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種族帝國主義曾在征服中國之戰中(1931至1945年),肆其瘋狂獸性,奸擄燒殺,中國人命犧牲三千五百萬以上,物資財產損失之巨大,無從估計。蘇維埃赤色帝國主義於1945年8月,在日帝投降之際,立即進兵東三省,並與外蒙軍侵入熱河、察哈爾,劫掠一空,並先後誘迫國民黨與中共與其訂立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攫取我東北各省權益,製造外蒙古獨立。至1960年代,蘇帝又在我北方及東北邊境,陳兵百萬,與解放軍衝突,並準備以核武襲擊中國。美帝國霸權主義自1950年代至今,半世紀多以來,阻止中國統一強大,並將中國列為核武攻擊之對象。近代國際強權,心狠手辣,傲慢偏執,乃至喪心病狂,令人震驚、發指。茲將中國在核武方面所受到的威脅,簡述於下。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約翰.紐豪斯曾撰寫《核子時代的戰爭與和平》一書,披露有關美蘇在20世紀內,曾有四次欲對中國、北韓、越南等亞洲國家動用核武之細節。(紐約《明報》,1999年8月30日。)
韓戰期間(1950至53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曾表示要動用原子武器。當時,原子彈已運抵日本琉球的美軍基地,美軍遠程轟炸機將隨時對中國大陸和北韓發動核武襲擊。後來雙方經由談判,韓戰宣告結束,此事於是作罷。
越戰初期(1954年),法國曾召見美國駐法大使,表達希望美國在亞洲動用二至三枚原子彈,以維護法國在越南殖民地的利益,美國未便同意。
1958年爆發台海金門危機,台灣海峽情勢緊張。美國為避免失去台灣,杜勒斯等人不斷向美國總統艾森豪施壓,聲稱如果要保衛金門、馬祖兩島,就必須使用原子彈。但在各方的壓力下,再三思考之後,艾森豪終於放棄使用核武之打算。
1969年夏季發生珍寶島邊境衝突,蘇聯想對中國的核子設施進行空襲,或與美國聯手攻擊中國的核武研製基地及其他核設施。蘇聯並透過駐外武官試探美國態度,當時尼克遜總統計畫「聯中制蘇」,而予以回絕。
美國國防部於1954年4月17日完成一項備忘錄,題為《朝鮮半島可能行動方向之分析》,於1994年12月14日解密,謂中共若違反韓戰停火協定,華盛頓有一套詳細的因應計畫,「包括使用核子武器,對敵軍施加最大的傷害。」(見台北《中國時報》1994年12月14日,綜合華盛頓12日外電報導。)
這項有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幕僚長卡恩斯准將簽名的備忘錄,向「聯合戰略計畫委員會」下達指示說,美軍「要對朝鮮的軍事據點,以及中共用來直接支援朝鮮行動的中國東北和大陸其他地區軍事目標,施以傳統及適度核子武器的攻擊。」備忘錄顯示,美軍也準備封鎖中國大陸港口、奪取中國離島,及協助國民黨部隊突擊大陸。這項文件也說,「中共若在中南半島發動公然侵略」,美國也將以同一計畫所擬定的手段,從事因應。文件中所稱中南半島,包括越南、寮國和高棉。(同上)
美國曾定計對中國大陸全面核攻擊
據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研究人員所整理的國務院絕密解禁文件表露,1958年8月13日,當時國務院政策計畫室主任史密斯,在寫給當時國務次卿赫特的備忘錄中說:「目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之戰爭計畫,要求通過對共產中國進行核子攻擊,以防衛金門和馬祖。核子攻擊目標包括人口非常稠密的上海、杭州、南京、廣州等地區之軍事設施。」(紐約《世界日報》,2000年7月19日)
史密斯又說:「雖然核子攻擊將使用『低當量』核武器,其中仍然包括與投擲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相同當量為兩萬噸黃色炸藥的核武器。據我判斷,在戰事結束之前,這將造成數百萬平民之傷亡。」(同上)
史密斯備忘錄附件之一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交的《有限戰爭》研究報告之摘錄,其中說:
