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遏制中國崛起之源由與策略

1815年至1914年在「權力均衡」之國際體系下，世界經歷了一百年的承平盛世。但業已走入歷史的20世紀卻是充滿了血腥與暴戾的年代。世界有幸未被核子武器所吞噬，卻經歷了兩次基本上是帝國主義者互鬥的世界大戰（也可稱為「白人」的內戰）；禍延三分之一世界人口（中、俄及其他小國）的革命戰爭；以及牽動全球的冷戰。百年轉瞬，蒼生何辜，時事變幻似流雲，世局滄桑彈指間。這一百年的歷史再度清晰地顯示保羅．甘迺迪所稱的「強權興衰」的歷史輪迴（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1986），也證實了三大意識型態之起落：（一）共產主義對國家邁向現代化之不可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是永遠的烏托邦社會。因此蘇聯大帝國之崩潰是自然的結局，馬、列、毛思想之被修正是不可避免之局勢；（二）帝國主義者之擴張與侵略，必然導致悲慘之結局。大英帝國已成明日黃花。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妄想建立之「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想亦已幻滅；（三）霸權主義之再度抬頭：美國碩果僅存的超極強國地位與咄咄逼人的姿態，迫不及待地宣佈，毫無忌憚地同「善意的美國霸權」（Benevolent American Hegemony，語出美國國會於2月1日致布希新政府備忘錄）。

為了實現這「善意的霸權」，美國正大張旗鼓地重振雷根時代的星戰計畫，積極地部署全國導彈防禦系統（NMD）。雖然早在1972年美國已簽訂了ABM條約，副總統錢尼於2月2日對記者的說詞是：「那是與當時的蘇聯簽訂的協議，如今蘇聯已不存在，自無遵守的必要！」國防部長倫斯斐也一副氣勢凌人地表示：「任何反對NMD的論調不值得重視。」更進而意有所指（中國）地悍言，「唯有TMD才能使遠東情勢穩定。」副國務卿阿米塔奇在美國對外關係協會中率直地聲稱「布希政府的要務是維護自身的利益，而非冷戰時期的協議。」言下之意國際協議乃權宜之計，國家行為可以「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為了霸權之伸張，美國海軍早於二年前已在澳洲松峽基地派駐解碼人員，監控亞洲各國海軍之活動（1月27日《澳洲人報》）。今年《詹氏國防雜誌》2月號也報導了美國國安局兩年來正以商業合作包裝方式，以通訊公司名義進駐台灣國防部中情局所屬的陽明山秘密基地，搜集及分析取得之電子情報。在在都顯示出美國正以積極的態度，營造「建設性緊張」（Constructive Tension）。

主導國際格局垂一百年之久的美國，其霸業之興起雖頻臨其他列強之挑戰而各有鼎盛春秋，但根據去年發表的四年一度的「國防檢討總報告」中，美國認為就「武力結構」及「軍事裝備計畫」等層面檢視，美國仍將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強國而沒有全球競爭之對手，其軍事預算將維持現行的參仟億元左右，而其現役的10萬陸軍師，12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亦以及20個空軍戰鬥機聯隊，藉由引進新武器及電腦化，可以同時從事兩場大規模的區域戰爭。雖然國務卿曾公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卻恃其世無匹敵的軍力，一再恐嚇中國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海峽兩岸純屬「內政」的問題。

美國之強大，能在獨立後短短的二百二十幾年裡，建立起一個歷久不衰的大帝國，叱吒國際風雲逾一世紀，自有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地大、物博、東西兩岸濱臨大洋，從無外犯之憂。立國後的二百多年裡，除了四年的內戰外，從無天災兵禍，在只有建設沒有破壞的得天獨厚環境裡，盡享風調雨順的太平日子。而其對外政策之霸氣亦有歷史所塑造成的民族性之背景：自負、自信、自強。四百多年前兩批清教徒分別在1608及1620年乘著五月花號，越洋跨海，秉持著英皇頒賜的特許狀（Charter）以「上帝選擇的子民（God`s Chosen People）」自居，來到了北美這塊資源豐沛的土地上，「發現、征服、佔有」地披荊斬棘，開疆闢土締造了一片大好河山。自負地認為他們有「天負使命」（Manifest Destiny）來教導先期而來北美的化外之民，英皇頒發的特許狀中清楚地詔示這些冒險者：原始的住民「無能」，也因此「無權享有這塊上帝賜予的土地」。美國具有的價值觀，應遠揚地放諸四海而皆准。美國人一直信守不渝此種思維，甚至在去年總統大選中仍是候選人布希競選政綱之核心。

當二戰方殷，在群雄並立的情勢下，美國尚有平等合作之念，希望在聯合國體制之下，以「四個警察」（中、英、美、蘇）之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可是曾幾何時東西兩大集團並起，美國即自信滿滿地豎起「美國保護傘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之大纛，從自我「警察」角色中提升為「警長」，瀕瀕對他國內政頤指氣使地指指點點，介入了29個國家之內戰，在全球各地遍設軍事基地，以維護不可分割的世界和平。但解密文件卻透露了南征北剿的正義之師，事實上是「要填補大英帝國在戰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國務院六十八號文件）。

