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六）

第一次全國總動員式的大規模圍剿在台大校園徹底失敗，於是第二次對陳鼓應及其所代表的抗議理念的圍剿就採取縮小打擊圈的策略，只針對其中的「左翼民族主義」部分，全面避開校園民主抗爭的問題，而且打手不假外人，直接由校內學生擔任。這個策略果然奏效，就只有我們這些左翼學生以及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跳出來反抗，不像「小市民心聲」那樣引發了幾乎是全校師生的反彈。

我們當時純粹是因為被原以為是同盟者的那些人扣了紅帽子，才憤然躍起的，並沒能警覺到這樣的攻擊基本上是「小市民心聲」的延續，是對陳鼓應所代表的校園民主抗爭的第二波圍剿。事情就在如此莫名其妙的情況下發生，而其內在的激情、陰謀與弔詭至今仍糾纏難解，需要我們來進行一番深層解讀。

這個看似突兀的事件，若將當時台大校園的各種思潮與勢力的源流作一回溯，或可找出一些人事上的線索。保釣運動之後，《台大青年》社的余任仰曾數天下風流人物般為當時的活躍學生劃出三大勢力：洪三雄的法代會系統是一派，江炯聰的慈幼會系統是一派，而錢永祥的我們這些原大學論壇社人馬又是一派。這樣的劃分當然過於粗糙，但洪三雄從釣運開始的學生領袖地位無可置疑，當時是他帶著大家衝鋒陷陣的。江炯聰的慈幼會則是一群重視社群工作的人，企圖心既深且遠。而錢永祥這邊就是我們這幾個基本上是稱兄道弟的一夥人，而不是一個行動團體。我們對主流價值有著較為叛逆的共同觀點，因而互相之間有著頗為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性曾讓不少人羨慕，也讓另一些人側目。我們由於在思想與生活上的反主流，而經常陷入行動的困境，甚至連論壇社也辦不下去，而且極其諷刺地拱手讓給了倒過來反咬一口的一些人。我們曾經一整年沒有掌握任何社團，可謂手無寸鐵，被說成一派確是誇張。

然而錢永祥有其個人魅力，即使沒什麼兵卒可用也足以稱尊。同時我們這些人是當時台大學生中唯一露出鋒芒的左翼，雖然在民族主義論戰之前從未大張旗鼓宣示過左派理念，但顯然這種左翼氣質在學生活動份子中相當凸顯，我們又是那麼缺乏警覺性，引人側目。何況保釣時我們的大學論壇社就曾撐起過一面旗幟鮮明的民族主義反帝大纛，本就樹大招風。因此我們這個小山頭的聲勢其實與實力無關，而在於別人用什麼眼光來看待。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左派理念雖然還在肚子裡消化，而無太多外顯行動，然而稍微洩漏出來的鋒芒卻足以令一些人不安了。我們學生的鋒芒可能只會令人不安，但兩位哲學系的年輕老師陳鼓應與王曉波，他們較為鮮明的左翼民族主義鋒芒則顯然引發了對方更大的疑懼與危機感。民族主義座談會本來就是衝著他們而來。

在保釣運動引發的台大學生民主抗爭的這一整年，陳鼓應與王曉波這兩位重量級人物，是當時在台大公開露面加入學生爭取校園民主的老師中，出力最多旗幟最鮮明的兩位。楊國樞、王文興與黃默雖也經常上台助陣，但火力溫和許多。他們發揮的力量的確很大，而也唯有他們的敢於挺身而出，才能有效遏止忠黨愛國學生所起的反作用。從這個面向來看，所有積極參與到台大校園民主抗爭的師生，在做為當局的反對派立場上是一致的。

但是若我們將視野拉大，其內部確實有個如今看來是個相當重大的歷史性分歧。這個分歧至今仍是主導台灣政治的最大心理機制，就是在於如何看待美國政府的世界霸權角色。受到反越戰、六八學潮以及民權運動影響的我們這些人，代表的是左翼反帝的社會主義理想在台大學生中的再次萌芽，自然會認定美國政府代表的是帝國主義世界霸權的角色。而在台大民主抗爭上出力甚多的陳鼓應與王曉波也都是左翼民族主義者，在大力爭取學生的民主權利之餘，不忘指出美國帝國主義的霸權性質。

但是大學新聞社的一批人顯然並未受到一九六○年代全世界抗議潮流的影響，似乎頗為安於黨國的反共宣傳，而且在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上也非積極參與者，雖然後來也支持洪三雄的校園民主抗爭，但基本上可說是親美反中的右傾台獨勢力在台大校園的初次成型。這個成型的動力顯然也來自當時國際局勢的巨變，如尼克森訪問北京與國府退出聯合國等事件所引發的危機感。