--如果金門、馬祖、台灣或南韓遭到侵略,要對共產黨中國的領土進行縱深攻擊;儘管仔細地和有選擇地使用核武器,仍然會導致大批平民傷亡。
--受攻擊的目標一般在戰爭現場約五百哩半徑範圍內,還要加上對方用來準備攻擊的、位於任何地點的目標。雖然該地區包括許多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機場和其他目標,但還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廣州等人口極為稠密的地區。
--北京幾乎肯定會立即攻擊台灣,和立即涉入戰爭的美國軍隊和基地。
--如果攻擊台灣,有必要對整個中國大陸進行核子攻擊,因為根據預料,中共在採取進攻時,實際上會動員其全部作戰力量。
史密斯擔憂執行這一作戰計畫將會引起美蘇之間的全面核子戰爭。他在備忘錄中寫道:「總統最近指示國家情報機構,準備一份關於中國、蘇聯及自由世界對美國在遠東的有限戰爭中使用核武器之反應的報告。報告的結論說,如果我們執行目前的軍事計畫,北京及其盟國蘇聯可能會被迫作出反應,至少會對台灣和第七艦隊進行核子攻擊。根據我們目前的戰略觀念,這就是美蘇之間爆發全面核子大戰之信號。」(同上)
因此,史密斯建議美國國務院不要對防衛金門、馬祖公開表示立場,以避免美蘇之間發生核子大戰。他寫道:「根據上述考慮,我似乎認為,美國並不擁有一個政治上可行的防衛金門、馬祖的力量。我很懷疑,在進攻金門、馬祖時,我們是否應該冒發生全面核子戰爭的極大風險,執行我們現在的軍事計畫。」(同上)
以整理出版《季辛吉秘錄》(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聞名的歷史研究員柏爾(William Burr)和李徹森(Jeffrey,T. Richelson),曾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雜誌上發表文章說,蔣經國以國防部長身份在1963年9月訪美期間,與甘迺迪和中央情報局長麥柯恩(John McCone)等官員會面時,曾討論派遣三百至五百名突擊隊攻擊大陸核武設施的可能性。
柏爾和李徹森所屬的「國家安全檔案室」(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取得的解密文件顯示,中國大陸在1964年10月16日宣佈完成首次原子彈試爆之後,蔣介石總統極為震驚,一再要求美國,在北京取得投擲原子彈技術之前,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但甘迺迪已遇刺身亡,而繼任的詹森總統、國務卿魯斯克和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擔心北京介入逐漸升高的越戰,決定按兵不動。(紐約《世界日報》,2001年1月12日)
解密文件顯示,相對於甘迺迪考慮對大陸設在蘭州和包頭的核武設施進行突擊或空襲,詹森對大陸取得核武較不擔心。基於競選連任和國際形勢等考慮,詹森的主要因應之道是,遊說盟國管制高科技產品,避免助長大陸的核武發展計畫。
當時蘇聯與中共交惡,因而甘迺迪曾經考慮與莫斯科聯手,以軍事或外交手段迫使大陸停止發展核武,但蘇聯不為所動。(同上)
當年詹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班迪(McGeorge Bundy)在已解密的一份備忘錄中建議,先發制人,對中國展開襲擊,以摧毀中國的核子設施。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負責擬定軍事攻擊行動,其中一個方案即不惜以核子武器來達成任務。中央情報局亦策劃對中國羅布泊核子試驗場展開破壞行動。但詹森政府官員經過一番冗長辯論後,認為軍事行動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不值得一搏。最後只得打消攻擊念頭,任由中國發展核武器。(《洛杉磯時報》,1998年9月26日訊)
1960年代美試圖摧毀中國核武設施
史丹福大學華裔史學教授張少書所著《朋友與敵人:美國、中國和蘇聯,1948至1972年》與前任《紐約時報》記者李查.賴維思所著《甘迺迪總統傳:權力之素描》兩書,對甘迺迪和詹森政府試圖摧毀中國核武設施之內幕,有詳細之敘述。(見《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林博文專欄報導,1997年4月8日)
