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李登輝「不欲為人所知的過去」

日本的出版物一味的強調李的聖人形象，但相對於此，台灣方面的出版物卻都是揭發他的真面目，這點就如實的反映出日台之間對李登輝的認識有著很大的落差。

李登輝也很懂得在其任內有計劃地利用日本的出版物，先在日本確立了聖人的形象，然後再回銷到台灣，用以作為政爭的擋箭牌。《台灣的主張》對於李登輝在日本定型為聖人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據說台灣方面當時參與該書出版的相關人士，現在都後悔的說﹕「把李登輝捧得太過頭了！」直至目前為止，看過所有關於李登輝的書中，有一本極為精彩，就是《共產青年李登輝》。作者藍博洲，寫實派作家，他的作品《幌馬車之歌》，曾經對台灣電影代表性作品的《悲情城市》影響很大，專門研究國民黨的專政時代與寫作。

在日本也有部分人知道李登輝曾經加入共產黨的傳說，《共產青年》是藍博洲親自跑到大陸向當事人搜集證言，揭發李登輝真面目的辛勞作品，在李登輝選出繼承人後、總統選舉之前的前年二月面世。可能是決定性選舉的敏感時刻，沒有出版商願意接受，只好自費出版象徵性的三千本。

首先，該書的前半段是秘密談論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說法被承認的過程。

提起加入共產黨之說的是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就任總統後的一九八八年的三月，香港雜誌《廣角鏡》頭條報導了「李登輝是共產黨員」。「也許你不相信，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台灣總統、國民黨代理主席的李登輝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他是在台灣大學參加學生讀書會的時候秘密入黨，入黨介紹人是吳克泰，現在中國大陸……。」《廣角鏡》說是從台灣高官手中獲得的消息，列舉了以下的事實：吳後來去了中國，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對台工作中的高層幹部之一。李登輝在大學畢業前對政治失去興趣，希望退黨，獲得批准。

李登輝退黨後，他所知道的共產黨員全部迅速地撤回大陸。李登輝遵守約定，沒有出賣同志。

以上據說是李登輝向蔣經國詳細報告的內容，但《廣角鏡》對李登輝向蔣經國報告沒有出賣同志的一點引起注目，作了以下的指摘﹕

「和李登輝一起參加讀書會的同班同學，幾乎全部在一九四○年代末至一九五○年代初之間遭到國民黨的殺害」，表示懷疑因為李登輝出賣了同志，所以他的同班同學全部遭到殺害。

李登輝是否有加入共產黨、是否有出賣同志事實的疑案？雖然可能會淹沒在台灣的地下水中，但是地層下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的可怕能量一旦增加，終會有冒出地面的一天，所以大家都在虎視眈眈地等待著這一瞬間的時刻。

李登輝疑案被掀起，是一九九五年中國共產黨首先點的火。當年六月，李登輝私人訪問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舉行演講，強調台灣民主主義的成功。中國對李的演講強烈反彈，對台試射飛彈，造成台海危機；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打破沉默，揭露了李登輝的過去﹕「李登輝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背叛了。」翌年的總統選舉，李登輝的疑案便成了清一色論爭的話題。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主導的民主改革首次舉行總統直選，疑案爭論更是火上加油。這是來自於一位本省人政治家，是李登輝的前輩，也曾經是競爭對手，後來與李登輝對抗脫離了國民黨，以無黨籍身份參加總統選舉的林洋港。

接近選舉之前，中國對台灣海峽試射飛彈，正當台灣島內對中國的恐懼與反感高漲之時，林洋港提出﹕「李登輝今天也可能出賣台灣（像當年出賣同志那樣）」，作為攻擊李登輝的材料，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台獨大老、最大在野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陣營，也提出同樣的論調。李登輝陣營也不惜以訴諸法庭進行強硬反擊，加上媒體的報導，遂掀起了一陣大風暴。但是，風暴越大，政爭的色彩越濃，而探究歷史真相的本來目的，離開原來的軌道就越來越遠。

藍博洲感歎地寫著﹕

「由於為李登輝贏得了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因此關於他是否參加過共產黨，是否出賣過同志以求自保的歷史事件，在政治鬥爭中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現在誰也不去追究了。」並且下了這樣的決心：「希望在李登輝將要從政治舞台下來的時候，首先把到目前為止追蹤『李登輝事件』的經過，作歷史性的整理。並徵得相關人士、當事人的同意，把青年時代的李登輝以及和他同時代的台灣青年在追求理想過程中的思想變化，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作客觀且綜合性的整理，還原李登輝 以及那個時代的真面目。」

這份執著使他涉獵了無數的史料，並且專程到大陸去訪問還健在的證人，搜集證言。該書的後半段是藍博洲把盡心採訪所得的成果，毫無保留地描述出來。走馬看花的瀏覽之下，重點如下﹕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名字叫岩里政男的李登輝返台，進台灣大學就讀。

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共產黨，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一九四七年八月，申請退黨。

一九四七年九月，完成退黨手續。

一九四七年十月，再次入黨。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鎮壓本省人的事件）週年紀念活動後，再次退黨。

兩次入黨退黨，是極不尋常的事情。所以藍博洲為了探索其原因，採訪了李登輝入黨時的介紹人吳克泰等人。

第一次退黨時，吳克泰問是何原因，李登輝回答說﹕「因為黨內有野心家，有黨性不純的人。」又，第二次退黨是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讀書會的時候，根據該讀書會同志的說法，這與李登輝所寫的草稿未被採納，以及李登輝提出的行動方案被認為不符合現實、是書生之見而被否決掉的事情有很大關係。同時，李登輝大罵讀書會的同志﹕「我是京都大學留學回來的人，馬克思理論比他們強得多了，為什麼一定要接受他們的領導不可呢？」表明了退黨的理由。藍博洲從這些事實斷定「主要的理由，原來是沒有給他領導的機會」。

李登輝是否真的出賣了同志？藍博洲為此繼續他的執意採訪，但是最後沒有找到直接證實的證據，其關鍵是隱藏在李登輝與吳克泰之間的互相保守秘密。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吳）從上海回到台灣，接到蔡孝乾的工作指示後，他對我說『李登輝要求退黨，他是你的單線聯絡，你去說服他吧……』。見面後，李登輝 說：『我已經下決心退黨，你不用來說服我了。』」

所謂單線聯絡，是黨內組織只限於上下二人聯絡的指揮命令系統，禁止橫的聯絡以確保安全，是地下黨組織特有的體制。儘管藍博洲盡心盡力的採訪，但李登輝是否出賣同志的最大疑點，還是未能找到答案。吳克泰證實的單線聯絡是查明真相的一大阻礙。

藍博洲最後再一次深深地感歎，他說﹕「李登輝必須對這段歷史說清楚講明白，否則他將永遠無法擺脫『出賣同志』的嫌疑。」

出版至今將近兩年，藍博洲談到現在的心情﹕

「在《共產青年》書中，無法明明白白地寫出李登輝是否出賣同志，是因為找不到直接的證據，但是希望（讀者）能從字裡行間去體會，而我是相信他有出賣同志無疑。《新民主主義論》讀書會的成員裡面，只有李登輝一個人後來還能出國，這個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已經不想再追蹤下去了，因為找不到更多的證據，況且比起疑點的本身，李登輝的思想、 行動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