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不會自殺，你呢？

晚報頭版的新聞內容在近一年有很大的轉變，主要就是關於自殺的報導大幅增加，而且像是一家人集體自殺的新聞都不只一次登上首頁。在過去三年，比較聳動的是親屬相殺的新聞，其中比較更駭人聽聞的是配偶相殺或直系血親之間的相殺事件。這兩種形式的殺人都很恐怖，但性質不同。為什麼在李總統執政最後四分之一的期間內出現那麼多血親相殺，而在阿扁執政的第一年，則明顯轉為以自殺為主的故事？

殺人與殺血親的意義自然不同，殺血親與自殺的意義也不同，但有一點分析上的共同起點，那就是殺的行為反映出一種對人我分際的不能容忍，故訴諸肉體上的極端毀滅行為，泯滅掉人我的分際，使得因為這個分際所帶來的威脅，徹底消失。殺人與自殺同時都是一種權力的攫取與懦弱的逃避。殺人者藉由消滅他人來主張自己在人我關係中的絕對優勢，但也代表自信心過於薄弱，無法處理死者與我的差異，自殺者藉由自我終結來抗拒外在的壓力，從而否定了任何其他存在的形式對自己有掌握之權，厥為至高的權力聲明，但也表示自己處理不了壓力而尋求絕對的逃避。

但殺的行為因其對像不同而有意義上的重大區隔。殺人者往往反應的是焦慮的情緒，所謂焦慮，是對恐懼的一種預期，即感覺有令自己害怕的事要發生，但不知道是什麼事，或不知道什麼時間、地點。自殺者則通常處於極度憂鬱沮喪的狀態下。殺人者的情感是氣憤，自殺者則是絕望，前者表達的是對自己的不滿，自殺則是對外在環境的控訴。對自己的不滿會令人不安，擔心他人與自己的差異會揭露自己的空虛，所以演變成侵略性的殺人行為。愈是痛恨自己的人侵略性愈高，則血親間的相殺象徵最強烈的自恨。相反的，自殺者卻是對環境的絕望，則與外在世界的訣別就成為對這個世界最嚴厲的懲罰，代表環境的極端不公與墮落。

在李登輝總統主政的12年間，有步驟、有計畫地升高社會上自恨的氣氛。從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開始，李總統強力推動台灣人的悲情意識，強調受壓迫的歷史進程。這個龐大的自恨工程能夠風起雲湧，當然也與台灣受日本殖民有關，也與中國內戰及美蘇冷戰有關，使得生在台灣的人有一種失去自我的空虛，李總統稱這個現象為「場所之苦」。他更進一步將自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描繪成外來政權，所有與他親近的政治戰友，最後都與他反目成仇而遭整肅。事實上，李總統本人就活在一個不斷自我否定的歷史中，他原為日本人，瞧不起中國，後來變成中國人；他原本加入共產黨，後來又揭舉反共的大旗成為國民黨員；他向往日本，但嚴厲批判日本；他同情台獨，但又堅拒自己是台獨主張者。

李總統是日本文化的愛好者，認同日本軍國主義精神；他受美式教育，凡事喜歡用自由主義的觀念來鋪陳；他被國民黨拔擢栽培，浸淫在龐大的黨產與黨機械之中。但是，美國人把日本打敗了；日本與國民黨有八年血戰與南京大屠殺之仇；國民黨受美國頤指氣使，不敢稍有忤逆。他自己的三個主要認同之間充滿矛盾與對抗，剛好是台灣社會的寫照。李總統出現了強烈而經常的自我否定傾向，注定掀起台灣社會中人民相互否定的風潮。這是他主政後期造成社會瀰漫焦慮的重要原因，甚至有著名英文大眾刊物以焦慮之島形容台灣。

應該說，李總統的自恨與台灣社會的自恨是不可分開的兩個心理過程。這種自恨表現成社會上的抓台奸氣氛，造成人人都有受迫害意識，「被打壓」不但是政治人物藉以自侃的流行語，甚至已經成為社會日常用語。這種處處有敵人的心態，造成社會關係的退化，短短幾年間，人際交往高度地受到功利化、物質化、暴力化的影響，訴諸某種暴力乃是理所當然的一種行為選項。俟總統選舉在1996年舉行之後，政治化的人際交往滲透到了每一個家庭，而就是從1997年開始，直系血親相殺的事件，源源不絕地搬上晚報頭版。

好在2000年的大選中，代表分離主義陣營，象徵被壓迫的本土勢力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他以台灣之子的姿態宣稱台灣人民已經不畏威脅與恐懼站了起來，滿足的台灣人民給了他超過80%的支持度。然而，在權力高峰上的他，卻沒有帶給社會大眾一種幸福的感覺。他一再地表現成自己的權力不足；抱怨憲法沒有給他充分的授權，指責在野黨利用國會杯葛他；怪罪舊官僚體系不配合他；感歎內閣閣員能力不足以擔大任。他不斷透過宣傳要百姓對他放心，卻一再又試圖動員百姓來幫助他爭取更大的權力。

老百姓不感覺自己犯了任何錯，甚至相信自己不畏威脅恐懼而選擇總統的權力已然顯現，卻受到在政治不安、經濟蕭條方面的懲罰，這懲罰極其嚴厲，因為人們對政府的無能簡直無法解釋，對站在權力頂峰的人感歎權力不足不能感同身受，對自己已經代表台灣人民站起來的讚揚不能落實。爭權力爭到牛角尖的政府，一再地在口頭文字上針鋒相對，卻在情感上體會不了民間的絕望之情，何以致此？

民進黨與扁政府對權力的期盼與掌控之間出現矛盾。他們期待自己還有更多的權力可以抓住，先是各部會，接著各種委員職位，再來是銀行與各種公益團體，還有國營企業的肥缺待更替，甚至連私人機構如私立學校都可以染指。在民間經濟大餅迅速萎縮的同時，扁政府還有層層不窮的職位沒有政黨輪替，所以阿扁自己覺得權力資源尚待進一步累積，怎麼體會民間是處在資源大量消失的恐懼之中。於是，扁政府也不可能有效迅速回應於民間的需要，則民間一度引頸而望的紓困，到頭來皆淪為臨時急就章，一兩天之後就束諸高閣的所謂方案。任何陷入經濟困境的民間人士往前望，無不感到前景模糊，人們甚至已經不知道有麼可以期盼。有的人試圖往大陸發展，立刻受到政府的騷擾，騷擾無效的時候，當事人的忠貞就會遭政府質疑。

一個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的社會，在以為自己已經展現最高意志的當兒，失去了努力的工作目標，從最喧囂的歡呼中，跌到了沒有未來的絕境之中，那些帶著孩子自殺的父母一定已經極端絕望了，甚至不相信下一代還有機會。是誰把他們連期待的能力都一起剝奪掉了呢？阿扁的答案是，因為他把外交與兩岸關係處理得太好了，所以人們才會把眼光放到暫時解決不了的經濟問題。看來，阿扁是不會自殺的人，那就只好讓我們老百姓繼續死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