甘迺迪於1961年1月就任總統後,太平洋美軍總部即密報白宮,稱中共可能在1962年年底試爆原子彈,並將於1965年擁有小型核子武器。曾任甘迺迪和詹森國安顧問的羅斯陶說,中共將擁有核子武器的消息,把大家都嚇壞了。他說,「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許是中國試爆核子武器。」甘迺迪的文膽兼顧問索倫森表示,甘迺迪上台後,對禁核並無興趣,但甚擔心中共成為核子武器國家,因此乃大力推動簽署禁核協定,希望藉由這項協定以阻止中國發展核武。
1961年10月,甘迺迪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亞瑟.柯洛克訪問時說,中共一定會製成原子彈,中共有了原子彈以後,「整個東南亞將會被中國吃掉」。1962年1月,甘迺迪終於按捺不住,乃指示白宮國家安全會議評估中共發展核武之前景,以及中共核彈對美國在東南亞地位之衝擊。曾任美國裁軍局局長維廉.福斯特說,甘迺迪確信必須對中共核武威脅加以制裁或排斥。1963年1月22日,甘迺迪在國安會上強調,核子禁試條約的重點之一,就是對付中共。
當時國務院情報與軍事局長(後出任遠東事務助理)希斯曼亦曾參加是日之會議,他在現已解密的文件中記錄了甘迺迪談話內容:「如果蘇聯想要禁核條約,而此條約又能防止中國發展完整的核武能力,則是值得的。我們完全不能想像中國擁有核武能力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中國的確很危險,禁核條約若真能阻止中國變成核武國家,則此條約是不錯的,我們實在不能讓中國擁有核武。」(同上)
甘迺迪於1963年1月在白宮邀宴法國文化部長馬羅時,再次強調中國擁有核武之害處,他說:「一個核子中國,將對人類之未來和自由世界和全球之自由,構成重大威脅。……中國人寧可犧牲數億自己的同胞,以遂其侵略與好戰的意圖。」(同上)1963年7月,甘迺迪要求前往莫斯科開會的老外交家哈里曼詢問赫魯雪夫對阻止中共發展核武的意見,「並問他是否願意採取『蘇聯行動』或『美國行動』?」所謂「蘇聯行動」或「美國行動」,即是由蘇聯或美國出師摧毀中國之核子設施。
其實,哈里曼赴蘇會談之前,甘迺迪政府已討論過採取武力阻止中共發展核武之計畫。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曾草擬一項備忘錄呈報甘迺迪,建議使用「經濟或軍事懲罰」方式對付在禁核方面不合作的國家。在一份極機密的文件中,麥納瑪拉更露骨的建議以武力對付中國,該文件有一單元標題即為:「武力或其他方式對付共產中國」。以何種「武力」對付中國核子設施?答以最可行的方式即是「空襲」位於中國西部邊陲地區的核子基地。
1960年代初期,中蘇共分裂尚不十分嚴重,國家利益考慮尚未超過意識形態,故遲疑以武力阻止中共發展核武。1963年8月5日,美、蘇與英在莫斯科簽訂《核子禁試條約》,同年11月22日甘迺迪被刺身亡;詹森總統最關心的大事是越戰,恐懼中共參戰;因此種種,未以武力阻止中共發展核武。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國民黨領袖們(蔣介石、宋美齡、嚴家淦等)呼籲美國摧毀大陸核武設施;美國保守派大將威廉.巴克萊於1965年1月在其所主編的《國家評論》上,大聲疾呼,主張美國應掃除中共的核武儲存,要求「全面摧毀」中國的核武能力。同年6月1日,巴克萊又在其雜誌的社論中,發出相同呼籲。中國有幸,美台反共保守派之呼籲未能實現。
1999年10月,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曾揭發美國於冷戰時期(1960年代),在海外27個地點部署核武,以圍堵共產勢力之擴張。這些地點包括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澳洲、新西蘭、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同年11月在美國有一本新書《印度核彈》出版,作者佩爾科維奇提供詳盡資料,顯示美國為抗衡中國及前蘇聯之共產勢力,曾計畫向印度及其他亞洲友好國家提供核武。(見紐約《明報》,1999年10月30日。)
