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下「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及其真相

6月16日，「北社」在冠蓋雲集下成立了，一般的社會焦點多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同台演出，正式宣告「扁李體制」確立的政治訊息。

不過，另有被一般人目光忽視的是「北社」宣言中稱：「北社將繼承『台灣文化協會』批判與實踐精神，推動民主法治、建立憲政秩序、健全輿論機制、維護台灣安全、提升台灣文化。」另外，李登輝致辭時亦言：「80年前，一群有理想、抱負和熱愛本土的台灣知識份子，成立台灣文化協會，80年後的今天，雖然時空環境有所變化，但北社和文化協會所表現的熱誠，卻是薪火相傳。」

「台灣文化協會」其創立大會之日期為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是為20年代島內知識份子啟蒙運動的結社之始。除了文化啟蒙運動外，在政治實踐上則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1927年1月，由於左右分裂，連溫卿（黃信介的舅舅）為首的「無產青年」取得領導權，林獻堂（1881-1956）、蔣渭水1891-1931）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1930年，林蔣分手，林獻堂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1年2月18日，民眾黨遭取締，同年8月5日，蔣渭水逝世。1935年4月1日，總督府公佈《台灣地方自治改正大綱》並舉辦了日據時期唯一的一次半官派半民選的州市議員選舉。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台灣進入「戰時體制」。

「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起人為蔣渭水，台北醫事專科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是孫中山的信徒，中華革命黨的秘密黨員。林獻堂被推舉為「文協」的總理，是霧峰林家的三少爺，和蔣渭水同為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兩條路線的領導人物。

當年台灣殖民當局也早已偵知林獻堂和蔣渭水有兩條路線的不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即有以下之記載：

「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林獻堂、林幼春以下其他幹部的旗幟雖然不很鮮明，但是大勢似有逐漸傾向後者的趨勢。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為紛紜不一致，有夢想著本島獨立復歸支那的，也有抱持主義的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組織本身。也有只希望本島自治者，也有某種感情論者，一時難以道盡。但是，究其根底就是不樂意受日本的統治，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的羈絆，這一點都是相同的。這一群人相結合，宛然成為對於總督政治的反抗團體。斷定這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也非過言。」（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2冊，頁14）

林獻堂和蔣渭水是台灣民族運動兩條路線的領導人物，其言論亦當為當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灣精神」。

先介紹蔣渭水。1923年，總督府為鎮壓「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而爆發「治警事件」，主要幹部，除林獻堂外，幾乎均被逮捕起訴，日方檢察官指控他們的宣傳單上有「於台灣有365萬的中華民族」之「不穩文字」，蔣渭水在法庭上答辯說：

「中華民族是什麼？豈不是可怪的話呢！既做日本國民，怎樣不說日本民族呢？

「這是官長對民族和國氏（民）的區別，沒有理解哩，氏（民）族是人類學上的事實問題，必不能僅用口舌，便能抹消的。

「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國民是對政治上、法理上看來的，民（族）是對血統的、歷史的、文化的區別的，人種是對體格、顏貌、皮膚區別的。

「民族中含有相同的血統關係，歷史的精神的一致，文化的共通，宗教的共通，言語習慣的共通，共同的感情等諸要素。」（《台灣民報》，1924年9月1日，頁2-3。）

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十四日，蔣渭水即寫就《台灣民報》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全文如次：

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報說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卻為了什麼？
因為他是自由的化身。腐敗至極的滿清，專制虎狼的滿清，喪權辱國的滿清，罪惡貫滿的滿清，內則壓迫虐待國民，外則賣國賣民。孫先生生逢這樣濁混之世，身處重重壓迫之下，四十年如一日，為自由而苦鬥苦戰，推覆滿清，引率國民，馳驅於革命而爭自由，近又倡設國民會議，宣言廢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求再脫於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之一切壓迫，及其臨終尚說：『余奔走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是在求中國人民的自由與國際的和平……。』呵！自由！自由的化身！
因為他是熱血的男兒。漢民族的血是冷的，二、三百年的中間很柔順地被少數的滿清人支配著，一任滿清剝削，一任其欺凌，一任其賣國賣民，弄得國不成國，民不成民，故孫先生忍耐不住了，於是起來而反抗了。但最初革命的主旨是在從少數的滿人奪還政權歸多數人來掌握，以處理國家，救國救民。故第一就反抗當時的政府，對暴虐腐敗的滿清政府下宣戰，遂推覆了滿清政府。然而滿清雖倒，卻又出來無數的軍閥官僚，狼狽為奸，欺凌人民，故他的目的終不能達，於是反抗滿人之心遂轉而反抗軍閥官僚了。然而軍閥官僚的背後有外國帝國主義在作傀儡師，於是他更連一切帝國主義都反抗了。故有打壓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口號。於是廢督裁兵，廢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便相機而出了。唉！四萬萬的國民有誰敢這樣大膽地公然主張？真是替弱小民族吐了無限的抑憤！呵！他的全身是一座熱烘烘的火水，他的口是個噴火口！帝國主義的迫害、軍閥的壓迫是終不得奈何他的呀！

因為他是正義的權化。今日中國的政客、官僚、軍閥，哪一個有些兒主義？他們大都是「毛頭隨著風頭倒，滿頭利祿好均沾」之徒。他們的戰爭是為私利的。那一大班政客軍閥好像一日不談私利便要害病似的，一舉一動都以私利為前提，哪一個有些兒主義？他們若為了私利便無惡不為。當此廉恥喪盡、天良沉淪之時，只有孫先生與其部下的一部，堂堂掛著三民主義，為奮鬥而戰爭。他的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他於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他到臨終時還說：「……樹立三民主義而擁護民權的是我黨的堅決的決心。我現在已無望了，但諸君還留著能繼我的理想進行去，故我可以安心而去……。」唉！這是何等沉痛的話！
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可是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地湧著，而且永遠湧著！」
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余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台灣民報》，1925年4月1日，頁1）

