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上的愛日家與抗日族

一、反殖民宣言與台灣愛日家的復甦

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給殖民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以下簡稱為《反殖民宣言》），除了「莊嚴地宣佈，需要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也強烈地批判了殖民主義的各種不義和偏差，認為殖民主義：

「阻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必須結束殖民主義和與之相關的一切隔離與歧視的措施。」

《反殖民宣言》雖然意識到殖民主義的不義並且阻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卻忽略了附屬國人民在精神上的創傷以及人性上的嚴重扭曲。經歷帝國主義治理的殖民地，或者和祖國形成政治、經濟、社會、教育以及效率、紀律上難以銜接的斷層；或者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差別統治，形成內部的矛盾與對立；最嚴重的是殖民地教育的反民族主義傾向（例如英國在香港的教育是教導香港人向英國忠誠而不是中國，在印度亦然）使得附屬國的人民在回歸之後，產生嚴重的國家或民族認同問題。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最後五年才厲行強制性的軍國主義教育，絕沒有想到他們對台灣的影響會有多大。

西元2001年5月10日，《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出版了。這一本號稱由前總統李登輝口述，由一位「深受李登輝信任」的記者記錄，並由現任總統陳水扁寫序的書，充滿了「權力運作」與「人事恩怨」（作者自謂）。反芻了12年來，李前總統把他的政敵、肝膽相照的盟友、部屬、積極培育的子弟兵們，相繼鬥垮、鬥臭的故事。這本書的出版，也正如李登輝所預期的，在政壇和社會上引起非常激烈的討論與迴響。台灣的政黨是否會如李登輝所預期，重整為意識型態對立的兩大政黨？台灣人民是否會如李登輝所預期，因為內在矛盾的發酵而一分為二，也成為論者注目的焦點。

筆者在《李登輝告白實錄》一書第155頁，注意到關於「台灣日語族」（意指在日本治台後期出生、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以日語思維、表意的族群）的一段「實錄」：

「3月初，選戰已經打得如火如荼，李登輝的老友許文龍卻在這個時候再度找李登輝深談，由於不善駕馭中文，他同時以日文寫了一封非常感性的長信給李登輝。許文龍剴切的指出：『連戰未來並無法繼承李登輝路線……過去12年，在我認為是台灣最自由美好的時代；但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屈辱的12年』。」

幾天之後，西元2000年的3月10日，陳水扁的國政顧問團組成，13日，許文龍公開發表談話「挺扁」，許文龍認為只有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才能繼承李登輝路線，李登輝擔任黨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則早已背離了李登輝精神。許文龍的談話等於公開宣佈「棄連保扁」策略的確定。這個策略，使陳水扁險勝宋楚瑜、大勝連戰，而以39.2%的得票率選上總統。

一年之後出版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的封面，是一幀李登輝正在拍照的相片，封底則是李登輝和許文龍攜手偕行的照片，一個是總統兼國民黨主席、一個是企業界龍頭，他們在2000年3月初的那一次以日語、日文密談，決定了台灣政局的發展──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李、許兩人想不到經歷了兩蔣（1945-1988）43年統治之後，竟然出現了「台灣日語族」決定台灣命運的歷史階段。

讀到許文龍對於李登輝執政12年的評價。不禁讓我想起迭更斯在《雙城記》一書中的開頭幾行所說的：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嚴冬以及其他善惡、好壞、睿智與愚蠢的對比。不同的是：迭更斯呈現的是他個人的透視和理解；許文龍呈現的是「我」和「有些人」兩種不同的群體的兩極化的理解和評價。

1988-2000年之間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本來就是爭議性很大的人物。有的人認為，在他任內實踐了「總統直選」而稱他為「民主先生」，有的人則認為他掌握了執政黨、政權、軍權、特務、財團和反對黨，凡是不服從他的人，無論昔日長官、盟友、下屬、子弟、甚至繼承人，一概不擇手段，動員一切力量地鬥垮鬥臭，而視他為「梟雄」「獨夫」；只要是支持他的，無論你貪污多少，判刑多重，跟黑道的關係多密切（伍澤元、羅福助），他都幫你開脫，甚至支持你當選立法委員，而稱他為「黑金教父」。他的言行舉止、所作所為，對於像許文龍這樣的「台灣日語族」和「有些人」出現「自由美好」和「屈辱」這樣極端對立的價值觀，當然也不是令人意外的事。