冷戰期間美國展開了充滿了霸道色彩的外交政策。韓戰開始未久，杜魯門總統即以一道命令撕毀《開羅宣言》，片面地改變了台灣的地位。將中美之間的楚河漢界推至中國大門－－台灣海峽。在其後的半世紀，海軍陸戰隊更隨意以不同藉口登陸黎巴嫩（1958），格瑞那達（1983）、海地（1994）。而「警長」最精彩的傑作當推捉拿巴拿馬總統諾利厄加（Noriaga）（1988），押送到邁亞美審判其不法行為。至於出兵越南，提之令美國眉飛色舞的海灣戰爭（1991）等軍事行動，又是依據聯合國的那一號決議案？美國自負地以「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期許自己，不惜以「孤獨超級強國」（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 Affairs March-April, 1999）之姿態，在國際權力結構徹底的改變下孤軍奮鬥。在歷史的長河裡，美國主導了國際事務歷一百年之久，成績可算輝煌。但美國的孤獨超強地位也應有「夕陽無限好」的危機意識！

的確，「自信」與「自豪」也許是美國外交政策上最大的動力。美國國歌一開始的「看那晨曦初綻，旭日東昇，讓我們驕傲地歡呼……」（Oh!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 we hail），即充分地反映出這個國家的樂觀與自信。此種心態使美國在外交事務上，無可避免地走上帶有幾分霸氣，雖然其中也偶有幾分「王道」的色彩。譬如西方列強（以及日本）在利慾薰心的驅使下，從事鯨吞蠶食中國之際，倡導「門戶開放」以維護中國主權之獨立，領土之完整。但與此同時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美國也絕不後人。國會裡甚至有「這樣的中國，應該好好地揍她一頓」的聲音。後人讀史只看到「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光輝之一面，而忽略了「門戶開放」後面隱藏著「利益均沾」的貪婪嘴臉。當然在強權政治如日正中天之際，威爾遜總統能登高一呼「民族自決」，倡導國際聯盟，精神已足令人欽佩。以國際社區力量締造和平，更是人類智慧之發揚，只惜這種充滿理想的希望，經不起義大利侵犯阿比西利亞，以及日本兼併中國東北的挑戰。史汀生「不承認主義」之宣佈，只不過是一股微弱呻吟。在驚濤駭浪的國際事務中，沒有產生任何效應。

美國在國際上的願景儘管孤獨，但必須藉詞找個虛構的挑戰者，才能突顯她目前的「超強」地位。10年前東歐之崩潰，蘇聯大帝國之解體，使唯我獨尊的超強－－美國對建立一個「單極多元的」的國際體下，帶來「爭取最後時機」（Richard M. Nion: Seige the Last Moment, 1994）的急迫感。「中國威脅論」與「文明衝突論」乃應運而生。因此在關係正常化以後的21年裡，中美之間齟齬不斷，一連串的行動接踵而起，犖犖大者如天安門事件後的「黃雀行動」、銀河號事件、拒絕支持中國申辦奧運、美日安全加強法之通過（眾議院）、「誤」炸南聯盟之中國大使館，以及蓄勢待發之發展及部署之NMD，在在都使十幾年的中美關係從未「正常化」過。而在大眾媒體裡，敵視北京更蔚為風氣，中國成了邪惡國家之首。影響力巨大的《外交事務》雙月刊在1997年3月，為響應《時代週刊》專欄「為什麼我們必須圍堵中國」（1995年7月31日），發行了紅筆套色的「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專刊。前仆後繼地由杭廷頓教授著書立說《文明衝突論》，孟羅（Ross Monro）為文《即將來臨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系列的「圍堵中國」戰略建議源源而出，包括呼籲與印度建立共同安全機制，在遠東出現的新溥儀李登輝便立即呼應結合印度、南韓、台灣、日本來圍堵中國（1999年夏，李於對日本訪問團之談話）。

1993年柯林頓在冷戰煙硝甫定之時入主白宮，此際蘇聯解體，美國正企圖重振霸業，而中國之於此時崛起，自然構成不容忽視之挑戰。但是畢竟中國沒有擴張的民族性，新一代的領導只想把中國帶入現代化的正軌，讓12億人口得能進入小康之境，國家能走出一個半世紀受盡凌辱之陰影。美國之領導階層雖然十分清楚，無論從經濟、軍事、科技之角度審視，美國之領導地位絕無被中國取代之可能。具有軍人背景的國務卿鮑爾在2月4日的記者招待會中不是坦言「中國在軍事上落伍得很」麼？但這不足以滿足美國的安全感。因此不同的「文明必引發衝突」便成了新的矛盾。