佩爾科維奇之書系根據美國已解密文件以及對印度科學家和政府官員之訪問寫成。書中指出,印度是最先得到美國核技術的國家。他寫道:「美國的基本構思,是一旦中國發動侵略,美國為其亞洲友好國家安排接收和動用由美國提供的戰略核武……」(同上) 佩氏系弗吉尼亞州一慈善團體瓊斯基金會轄下「世界安全計畫」之籌辦人。他從所搜集的各項資料,例如1964年美國國防部一份現已解密的文件,得知美國有意向印度、日本、澳洲等國家提供核武。這項文件透露,美國特別關照印度,於一至三年內助其發展核武。
佩氏認為美國當時此舉有二用意:一為美國懷疑印度有能力在一至三年之內自行研製及試射核彈,美國此舉是希望阻止印度的核武計畫;二為美國希望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用核武」,以對付中國。
佩氏在其書中指出,根據上述計畫,美國將會協助印度改善軍備,包括改良戰艦、訓練軍隊,甚至向印度提供訓練用的仿製武器等。不過,華府同時又向巴基斯坦提供同等的協助,以防止巴國反對美國協助印度。
1998年5月,印度進行五次核子試爆,聲言以對付中國為主要目的,對中國構成極大威脅。台北政治評論家毛鑄倫先生寫道:「眾所周知,印度的核武建軍過程經歷了英國、蘇聯、美國的幫助,一路發展迄今的,其中美國的因素應更具決定性。我們合理的推想,印度搶在柯林頓訪問北京之前月餘時間試爆,其動機以及與美國戰略的遙相呼應,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台北《海峽評論》,1997年7月,頁6至7。)
2002年3月8日《洛杉磯時報》報導,該報已取得美國防部於今年1月8日送交國會的一份機密報告《核子態勢檢討》(Nuclear Posture Review),其中指出,布希政府已指示國防部軍方備妥動用核子武器緊急應變計畫,準備對中國、俄羅斯、伊拉克、北韓、敘利亞、伊朗和利比亞等七國使用核子武器。(紐約《世界日報》,2002年3月9日。)
《洛杉磯時報》的國防分析家柯爾金設法取得一份該機密報告。報告說,在三種情況下可能使用核子武器:一、對付可能禁得起核子攻擊的目標。二、報復敵人的核子、生物、化學武器攻擊。三、應付突發軍事情況。
美國官員早已承認,他們有使用核子武器攻擊俄羅斯的詳細計畫。但是,國防分析家表示,這份報告顯示,美國官方首次列出攻擊多國的名單。積極主張管制武器的人士表示,這份報告指示軍方發展小型核子武器,顯示布希政府有意忽視長久以來的禁忌,也就是除非萬不得已,絕不使用核子武器。他們認為,此種行動將鼓勵其他國家也認為應該發展核子武器,掀起核武競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3月11日說,中方對美國此一計畫「深感震驚」。利比亞官員表示,美國計畫令人難以置信,他「不認為美國打算毀滅全世界。」以「愛好和平」自詡的美國,誓言要維護「無限正義」和「永久自由」,在新世紀、新千年之開端,竟然以核子武器威脅七個主權國家。俄羅斯不是早已放棄共產主義而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嗎?中國不是已經改革開放了二十多年嗎?半世紀以來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為何一直領導著軍備競賽?為什麼以中國、俄羅斯,和整個回教世界為敵?我們只能說,這是美國強權霸道的傲慢、偏執、瘋狂,令人震驚和憤怒。
不過,稍一思索,在新世紀從事新冷戰,磨刀霍霍的美帝國霸權主義,唯我獨尊,一意孤行,恃強凌弱,不自今日始。除上述自1950年代美國反共、反華之歷史看來,布希政府之對華強硬政策,其來有自。
《華盛頓郵報》3月11日訊稱:布希政府把七個「流氓國家」列為美國核子武器可能攻擊目標的《核子態勢檢討》報告,是倣傚前總統克林頓五年前簽署的一項核子指令的做法。
被稱作PDD-60的克林頓總統指令,決定減少美國瞄準俄羅斯常規部隊的可立即發射核子武器的數量,同時增加一些針對中國的攻擊目標。PDD-60在當時被視為美國核子武器政策轉變作準備,美國計畫宣佈結束雷根的發動和打贏核子戰爭的理論,大幅削減美國核子武器。