僅就「台灣人的日本觀」這個議題而言，前總統李登輝一向把他治國的困境，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國民黨的舊包袱；而把他自以為是的成就與光彩歸因於1945年以前的日本教育。1994年他鳩集了一批「殖民地肯定論」的學者：杜正勝（主持人）、黃秀政、吳文星、張勝彥（歷史篇）、林富士、彭明輝（社會篇）等人，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雖然學界認為其書內容多違背史實，又充滿了媚日意識，對於日本治台50年少有的正面事蹟又過分渲染，李登輝也不理不睬，仍然規定國中學生於1998年起一體研讀。

許文龍則在他自己的企業體所召募的新員工的教育訓練中，親自講授「台灣的歷史」課程，也高度肯定日本人的對台統治，在治安上達到「夜不閉戶的大同境界」；在經濟上，1939年便邁入工業國家之林，台灣人的生活「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

2000年夏天，許文龍接受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訪問，送了一本《台灣歷史》講義給小林，在談到日據末期，日本人在台灣強徵慰安婦（軍妓）時，認為「成為慰安婦收入穩定、也可以存錢，再加上有嚴格的衛生管理，對她們而言，簡直再好不過」，「能成為慰安婦對這些婦女而言，反而是出人頭地，每個人都是抱著希望進入軍隊」。2000年11月小林的《台灣論》出版，次年2月中文本出版，許文龍的言論受到台灣社會廣泛的批判和撻伐，最後，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偏見與錯誤，以公開道歉收場。

小林在《台灣論》中，記錄了李、許和何既明、彭榮次、蔡焜燦、黃昭堂、金美齡等「台灣日語族」老人的言論，認為他們都是「親日家」和「愛日家」（中譯本刪去，改為「對日本頗為鍾情的人」），坦承「在韓國絕對找不到類似的人」，「至少在公共場合不可能發現」。

小林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戰前不論日本、台灣、中國、朝鮮人民應該都是不幸的，而帶給大家不幸的則是日本國，「但這都和許文龍氏的結論大相逕庭」，許文龍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50年間「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台灣人「嘗到了幸福的滋味」。小林雖然很訝異在台灣會碰到這一群沉溺在「台灣的日本精神」中的「台灣日語族」老人，並為之欣喜若狂，但是，他對於許文龍的說法也不以為然。他假借名導演黑澤明的《七人の侍》（中譯《七武士》）那部影片中的農民，只想苟且偷生、只顧現實利益，既沒有應戰的能力，甚至連應戰的覺悟和反抗意識都沒有的農民來比擬許文龍那一群「親日家」和「愛日家」。（《台灣論》後記）。就一個右翼好戰份子而言，小林把熱愛日本、以樂隊盛大而熱烈地接待小林等一行人的許文龍的「順民史觀」拿來和《七武士》中沒有知識、沒有抵抗意識的農民類比，毋寧是既諷刺又殘酷的。

小林看到日本精神在台灣「復甦」，除了訝異之外，還有一份七武士見獵心喜偏見、偏聽的快感，因此，在日文本和中譯本的封面上（二者不同）都以暴虐的武士來呈現。直到《台灣論》中文版在台灣印行，引起軒然大波，小林才感到台灣社會的日本觀，並不像他所接觸的那些「台灣日語族親日愛日系」那樣單純。縱使是「台灣日語族」也有「反日抗日系」的團體存在，也有像許月里、林書揚、陳明忠等人，在日治時代反日抗日而至今不悔的「台灣日語族反日抗日系」存在。

假如1960年聯合國在列強環伺之下通過的反殖民宣言，代表著一種象徵人道精神和人類正義的普世價值，那麼，小林在《台灣論》後記中所謂：「戰後的日本人看到台灣人的親日，都是立刻腦中一片空白」，那些腦中空白的日本人就符合反殖民宣言所代表的普世價值；而親日的台灣人和小林善紀則是普世價值觀的逆流──反殖民主義的逆流。

前述的現象，不是一時一人所造成的，而是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潛伏／跳躍」現象，接著筆者就略述這種現象形成的歷史背景。