1937年，蔣渭水主持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會，閉幕時向四、五千人群眾說：「孫先生臨終之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台灣民報》，1927年3月27日，頁7。）

蔣渭水英年早逝，享年僅四十，未能見台灣光復。

林獻堂一向老成持重，然1936年亦發生「祖國事件」，據《林獻堂年譜》載：

春三月，偕弟階堂、次公子猶龍參加《台灣新民報》所組織之華南考察團歷游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東、上海各地，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辭，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台灣軍部，五月《台灣日日新報》揭發其事，對先生大張撻伐，造成所謂「祖國事件」。
謹按：其時為七七事變之前年，日本軍部之侵華計畫殆已成熟正在待機而發，軍人氣焰萬丈，驕橫狂妄不可一世，台灣軍自荻洲立兵任參謀長以來，軍部之聲勢驟張，視總督府如無物，恣意指揮，干與政治，吹毛求疵，無所不用其極。
祖國事件之掀起自系荻洲所指使，但事經為言詞失當尚不能繩之以法，且對先生對份之暴虐，總督府在其統治台灣之責任上亦不能同意，故荻洲乃採取卑劣之手段，嗾使日本流氓賣間某毆辱先生，此即所謂「祖國事件」。
「據長公子舉龍言，先生於6月17日晨應台中州知事之邀由霧峰赴台中，參加在台中公園舉行之台灣始政紀念日慶祝遊園會，傍午歸邸，神色自如與常時無異，更衣盥洗後家人同進午餐，食量亦與平時相同，餐後乃向家人告知被賣間某毆辱之顛末，家人聞言注視其右頰始見微有紅渾之跡，其鎮定如實為常人所不可及者。」（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146-147。）

1946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謁中山陵及黃帝陵，在南京發表談話謂：

台灣重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感召之力，蔣主席領導抗戰之功，全國軍民奮鬥犧牲之結果，本團同人，此來擬虔拜中山陵，向最高領袖 蔣主席致敬，向全國抗戰軍民致慰問之忱，如交通便利，並擬遄往西安、謁黃帝陵，拜告以台灣六百萬炎黃子孫，二千三百餘方哩版圖已歸祖國，藉表台灣同胞拳拳之誠，最為本團之唯一任務。
「台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暴政統治之下，所受之痛苦，絕非國內同胞所能想像，以此吾人深覺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二義之寶貴，深信欲求國家復興，必先遵行民族主義，力求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如有違反斯義者，必召亂亡，且將自食其果，台灣近世史可為佐證。又台灣同胞，懷於往轍，深信內憂為外患之媒，欲免外患，必先無內憂，同人願望全國，一致團結，同時畀與中央充分發揮治權之力而放手建設，目前朝野主張軍事統一，政治民主，確為對症良藥，台灣同胞，因痛定思痛，尤願竭其全力以促其成。近聞有人竊議台胞對於祖國發生離心，實為無稽之談，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國內人士，對於台灣政治設施，備極關懷，同人至為感佩，台灣光復伊始，諸待更新，醇疵互見難免、三民主義，為建國最高原則，方針已定，鍥而不捨，自能有所成就，望國內賢達，蒞臨參觀，並加指導，則比之隔海傳聞當較切實際也。」（仝前，頁170-171。）

其祭黃帝陵之全文如次：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林獻堂、李建興、林叔桓、鍾番、黃朝清、姜振驤、張吉甫、葉榮鍾、陳逸松、林為恭，職員丘念台、陳沂、陳宰衡、李松德、林憲等，於台灣六百五十萬同胞，脫離日寇統治，重歸祖國版圖一週年之期，特從萬里海外，飛歸我中華民族發祥故土秦隴之郊，志切趨陵，繼為雨阻，相距兩百里，未厥前行，謹以心香祭品遙祭於我民族奠基遠祖軒轅黃帝陵曰：
「緬我民族，肇源西疆，涿鹿一戰，苗蠻逃荒，南針歷數，書契蠶桑，武功文化，族姓斯展，賢傑繼起，周秦漢唐，內安外攘，國土用光，追尊遠德，國祖軒皇，遂於明末，鄭氏開台，閩粵漢裔，東渡海限，驅荷抗清，披辟草萊，聲威遠被，祖業不廢，亙三百載，物阜民方，甲午不幸，乃淪倭寇，彈盡援絕，民主奮鬥，五十年來，慘苦痛疚，壓迫剝削，欺聚騙誘，嚮往故國，日夜祈救，八年戰爭，民族更生，舊恥盡雪，舊土重享，自由解放，全台歡慶，察功祖德，日月光明，時將週歲，特向告祭，稍致微敬，遠溯先世，天雨阻道，期復鞫愆，二百里程，乃不能前，郊原布祭，瞻望纏綿，橋山蒼蒼，河渭湯湯，千秋遠祖，尚其來饗。」

「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正是《警察沿革志》所言：「對支那的將來是抱持很大的囑望」，「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也正是林獻堂所說：「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本土化運動是19世紀以來，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義，復興自己民族信仰的運動，絕不是歌頌殖民統治為「最有良心的統治」的運動。20世紀最典型的本土化運動人物厥為聖雄甘地，他信仰印度教，身著印度衣，手持印度手紡機。林獻堂亦終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亦堪與甘地比肩。

我們很高興看到李登輝和「北社」也要「繼承」和「薪火相傳」日據下「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但「台灣文化協會」的史料及文獻俱在，不容抹煞，更不容扭曲和褻瀆，故特介紹「台灣文化協會」二位領導人物林獻堂和蔣渭水的言論思想，以勉李登輝和「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