前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說,克林頓的指令還引發了後冷戰時期準備攻擊其他國家目標的觀念,指令稱這是「適應性計畫」。在布希政府的報告中,也使用了同樣的措詞。該官員說,根據這一觀念,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有關機構曾起草應急計畫,使核子武器攻擊的目標包括俄羅斯和中國以外的國家,就像以前其他總統執政時一樣;然而這次包括所謂的「流氓」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北韓。(紐約《世界日報》,2002年3月12日。)
所謂「國際社會」,原是由不同種族、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許多國家所構成,利害衝突,在所難免。惟近百餘年來,日本、俄羅斯和西方強權,針對中華民族,他們所表現的傲慢、偏執、冷血和瘋狂,罄竹難述,人神共憤。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亡華戰爭,等等,一部近代中國史,實即一部列強侵略中國史。中國民族為爭取生存、自由,維護主權領土之完整,竟被指為「狹隘的」或「狂熱的」民族主義。東西強權的炮艦政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核子恐怖主義、國家利益至上主義、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超級民族主義,盡情表演,世所共鑒。「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國建造核武,它們歇斯底里,要以武力摧毀;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成長,它們視為威脅;中國要統一台灣,它們百般阻撓;藏獨、疆獨、蒙獨要分裂中國,它們以人權之名,大力支持;民運西化派,反共反華,它們收買豢養。
布希政府上台後,積極建立全國及戰區導彈防禦網,以抵消中國十分有限的戰略核武力量;改變同時打兩場戰爭為確保打贏一場戰爭之戰略,並計畫自歐洲移師東亞,準備進行東亞之戰;布希並宣佈,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協防台灣,鼓勵台獨和製造台海戰爭,坐收漁利;去年(2001)夏秋之交,中美關係與台灣海峽,表面似尚平靜,實則暗潮洶湧,甚至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識者無不憂心忡忡。但是,世事如棋局難料,人算不如天算,911驚爆,世人固哀悼,世局亦丕變。中美關係暫趨緩和。兵凶戰危,美國在未來兩三年內,必須確保在中東打贏幾場戰爭(阿富汗、伊拉克等),東亞之戰,勢必延緩。
美國防部機密報告《核子態勢檢討》,竟將中國與北韓、伊拉克、伊朗等所謂「流氓」國家並列為美國核武攻擊之目標,真是狂暴已極,不禁使人要問:究竟誰是「流氓國家」?誰是「邪惡的帝國」?我們相信公道自在世人之心,歷史也會作出公正的裁判。霸權雖強,終必有限;帝國雖大,好戰必亡。◆
上文收入《德聲文集》時加一附錄:
東北差點挨了34顆原子彈
林博文
二戰名將麥克阿瑟「晚節不保」,指揮韓戰聯軍部隊,在60年前的11、12月及其後幾個月慘遭中共首批30萬抗美援朝「志願軍」痛剿,而使這位已行年70的老將既丟臉又難過。他恨透了共軍,他想到要用原子彈投擲中國東北,以報復中共出兵,並癱瘓東北,使共軍無法在該地集結,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韓戰往事。但比較不熟悉的是麥帥到底打算如何炸東北?
據解密文件顯示,麥帥準備在東北投擲34枚原子彈,他說要把東北變成一個60年(或120年)不能居住的放射性地帶!當時美國還沒有發明小型戰術性原子彈,要炸就得使用當年炸廣島、長崎那種類型的原子彈。史家戴立克(Robert Dallek)說,幸好杜魯門總統把麥帥炒魷魚,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從這個角度來看,打開中國大陸「竹幕」之門的尼克森,與北京建交的卡特都值得北京中南海和中國大陸人民的感謝,但他們似乎更應感激杜魯門!