新大學論壇社的孫慶余與杜念中的背景遠為複雜，他們都不是台大保釣運動的參與者，也未積極介入校園民主抗爭。但孫慶余同時又是大新主筆，在親美的世界觀上與大新成員十分接近。此外，後來加入論戰的醫學院學生刊物《台大醫訊》也是與大學新聞社的醫科學生有著相同的背景與理念。

從這樣的背景來看，民族主義座談會與論戰會由新的大學論壇社來發動，大學新聞社來配合，就不足為奇了。我們也很自然地會在事後認為，民族主義座談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引蛇出洞，讓我們傻呼呼地從洞裡爬了出來步入陷阱。真是一場充滿荒謬與弔詭的混戰。

而殷海光的哲學系，台大自由與批判精神的最後堡壘，也從其內部開始敗壞，而後一發不可收拾，在一年後的台大哲學系整肅事件中黯然傾圮。投石問路──從一篇曖昧的文章談起

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一個星期前的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大學新聞》就先拋出一篇曖昧的文章：堯旋：〈我看民族主義──從一封遠方的來信說起〉

這篇文章如此起頭：「自從尼克森與田中角榮分別訪問中國大陸，相繼發表『尼周公報』與『聯合聲明』之後，造成我國幾乎承擔不起的『震盪』以來，突然之間，『民族主義』的呼聲像是決堤的洪水頓時澎湃洶湧起來…」。在這之前的九月廿九日，日本繼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與國府斷交，再一次造成台灣社會的震盪。學生為此曾配合當局表面上一貫的反日宣傳，有氣無力地鬧了一陣反日活動，如拒買日貨與示威遊行到日本大使館之類。

這些反日活動帶著黨國民族主義的特徵，當局其實並不真想反抗日本這個一向的反共同盟，這種黨國式動員只是用來強化受迫害的悲情意識（受到對中共妥協的「國際鴿派份子」的迫害），用以彌補人民對當局漸失的向心力。這種保守意識的動員在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其實已漸趨式微，除了加強忠黨愛國學生的悲情意識外，對一般學生並無太大作用。從台大的校園氣氛來看，保釣運動之後校園中的黨國勢力大舉衰退（此後也不再恢復），趙少康畢業後幾乎只剩馮滬祥獨撐大局，所能表現出來的黨國式民族感情其實相當不振。

當時台大學生的抗議遊行由代聯會發動，雖有不少社團參與，也不免帶著黨國風格的愛國氣氛，但學生最大的動機還是來自想走上街頭的心理，以延續保釣運動以後抓住任何機會走出校園參與政治的路線。然而所能動員起來的氣勢與規模已經大不如一年多前的保釣運動。

不只是經過保釣與民主抗爭洗禮後的台大學生已對這類動員抱著犬儒態度，整個社會的反應更是冷淡。台灣依賴美國與日本來發展經濟，這時已經水到渠成，要人民在經濟上一方面依賴美日，一方面反美反日，確實相當困難。我們的抗議隊伍行經台北鬧區，而街上的店面卻擺滿了台灣製造的日本品牌商品。我們學生拿著傳單向店家宣傳抵制日貨，他們卻多半抱著禮貌性的旁觀態度，甚至不乏發出冷嘲熱諷的。大半的台北市民除了惶恐之外，也多心裡有數，知覺到這只是巨變的一部份。

堯旋的這篇文章正是從這些有氣無力的反日示威談起的，他認為這個時候民族主義「像是決堤的洪水頓時澎湃洶湧起來」，並接著說「我們的所作所為，如果單單只是一種民族感情的發洩，那是極端沒有價值的。因為民族主義不只是『愛國』，民族主義是要『救國』」。接下去整篇文章基本上就在指出這種民族主義的危險性甚至會危害到「民族生存」，他說「我們斷不容讓帶有曲解性的國家民族主義來建構自己的思維架構」、「要緊的是不能關閉了胸襟，而讓狹隘的情緒主宰了我們情感與理智」等等。

如果說黨國式民族主義在學生中的影響已經一蹶不振，那堯旋又為何會如此恐慌？他在以理智與生存為由來反對民族情緒的同時也露出一條重要線索，文章話鋒一轉說「生存的問題才是我們切身的要務，因此，在面對風雲變幻無常的世局之際，我們所要深自思考的是，究竟什麼樣的行為對於我們才算構成壓迫？究竟外國人壓迫我們厲害？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壓迫自己厲害」？原來這些問題才是作者最大的不安所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