二、日本高壓下台灣人兩極化的日本觀

台灣位居西太平洋花采列島的中段。17世紀以前，日本人順著親潮南下往南洋各地或者順著黑潮北上回日本，台灣都是必經之地，日本人視打狗嶼（高雄）和雞籠嶼為貿易港、避風港和淡水、食物的補給地。 明代未期「倭寇」猖獗，台灣也成為倭寇的巢穴。17世紀中期，中國打敗西班牙、荷蘭、日本等海上勢力，台灣成為中國的殖民地。17世紀末期，第一波移民潮，約有150萬人湧進台灣；18世紀末，第二波移民潮，台灣人口達到260萬。在這段時期，日本的德川幕府，厲行鎖國政策，和台灣沒有什麼顯著的關係。

1823年，日本人佐籐信淵（1769-1850）出版了一本《混同秘冊》──以征服世界「全球混同」為目標，他認為要統治世界，得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要兩線開戰，其一是朝鮮→滿洲→山海關→北京；另一線則是經過琉球取台灣，以台灣為基地經略東南沿海；再由天皇親征逕襲江南，直取南京。《混同秘冊》比《田中奏摺》（1927，次年6月台灣志士蔡智堪潛入東京皇宮抄出）的出現早了一百多年，而日本在中國的「進出」，竟然和佐籐的方略幾乎完全吻合。

日本鎖國之後兩百年，第一次和台灣人接觸就是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同治十三（1874，明治七）年的「琅嶠事件」──日本藉口台灣人殺害琉球難民而出兵台灣。而且在出兵之前，日軍早已經派軍事間諜樺山資紀和水野遵（1896年領台後的第一任台灣總督和民政長官）到台灣各地查訪。日人依田學海根據水野遵的日記，寫成《征番紀勳》一書，敘述日軍侵台的經過，其中「明治七年七月一日」條載：

「台灣彰化縣人廖仕強上書都督（章義：指西鄉從道，時駐恆春）曰：『清官貪虐……客歲用讒言，謂臣侄有富窩藏賊匪，舉兵襲擊。今年三月，復侵我；事逼危急，會日本二大人辱臨，慰藉甚殷。不幸清兵猖獗，燒燬有富家……臣等痛憤切骨，誓欲報仇。近聞都督率兵南伐，天賜機會，伏望愛憐，臣等首尾相應，以除貪官污吏，以活我小民』……從道亦斥其書；不納。」

對於廖仕強、廖有富而言，國家民族是一回事，家族和私人利益是另一回事。由於族大勢盛，想和清朝政府官兵對抗而向日本稱臣，希望能聯合日軍「首尾相應」，自然不是《七武士》劇中無知、無能的農民。這具體反映出台灣某些地方豪強的心態。

1895年日軍征台，對於「有敵意或妨礙者」即實施「無差別殲滅」（不分軍民、男女老幼）和「三光掃蕩」（殺光、搶光、燒光），台北附近新莊、三峽間的「三鶯走廊」掃蕩三次，毀屋三千，殺人四千五百，六萬多人流離失所。據日本隨軍文人今林平藏《蠻煙瘴雨日記》。1896年6月，數日間在台灣中部雲林近山一帶，燒燬村莊56處，民居4,547戶，殺害無辜人民不計其數。上舉兩例只因為它有具體事蹟和數字可計，許多籠統含混的紀錄不贅述，其實，各地殺戮大抵都如前述，死亡總數咸信在十萬以上。

大體鎮壓之後，1898年制定《土匪招降策》，在歸順儀式中將抗日台灣人集體屠殺，第三任民政長官後籐新平（1898-1905）在《日本殖民地政策一斑》一書中，誇示他誘殺抗日份子達一萬六千人。

抗日最持久的，在台灣南部是林少貓，1899年後籐新平在高雄小港劃一自治區給林少貓屯墾，1902年才調集大軍以重炮和艦炮猛轟，激戰七小時才打敗義軍。在台灣北部的則是泰雅族烏來八社的總頭目大豹社的馬來詩昧，他和漢族義軍合作抗日長達12年，1906年還高揭「大谷王」旗號，以「去明（章義：指日本）復清」為口號，出兵攻打台北。日本人設置重重電網（專為此事建設台灣第一個水力發電廠──龜山發電廠）埋設行行地雷，並以大炮轟擊各部落，馬來詩昧才不得不歸順日本。日人將八社分別遷往桃園角板山等地監管。台灣光復之初，大豹社民還上書政府，希望能「復歸故土」，回到台北三峽、烏來、新店一帶原住地，國民政府無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只好擱置不理。