倡導文明衝突的杭廷頓似乎有意忽略了不同的東西文明，相容並存了數千年，為何到現在才構成挑戰，才威脅到西方的價值觀。美國頻頻以「人權」醜化與魔化中國。但70年代，當中國正陷入天翻地覆，自相殘殺的文化大革命裡，美國不但隔洋觀火，更積極地拉攏次要敵人的毛澤東政府以對抗主要敵人的蘇聯。「人權」在當時的對話政策上毫無意義。可是在13年後北京發生了動搖國本的天安門事件，美國則大肆以「人權」相譴責與制裁。文革期間如有美國預役的「黃雀行動」，也許可以真正地拯救了大批的中國菁英！令人稱奇的是鎮壓示威的行動一旦終止，即神速地出現了36個工作站來掩護為首份子的逃亡，最後人人有獎（學金）地在美國安頓了下來。

「富」「強」甲天下的美國，有如怕衰老的女人，內心有一股偏執的恐懼，因此中國在政治上之安定與經濟上的進步，對她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威脅，「抑制中國」便是這種恐懼心理的產物，而導致政策走上了歧路。需知「改革」與「開放」後的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意識高漲，人人往「錢」看，希望日子過得更好。大家拚命想往美國跑，目前有數以萬計的學生在美國接受教育，這是何等壯大親美的現象。對美國又何威脅之有？美國領導階層必須瞭解，抽像的政治目標，不論是「共產」或「民主」，在中國人心中早已失去號召力。市場經濟已徹底瓦解了數十年來毛澤東培植的政治意識型態。「民主」（權力的更替）與「自由」（人權的保障），都必須在人民能得到豐衣足食之條件下才能得到實現。美國動輒以「人權」相責中國，以人權作為貿易談判的籌碼，試問美國在二戰後支持過多少獨裁，暴虐的政權。當年退居海隅，王氣盡消的蔣氏王朝，不也是在美國的護翼下作了二十幾年的金陵殘夢。而美國在自身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基本的「民權」也歷經了漫長的一個半世紀才建立起來的。婦女、黑人是經過示威及激烈行動後才得到與生俱來應有的投票權。因此美國在中美關係上頻頻以「人權」相責，這種道德標準是經不起考驗的。

對外關係原應建立在存異求同及相容不悖的基礎上去謀國家利益。尊重他國文化所產生的價值觀，則更是應遵守的金科玉律。亞洲人常語帶自我解嘲地描繪「新加玻有民主但沒有自由，香港在英國統治下，有自由但沒有民主。」但在那些地方安居樂業的人民，卻未見其對政府之政策要常常走上街道去示威、抗議。這顯示出在不同文化裡所產生之不同「價值觀」，卻「不必然」產生衝突。社會的和諧可在相容並蓄之氣氛下產生。易言之，美國的對外關係不想去發現、營造「潛在的朋友」，而是在不斷地尋找「潛在的敵人」。因此認定不同的文化，亦足以構成「潛在的對抗者」。「文化衝突論」認為「回教世界充滿了血腥」，但美國對付小小越南卻也炮彈如雨。據待證實的數字，在越戰期間，這個彈丸小國所挨的炸彈竟超過二戰所用炸彈的總和，更遑論濫殺無辜的「美來村大屠殺」！這種強行推銷美國價值觀，歷久不衰的屢屢出現在布希新政府的言論中，鷹派大將國防部長倫斯斐就任不到兩周，一副惡漢的的口氣宣佈：「美國的價值觀才是我們最高的國家利益，任何反對我們發展及部署NMD的言論不足重視。」

任何外交政策理應以良好的外交關係為終極目標。可是布希以弱勢總統（以少數普選票當選，兩黨席次平分秋色的國會，以及就職之日招來萬人群聚在華府示威）入主白宮，卻以強勢總統施政。外交政策由一群對「潛在對抗者」毫無認識的策士如錢尼副總統、萊斯，甚至鮑爾等操盤。國家安全顧問萊斯未上任（12月3日）在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的座談中發言，即鎖定「北京對華盛頓構成威脅，台海是中美潛在的安全衝突點，美國部隊應隨時待命以維護台海及全球性戰略地區之和平與穩定……適度地干預海外。」磨刀霍霍地先把「流氓國家」伊拉克教訓一頓。2月17日再度與英國聯手濫炸伊拉克南部。雖然此舉引起全部回教國家甚至一些盟國（土耳其、德、法）的譴責，但畢竟「此是後事」。這些言行自然引起國會保守派的喝采與迴響。早於布希就職前一周鷹派秘密緻函當選人，強調傳統上以側重「穩定」的外交政策必須揚棄，主張積極軍力推行「善意的美國霸權」，發揚美國價值觀而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精神，以影響他國作體制上的改變。這種思維是與「和平共存」的國際潮流大逆其道，與半世紀的杜勒斯精神，實有前後輝映之色彩。

新世紀在美國新政府之主導下，於焉展開了一場新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