曾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和波士頓大學任教三年的戴立克最近出了一本極好的著作:《失傳的和平:1945至1953,在恐怖希望時期的領導風格》。這位著作等身(研究範圍以近代美國總統為主)的76歲史家探討二戰結束至韓戰停火後的世界局勢,以杜魯門、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李承晚、金日成和麥帥等為主軸,剖析他們在領導統御上的得失。書中有一張蔣介石總統給杜魯門的親筆簽名照片,蔣在照片上寫道:「褚盟(即杜魯門)大總統惠存 蔣中正敬贈 中華民國34年6月20日」,戴立克因不諳中文,在圖片說明中說:「這是張沒有日期的蔣介石照片」,他也不知道照片是送給杜魯門(原照藏杜魯門圖書館)。
戴立克指出,韓戰的爆發即因李承晚;金日成和史達林的錯誤判斷而造成,其後杜魯門、毛澤東和麥帥亦犯了錯誤,而使戰爭延長、死傷更多。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時,李承晚已75歲,但仍血氣方剛,立志要以武力統一全韓,和小他37歲的金日成一樣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戴立克與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主任、韓國近代史學家康明思(Bruce Cumings)皆認為韓戰之起雖係金日成揮師南侵但李承晚亦要負很大責任。他在1948年當選南韓總統後即鼓吹「向北前進」,1949年開始對駐防38度線的北韓部隊發動一系列武裝挑釁,但因沒有足夠的兵力和武器,也只能打了就跑,無法「向北前進」。他經常攻擊38度線北韓部隊的用意,一是引起華府的注意,以期獲得軍經援助,二是藉機剷除國內反對派人士,當時南韓有205個政治組織,李承晚又以獨裁出名,不能容忍在野勢力。
金日成、史達林和毛澤東都判斷北韓一旦南侵,美國不會出兵,這也是錯誤的判斷。中共志願軍一開始把美軍打得落花流水時,美國曾要求停火。戴立克說,老毛被勝利沖昏了頭,一口拒絕,後來美軍使用強大火力猛炸狂轟志願軍。戴立克說,老毛害中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最準確的估計是志願軍死了90萬人,有些專家說老毛拒絕停火,至少使志願軍多死50萬人至60萬人!中共元帥之一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志願軍「在朝鮮打了33個月,也有不少傷亡,但比美軍要小」,這是抹煞事實的說法。美軍戰死33,000人,約10萬人負傷,南北韓軍民死傷四百萬人,中共至少出兵150萬至200萬,戰死或凍死約90萬。
戴立克說,杜魯門的錯誤是不應批准美軍越過38度線。當時北京即一再警告聯軍不要越過38度線,周恩來曾託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轉告美國勿超越38度線,周說「否則我們要管」。跋扈霸道的麥帥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怎麼會戛然止步呢,他當然要揮師追趕共軍。杜魯門未能阻止麥帥越過38度線,至少阻斷了他想在中國東北丟原子彈的念頭。事實上,在韓戰期間,杜魯門和一些美軍將領都曾發出投擲原子彈的威脅,康明思說繼麥帥出任聯軍統帥的李奇威將軍,甚至說過要用38枚原子彈的話。但真正想到要動用原子彈的卻是麥帥。
據解密文件和麥帥死後(1964年4月5日去世)公布的訪問資料顯示,麥帥在1950年12月9日和12月24日分別提出要求34枚原子彈,其中四枚炸入侵軍隊,另四枚炸空軍基地,他說,原子彈投出後,再從台灣調派50萬中華民國軍隊先駐防鴨綠江畔,然後再從日本海部署至黃海。
好在34枚原子彈和50萬國軍出兵韓戰的構想都只是空中樓閣、紙上談兵。戴立克引述17世紀瑞典政治家歐森斯蒂那的話說:「這個世界為什麼被那麼少的智慧所治理?」少智慧加上無理性,才是人類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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