根據台灣總督府所公佈1896-1920年間討伐生番（住在山區的台灣先住民）的紀錄，共討伐生番38次，殺死7,050人，傷4,123人，收繳槍枝29,358枝。1905年調查，原住民人口82,795人，死傷人口約佔八分之一。1920年以後和「霧社事件」的傷亡還沒有計入。收繳槍枝之後的原住民反抗困難，日本人又實施遷社計畫，將原住民遷往低海拔區，以便管理。

日本人佔領台灣，主要目的當然是掠奪台灣的資源。首先是清丈田土、統計戶口，以利統治和收取數倍於清朝的田賦。又扶植日本商人，壟斷台灣糖業，1938年，台灣共有30多家新式糖廠，其中最大的四家日本公司，就擁有土地145,000餘甲，佔全台耕地17.5%。糖業公司控制土地、農人、產量、蔗價，剝削農民，還要在磅秤上做手腳，當時流傳著「三個保正八十斤」的笑話，民間的順口溜：「第一憨，種甘蔗去乎會社磅」就是反映蔗農的無奈。

至於在許多愛日族、親日族口中的「綠色革命」更是笑話。1930年代固然將日本中村稻種成功移稙台灣，台灣米的質量都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台灣人米的消耗量卻大為減少了20%以上，甘藷的消耗量增加了30%以上。台灣優質米在總督府控制下輸往日本，結果東京的台灣米價反倒比台灣便宜，總督府又向泰國進口劣質的暹羅米供台灣人食用。

日本人在台灣山區大肆砍伐優質木材（以檜木楠木為主），1941年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官方的統計伐林面積34萬多公頃，材積2,400萬立方公尺，造林面積不及八萬公頃，成材更不及十分之一。1941年之後濫伐的尚未計入。同時，總督府也向日本和朝鮮大量進口劣質的松、杉等木材供台灣人使用。

在教育方面，是日本人、台灣人、先住民差別待遇的三元結構，不但師資、設備、教材不同，連修業年限都不一樣，使得台灣人升學銜接不易，難以和日本人競爭，除非你當日本人的走狗，子弟才能比照辦理進入日本人的小學校。

在人事方面，根據1945（昭和二十）年日本領台最後一版《台灣總督府職員錄》，161個敕任（相當於簡任）職位，只有一個擔任台大教授的台灣人（0.6%）。2,120個奏任（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0.7%），21,198個判任（委任）職位，只有3,726個台灣人（17%）其中絕大多數是小學教員、街莊役場（鄉鎮公所）低階職員和候補警察。日本統治台灣50年，台灣人只出現過兩個科長、三個郡守、三個法官、九個中學教員和兩個大專教授。沒有一個台灣人進入中上位階的管理職位。

另外，根據統計，在日本本土每名警察管理的人數是1,228人，朝鮮是919人，每名警察在台灣只管547人。朝鮮每平方公里有1.3名警察，台灣則有3.1名警察，台灣是朝鮮的兩倍半，可以說是警察之島。透過保甲組織，日本警察進一步控制了台灣人的一舉一動。

台灣人是日本國殖民地台灣的屬民，不受日本憲法和法律的規範和保護，由總督全權控制，當時的人稱台灣總督為「台灣皇帝」，稱日本人為「四腳仔」，稱漢奸和御用仕紳為「三腳仔」。若干御用紳士曾經組織「有力者大會」幫助日本人壓制台灣人的反抗運動，但是，台灣人組織「無力者大會」與之對抗，而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自治聯盟、台灣工友聯盟、台灣農民協會等各式各樣的抗日組織，更是前仆後繼，都在總督府高壓政策下一一消逝。

