢」的排水口。

在那些年代中，特別是西德變成了「袖珍美國」。德國民主制度的重建，也被解釋為從美國重行輸入歐洲的啟蒙。穩定的民主制度與高度的經濟增長使德國伴侶成為美國理想的放射體。

歐洲與美國之間戰後關係的第二階段開始於60年代末期。這時期的特徵是戲劇化地強調雙方關係的負面。美國在文化上被不少人視為墮落的代名詞與一切對現有秩序有害的東西，因而值得加以排斥。同時，日漸增強的歐洲自信心更推動了此一傾向。美國模範的喪失當然相應地引起歐洲人之中討論其認同問題。這個現象特別是在德國十分顯著，這位二戰後傳統上最忠實的美國模範學生討論得格外熱烈。

以前的那些問題：「我們是誰？」「我們應當成為甚麼？」等，已不能簡單地答以「要像美國人那樣！」德國人對自己的思考當然也引起大西洋彼岸的反響。美國開始把德國人視為不可靠的同伴。他現在又開始搬出德國的老一套，企圖在東西之間走一條自己的特殊道路。

於是，在80年代開始了雙方關係的第三階段，便是負面與正面的東西都被停止戲劇化，也就較為清醒地看問題。美國在歐洲人眼中既非光榮燦爛的模範而必須加以尊敬，也不是應當完全拒絕的反面教員。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美歐關係其實基本上就是美德關係。

回顧十分明顯：歐美關係史孕育著大量且多樣化的文化因素，且其中既有親近的也有疏遠的經驗。東西之間衝突的特別情勢只提供一個相對小的片段，是不能加以籠統化的。目前那文化因素貯存的整體已被「解放」。所有的傳統的矛盾感覺都提供了實際政治決定的陪襯。

美國有許多理由以在第二次大戰後插足於歐洲，基於世界政治的、安全政策的與經濟的理由。但在其核心思想中主要乃是出於政治文化動機。美國要在歐洲保衛美國人自己的夢。而在全球保衛自由倫理基本上卻是屬於美國內政範疇。美國曾在柏林保衛美國在新世界的夢。柏林使美國內政上發揮最相關的感覺。

因此十分自然，柏林圍牆之拆除在美國所引起的感覺波動實在不亞於在德國本身所引起的衝擊。好幾十年來，德國與歐洲一直是美國內政容易引起激動的題目。這種牢固的內政幅度本來可以容許幾世代都可以存在的極度的德歐安全聯盟。

這個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柏林已縮小成為一個地理名詞。但歐洲人直到今天未意識到這個基本改變的影響規模，不論是巴爾幹政策、飛彈防禦計畫，還是氣候保護，在美國都為內政所左右。它所規定的措施範圍成為美國所有外交舉動的規格。

其結果並不是甚麼新的美國孤立主義或者反歐態度。其實歐洲只是從它以前的特權地位被推到符合美國利益的正常角色。如果形勢需要，也可以尋求合作。十分明顯，美國人往往很不瞭解歐洲人的政治表演。不瞭解為甚麼歐洲統一進程那麼緩慢、遲疑、無效率，一切對美國人來說都太慢。

一旦歐洲人宣佈其統一走了一大步，例如統一的歐元或歐洲共同安全體系；則美國人起先是懷疑，然後就會變為不信任。歐洲方面也一樣，對美國的條件之瞭解也極有限，同時，歐洲人本身也並無一致的立場與看法。

例如，當時在巴爾幹危機發展成為戰爭時，歐洲人就盡力遊說要華盛頓採取軍事行動。起初並無效果，因為美國公眾輿論對巴爾幹全無興趣。歐洲人十分驚恐，因為這是幾十年來，美國人第一回表示冷淡，但不久當美國電子傳媒把巴爾幹殘殺的圖片傳送到大西洋彼岸時，氣氛就改變了。

可是一旦美國人在巴爾幹搞干涉，就不限於當配角了，而是立即佔據了整個舞台，把歐洲人擠到角落邊緣去。歐洲伴侶只能起裝飾品的作用。這是對歐洲人的第二次震盪。因此歐洲人獲得結論必須建立自己的軍事能力，便是所謂「歐洲軍」。但這又不為美國人所瞭解與諒解。

巴爾幹的事例提示了一個基本事實，便是歐洲現時坐在一個開放陷阱裡。它雖然已掙脫了美國的監護，但還沒有在世界政治中學會跑步。華盛頓是以清教徒的嚴格來注意事實。歐洲能把甚麼砝碼帶上天平？它能在國際政治局勢中負起甚麼責任呢？

美國十分清楚，她是目前僅餘的世界超強。這就減少了其尋求長期同盟國的壓力。但是好花也需綠葉扶，超強也要有與國。至少有時有些夥伴，那也是有利的。如此就可以分攤負荷並進入穩定的夥伴關係。當然，在相等的水平上，這個網絡並不存在。

現在對美國而言在中程上可能與它站在同一視線上的強權就是中國。因此目前美國外交政策精英人物的戰略幻想都集中於中國。不管美國對中國的分析數據是否正確，在事實上都要由美國的覺察來下定義。在國際政治構築中，唯一霸權會被一個兩極情況所取代，這便是對美國的最大挑戰。

在這個背景之前，海南飛機事件真正有著象徵意義。其中有著首次較小的代理人鬥爭，在國際上顯示權力的肌肉。當然，如果美國有個歐洲同伴以協助解決問題，那將是很有用的。在伊朗、伊拉克與非洲這些衝突火苗裡，美國正在尋找對手。

但是歐洲有能力作美國搭檔以解決問題嗎？這個問號就揭露了歐洲的缺陷。它並不缺少國際潛力。它所缺少的是戰略方向。它缺少對世界政治的估計、缺少對它自己利益的清醒而證明的定義。

歐洲人現在採用了共同貨幣，但卻沒有伴同著有關經濟與財政政策的討論。美國人也許能夠把歐元視為世界儲備貨幣，也可以認為歐洲軍會參與干涉世界危機。可是歐洲太小氣，不願在其裝備與基本建設方面投資。一個制定概念的軍事戰略精英至今也不見蹤影。因此歐洲人就需要美國來抵消自己的缺陷。

結果發生了結構的不均衡。美國本來會高興能有歐洲來進行戰略分攤，但是卻無法提供。「解放」了的歐洲卻需要美國的戰略領導，若沒有這個，歐洲就會暈頭轉向，與以往不同的，只是雙方都已經不需要美歐外部同盟來達到各自的內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