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組織」的戰略意義

由中國大陸所主導，俄羅斯、以及哈薩克、吉爾吉斯、以及塔吉克等三個中亞國家所組成的「上海五國」論壇 （the Shanghai Five Forum） ，於今年6月14日的五國會議中，在另一中亞國家鳥茲別克加入後，正式改名為「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而將一個原本為鬆散的區域機制（regime）轉變為一較具拘束力的區域性組織。

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首次會晤，同時並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隔年，五國元首又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此後，此一以論壇為形式的五國合作機制便正式啟動，而討論的議題也由邊界問題逐步擴大到政治、安全、外交、經貿等各領域。最後，以中國大陸為首的五國會議終於在烏茲別克的加入後改名為「上海合作組織」，藉由《「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與《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的共同簽署，不但將彼此合作的範圍擴大，更以具體的多邊合作模式強化彼此協商與互助的功能。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與運作在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代，確實具有下列數項戰略意義：

首先、「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儼然將形成一股企圖與美國霸權抗衡的聯盟力量。美國總統小布希上台之後，不但企圖廢除於1972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彈道條約」（ABM），並且展示出積極發展「全國飛彈仿御體系」（NMD） 的決心。小布希的強勢作風雖然顯露出美國的「獨斷主義」（unilateralism）全球戰略部署，但是，另一方面亦激起了其他各國，尤其是中國大陸與俄國的不安。從現實主義的國際戰略考量上思考，結合諸國力量以對抗霸權興起的戰略作為是一種維持自身安全的政策選擇。雖然「上海合作組織」的規模與結盟國間的凝聚力無法與「華沙公約組織」相比擬，但是，如果小布希總統有意升高與中、俄等國的敵對競爭態勢，則新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便將成為六國抗美的重要制衡力量，如此或可能維持著一種「恐怖平衡」的均勢。

其次、「上海合作組織」建立的另一項意含便是形成一個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以及分裂主義的防護網。組織中的中亞四國，其政權常期以來皆遭受到回教基本教義、激進勢力的挑戰，而少數族裔的分離運動更是危害到各國的國家安全。至於中國大陸內部，新疆維吾爾族的分裂傾向一直是令中共政權頭痛的問題，尤其是維族的獨立又曾受到來自中亞回教勢力的外部支持，而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不但表明了各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以及分裂主義的決心，並且已由簽署政治文件階段邁向了簽署法律文件的階段。此外，《上海公約》還首次對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做出了法律上的定義，為聯合打擊「三股勢力」奠定了法律基礎。

第三、除了區域安全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的功能之外，「上海合作組織」的另一項重要戰略思考便是要加強區域性的經貿合作。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俄羅斯研究室主任趙華勝認為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的經貿合作可以分層次進行。它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能源開發，即中國大陸與中亞諸國合作，共同開發並取得能源；第二、「歐亞陸橋」的建立，解決長期約束中亞國家經濟發展的交通瓶頸，不但能使中亞各國的經濟發展與人民生計得以改善，更能強化中國大陸與俄羅斯之間的經貿合作；第三、發展貿易，中亞國家擁有的資源與若干產品優勢與大陸具有相當的互補性，因此解除限制雙方貿易的障礙，將使雙方，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

「上海合作組織」已朝常設性的組織機能發展，六國之間不但已有外交、國防、經貿部長間的例行會議，更成立「協調員理事會」做為常設機關。此外，包括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國皆巳申請入會，因此該組織的未來發展及影響實不容忽視。當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抗衡態勢逐漸明朗之際，台灣的戰略考量究竟為何？是應依附在上升中的美國霸權？或是應力圖改善兩岸關係，靠向中國大陸，以與美國抗衡？或是還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這對主政者而言，無疑是項艱巨的挑戰，而對研究者而言，亦是一項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