少數有良知的日本人敢於為台灣人申冤。日本自由派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便明白宣告「日本的資本，乃是台灣豐富的天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及強固的總督府保護下積蓄而成」。矢內原認為，日本的大財閥都以台灣為根據地崛起，台灣一般庶民則被迫走向無產化，台灣人縱使是大資本家，相對於日本人仍然是卑躬曲膝的被支配者。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因而台灣人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帶有民族運動的特質。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國。為了更有效的控制台灣、攫奪更多資源，便在台灣厲行「皇民化」，其目的是「把台灣人變成像日本人一樣為天皇效命的人」。戰爭末期，40多年來被壓迫、歧視的台灣人，被「一視同仁」的軍事動員，到軍隊中做軍夫、軍屬、軍妓（慰安婦）。日本人恐怕台灣人背叛日本，不讓台灣人擔任正規軍人，日軍有所謂「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的歧視性排序，台灣人只能當炮灰，連軍犬、軍馬都不如。

1948年，日本厚生省公佈處理戰後軍人復員的數字，台灣人日本兵死亡30,304人，復員176,879人，共計207,183人，實際上徵集的當然不止此數。根據同一資料來源，台灣人死亡率，竟然是朝鮮兵的五倍。前幾年「台灣人前日本兵」根據日本的《援護法》要求日本政府「一視同仁」的照應，日本政府以「不適格」（不是日本人）為由，悍然拒絕，只編列少許金額，做為「弔慰金」（參加別人喪禮時的白包）。台灣人要為日本人所發動的戰爭像日本人一樣「一視同仁」的犧牲性命，戰後應該受到照應的時候卻不再算是日本兵（德國在屬地徵集的軍人和本國軍人一樣受到照應），這種奇怪的邏輯，才真是「日本精神」。

1945年3月17日，美軍飛機已經轟炸日本本土，甚至轟炸過東京，日本眾議院才通過「法三十四號」《殖民地政府待遇案》，給朝鮮23席、台灣5席眾議員，再度突顯台灣人是比朝鮮人更次等的日本國屬民。這個法案還沒有準備施行，日本就戰敗投降了。

縱使是在日本人的壓迫、歧視下，人心不同也各如其面，利害的糾葛常教人意識混亂、行為乖張。

有人認為改朝換代是「奇貨可居」，甘為日本人的馬前卒，引日本兵攻進台北城和台南城，殺戮台灣人（辜顯榮、陳中和）；許多人為鴉片、食鹽、菸草等專賣小利而甘為御用紳商；有人組織「公益會」，召開「有力者大會」，宣稱台灣人並不像民族運動者所說的反對總督專制，台灣人也不要爭取設置台灣議會更不要爭民權（辜顯榮、林熊徵、簡朗山、余逢時）；有人自恃為日本屬民的身份，到大陸各地作威作福，開賭場、鴉片館、走私、綁票、姦殺、搶掠、出賣軍事機密；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的台灣流氓，成為治安的毒瘤、大陸人民的眼中釘。1938年德國發動歐洲戰爭之後，山東逐漸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連青島的兩千多家鴉片館老闆，幾乎都是台灣人。

雖然日本人不願意給予台灣人真正的日本國民身份，不在台灣實施徵兵制（血稅），在軍中也歧視被徵召的台灣軍屬和軍夫，可是，在戰場上，有人比凶殘的日本兵更凶殘；有人忘了自己的屬性，隨著日軍侵略中國的進展而懸燈結綵，在嚴禁漢文出版品的戰時，也特許出版漢文《愛國詩集》為日本人「膺懲暴支」（處罰暴虐的中國），而歡欣鼓舞。

其中爭議性最大的則是林茂生的《國民性涵養論》事件。林茂生是日本據台後，最早取得學士學位的台灣人，也是第一個擔任中學老師的台灣人。1920年的天皇生日（天長節，10月31日），林茂生在報端發表了《國民性涵養論》一文，文中以自己認同日本、同化為日本人為榮，指責其他台灣人拒絕學日本話、拒絕做日本人為「國家觀念皆無之台灣人」。此文一出，受到台灣人強烈的批評，吳三連指斥他：

「晏然不知恥辱，何其醜態乃爾……殊令人驚愕不已。」

黃玉齋更諷刺他：

「木本水源，賣祖求榮，小子何敢？高等官林大老爺明察，小人該死，從今寧賣屁股，誓不敢欺負同胞。」

林茂生事件，具體地反映了縱使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代，台灣人也有兩種極端對立的價值觀。縱使在日本台灣總督府的高壓下，很多台灣人，也勇於表達他們對林茂生的不齒。小林善紀筆下復甦的「親日家」、「愛日家」，或許生錯了國家，也或許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生錯了時代。

三、台灣現住民的日本觀

1978年，北京國務院成立「港澳辦公室」，84年訂定《香港基本法》，動用了無數人力、財力為1997年接收香港做準備，一直到1995年，政協主席李瑞環檢討努力了17個年頭的成果，公開承認：要使香港平穩過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儘管香港只是與中國相連的彈丸之地。李也承認，中共在九七事件上「過於急躁」「有時且不知如何處理相關問題」。

1995年4月，筆者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二、二八與殖民地回歸的痛苦教訓》一文，筆者揭示「殖民地回歸症候群」和「戰後復元症候群」是台灣光復之初的痼疾，國共內戰造成的動盪不安和走私貿易引爆了這個火藥庫。

殖民地回歸、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應該是歡欣鼓舞的大事，殖民地的人民卻往往恐懼回歸。九七以前，香港人稱九七回歸為「九七大限」，「大限」在中文有瀕臨死亡的意思，很真實地反映了九七以前香港人的心理。在舊中國，各大都市都有「租界」，租界地域中的治安較佳、市容也比較整潔與繁榮，普遍優於「華界」。租界成為富商巨賈、高官豪強擇屋的第一選項，在上海，連黑社會大亨黃金榮、杜月笙都托庇於法租界。一旦回歸，租界房地價格的暴跌，就足以激起原租界住民的反感（九七之前的香港也有嚴重的房價暴跌、居民外移問題），九江、青島等租界回歸，都曾發生大規模的暴動。先進國的德國、法國交界的亞爾沙斯和洛林兩省，在往復過渡回歸的過程，也都發生嚴重的問題。

著名的印度史學者迪特馬（R.Dietmar），在名著《殖民統治的結束》一書中，曾經廣泛地研究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伊拉克、摩洛哥、東南亞各國和黑色非洲各國，在脫離殖民統治或回歸的時候，都發生過嚴重問題，無一倖免。

經歷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無可避免的和母體形成政治、經濟、教育和效率、紀律上的落差。帝國主義的差別統治，在殖民地內部造成矛盾和對立，甚至在反殖民運動陣營內部也造成相互猜忌。而殖民地教育的反民族主義傾向，使得國家和民族認同也產生嚴重問題。

香港能夠平穩過渡，是中國傾全國之力長期努力的成果。台灣卻沒有那麼幸運，中國不曾想像台灣在短期間有回歸的可能，直到1943年底的開羅會議。回歸的準備期極短，而且政府拙於應付日本的大軍，沒有太多的人力、財力準備解決台灣回歸問題。中國政府接收東北、華北、華東、華南都是一塌糊塗，更別說台灣了。

「殖民地回歸症候群」雖然是筆者提出來解釋「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原因的理論，卻不是「後見之明」。1944年，國府成立準備接收台灣的機構──台灣調查委員會，陳儀和一批台灣出身的專家，早已預見了殖民地台灣回歸時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在他們的會議紀錄中都斑斑可考。有一位許顯耀先生（光復後擔任高雄港務局副局長）甚至明白的指出：

「我國軍警的服裝和日本的比較一下，必使台灣人發生不好的印象。」

許的預言成真，而且成為近年台灣街頭經常演出的諷刺戲。

陳儀政府面臨更大的一個問題：安頓十七、八萬從各地回台的「台灣人前日本兵」（其中包含了曾經在日本軍中服役的李登輝，雖然他是以京都大學學生身份回台），這些台灣人雖然絕少加入正規軍，卻是經歷過戰爭洗禮和皇民化軍國主義訓練的青年，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台灣人前日本兵」向日本人索賠運動中，國民政府處境尷尬的原因之一。

台灣人評比中、日兩國政府統治和管理能力的結果，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重要原因。二二八事件的鎮壓，正如小林善紀所說的，台灣人內心的「日本」，埋藏得更加深裡。直到反對運動勃起，以評比日本總督府和國民政府的治績，來強化反國府、反中國的正當性，加上李登輝的撩撥和公然鼓舞，「台灣日語族親日愛日系」就在小林善紀的筆下鮮活起來。

1950年國府遷台，台灣像抗戰時期的四川一樣，也產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摩擦。直到1980年代，大體維持中央由大陸各省菁英和少數台灣菁英共治，而地方上由台灣菁英治理的樣態，蔣經國執政之後，才打破這種格局，引進大量本土菁英進入中央政府，李登輝就是其中之一。

中央政府理解到台灣人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評價，有礙於國府的發展。因此，遷台之初，就極力剷除日本人所留下的殘跡，例如日文、日本神社、日文紀念碑；禁演日本電影、禁唱日本歌。實際上，日本歌卻以各種形式在台灣流行。筆者在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指導學生張純琳研究台灣城市歌謠，就特別重視這個問題，粗略的估計，翻譯成國語、閩南語在台灣流行的日本歌多達四千首。直到1980年代，「唱自己的歌」運動逐漸成形，本土歌謠抬頭，才能與日本歌抗衡。近年「哈日風」流行，台灣青少年以日本歌星為偶像，對於他們的事蹟也如數家珍。本質上只是「跟風潮」，就像台灣青少年以美、歐影、歌星為偶像一樣，意識型態鬥爭的意義已經非常淡薄了。

1980年代，錄影機逐漸成為台灣人的居家用品，日劇的錄影帶充斥市面。有線電視風行之後，日劇又侵入各個頻道，近年，已有專業的日劇頻道出現，論者已視之為文化入侵現象和美國好萊塢文化入侵並列。實際上，其商品意義也遠大於文化意義。

為了維持法統和國際地位以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國府在美國卵翼和指導下，和日本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1952年，日本利用韓戰爆發後，海峽兩岸的分裂形勢和國際形勢的鉅變，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其中竟然出現：中國在台灣和澎湖的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國、日本國民之間的財產、債權的處置，應由中、日兩國政府「另商特別處理辦法」的條文。這就是國際法上所謂的「相互請求權」，根本沒有戰勝國的立場。台灣人的對日求償、索賠運動就在這個條文之下受到壓制。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片面撕毀1952年的中日合約，相互請求權理應隨之消逝，雙方又以「吉田書簡」等特殊形式保持正式外交關係以外的兩國關係。

國府對日本的隱忍，特別表現在日本歷史的教科書扭曲史實和日本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諸事件上。靖國神社是祭祀日本陣亡將士的神社，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即有違反憲法第二十條非國教和非戰條款的爭議，一旦有這種事情發生，韓國、中共和東南亞曾受日本侵略的各國，都會群起抗爭，只有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保持沈默或微弱的抗議，至今猶然。而日本人把歷史教科書中的侵略行為，逐漸軟化、中立化、除罪化，每回都引起各國激烈抗議，中華民國政府也依然保持低姿態來討好日本。

今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又公佈新審查的教科書，「偷渡」的情況更為嚴重，韓國政府和人民，立即有激烈的抗議，中共稍後也略有表示，國府仍然依舊。當時筆者正在日本。日本友人跟我開玩笑，以男性的性能力嘲弄台灣，雖然不很得體卻又相當寫實。他說：朝鮮是正常青年，一挑逗就勃起；中共有點陽痿，吃一顆威而剛也產生效果，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殘廢，怎麼挑逗都硬不起來。筆者也不甘示弱，告訴日本友人，最好的壯陽藥不是威而剛而是「李鹹」。日本友人不解的問：鹽漬李子真有壯陽效果？舉座大笑。我就告訴日本友人，只有碰到李登輝的問題，台灣政府才有反應，李先生雖然卸任，威力還是很大。不久就發生李登輝要到日本就醫的事件，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竟然召見日本駐台最高官員當面責難，外交部也再三嚴重抗爭，（這是修改教科書事件和靖國神社參拜事件，甚至於台灣人日本兵對日索賠事件和慰安婦事件……都從來沒有的舉動）李先生終究順利成行，終於讓日本友人見識到「李鹹」的勃起功效。

在經濟上，台灣對日本依賴仍深，1960年以前，仍舊維持殖民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態勢，日本是台灣農產品的主要市場。1960年以後，台灣逐步工業化，日本和台灣則形成「垂直分工」的產業結構，台灣成為日本工業的主要代工者，資產、技術、行銷通路、市場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台灣人背負對美國貿易的「配額」包袱，卻只能賺點蠅頭小利的「工腳」，直到台灣的電子產業勃興，才略為改變這種形勢。台灣的重要企業家像王永慶、張榮發、許文龍、高清愿……都和日本企業有密切的關係。長年來，台灣對日貿易都是大量入超，至今仍然沒有改善的跡象。

1950年前後，隨國府遷台的近代移民大約有150萬，大部份是國民黨的黨、政、軍、特、文教、技術官僚和反共的商人、資本家，國府掌握下的黃金，工商資源、生產設備甚至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故宮的文物、中央研究院的善本書和明清檔案、考古資料，還有學者、藝術家甚至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的高僧大德、傳教士也隨之東來，一國之才濟一省之用，自然大大改變了台灣的文化風貌，沖淡了殖民統治50年中的日本風味和色彩。

根據1995年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台灣二千多萬常住民中，1.6%是南島語系的先住民，98%是漢人。漢人當中，69%屬河洛語系，15%屬客語系，近代移民則占將近14%。由於早期戶籍登記制度中，有本籍、外籍之分，外籍又有外省、外縣市之分，因此，近代移民常被稱為「外省人」，其實自1950年前後遷台至今也達50年之久，多半的所謂「外省人」其實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早期，國民黨為了管理和統治的方便，維持近代移民的省籍屬性，1995年才把身份證明文件上的省籍消除，改採出生地主義。近年，許多政客為了選票便於切割操作，也強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差別，甚至於扇惑「本省人」仇視「外省人」。其實，第一代的近代移民多半還是以滿人、蒙古人或上海人、山東人自居，第二代和第三代則多以台灣人自居。

第一代的外省人由於經歷中日戰爭的關係，他們的日本觀和「台灣日語族反日抗日系」的老一輩台灣人相近，每一次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參拜事件的抗議活動中，大抵都以這兩類台灣人為主，他們對於像李登輝、許文龍這類的「愛日家」、「親日家」的言行都頗不以為然。基本上都是由於反殖民主義以及對於戰爭責任的價值判斷的不同所造成的。假若「愛日家」、「親日家」不檢點言行；而日本國對於發動戰爭的道德反省不足，不願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對於殖民台灣的罪惡統治又沒符合聯合國「反殖民宣言」的普世價值的善意表現，前述嫌惡日本的態度，自然還會沿續下去。

四、結論

以極右派自居的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一書中，雖然在接觸了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何既明、黃昭堂、金美齡、謝雅梅……等人的親日言行之後，以「親日家」、「愛日家」來稱呼他們；但是，在該書的「後記」中，他卻以名導演黑澤明的名劇〈七人の侍〉（中譯《七武士》）中愚昧無知、貪生怕死，既無能一戰，又缺乏抗爭意識的農民，比擬這些「殖民肯定論」者為親日家和愛日家，並且加以嘲弄諷刺。可見縱使是高舉「侵略合理論」、「殖民地肯定論」的小林善紀，也會不經意地流露出「反殖民精神」，肯定聯合國《反殖民宣言》所呈現的象徵人道精神和人類正義的普世價值。

2001年4月25日，以自由作家自居的上坂冬子，也在日本出版了《虎口の總統李登輝とその妻》，書中對李登輝極盡諂媚阿諛之能事，書中也充滿了李登輝把他的政敵、盟友、同黨、子弟鬥垮、鬥臭之後顧盼自雄的醜態以及親日排中、作弄中、美、日主政者之後沾沾自喜的得意忘形的模樣。但是，在寫到李登輝的雙重人格和「一面與黨、一面野黨」勾結民進黨打垮國民黨的兩面性時，竟然以21行的篇幅，拿李登輝的「行為模式」和「漢奸」汪兆銘（精衛）相比擬（頁193-194），雖然上坂又有李登輝「不甘於漢奸這個屈辱的位置」的說法，但在用字遣詞之間，上坂對李登輝的輕蔑仍是隨處可見。設若上坂也以普世價值的「反殖民宣言」的立場來檢驗李登輝的「愛日反中」言行，「漢」奸的頭銜，還有認同李登輝是中國人的意味，和李登輝「狐死首丘」連醫病都極盡潑皮之能事千方百計要到日本去的言行比擬，恐怕上坂也不得不承認，李登輝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會像日本社會黨黨魁土井一樣，視籐森（秘魯）中村（帛琉）李登輝（台灣）三人為統治異國的偉大日本人，而《虎口の總統李登輝とその妻》一書也應該改名為《再度君臨台灣的日本夫婦──李登輝和曾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