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順興兄　憶往事

初見順興兄是在他競選連任台東縣長失敗來台北之後。我父親光復後去台東經商卻失敗，不得不任職於台東縣政府因而認識順興兄。二弟結婚在台東宴客時，順興兄問我父親新郎是否是他的長子，父親的回答讓順興兄相當驚訝──父親當時說：「新郎是我次子，長子現在正由政府養。」但什麼是「由政府養」？在順興兄追問下，父親因此把我的情況源源本本告訴了他：我因為參加「二二八事件」，擔任謝雪紅部隊的突擊隊隊長，事件後，政府一度登報通緝我，幸因我躲在霧社逃過，未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冤魂；不過我仍未躲過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大逮捕，並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二弟結婚時，我正在新店軍人監獄服刑中。

《中國時報》記者楊憲村先生在《任俠．傲骨．黃順興永不妥協》一文中，指出順興兄一生中的幾個特點，其中一點是「他天生反骨，堅持民主，是一位終身的反對派人士」。「二二八事件」雖有武裝鬥爭，卻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濫觴，也許正由於他的「反骨」特性，他對我頗有「興趣」。我出獄，他來台北後就立即找到我，對反對蔣家幫的獨裁、暴政，我倆有共識，兩人因此很快建立了友誼。記得他曾帶我去看一家他與李登輝都有出資的豬肉外銷廠，據說，李登輝和他也算談得來。回想起那個時代，雖然仍有白色恐怖的陰影，但「台奸」的帽子還未亂飛，「統獨」、「省籍」情結也還沒有被刻意渲染扭曲，相較之下，那還是一段「較好」的時光。

還沒有在彰化縣選上立委之前，順興兄的經濟狀況不甚好，常常打電話來說他那裡有好酒，要我帶「鴨翅」去一起喝酒。當他選上立委時，康寧祥、許世賢也都在台北市、嘉義市選上立委，所謂「黨外」勢力一時顯得風起雲湧，我們喝酒時，因此也常有康寧祥及其他「黨外」人士來參加。

順興兄和郭雨新都是青年黨黨員，但對國民黨而言，無論青年黨、民社黨都算是「黨外」，不過他倆的形象卻完全相反──郭雨新穿著很講究，是不折不扣的紳士，順興兄卻無論穿著、談吐都帶著濃厚的草莽味。順興兄與郭雨新也一起參加過雷震、李萬居的「組織反對黨」活動，順興兄並是該活動台東地區的負責人。不過在年齡上郭雨新較順興兄年長，因此順興兄相當尊敬郭雨新，但對黃信介，順興兄似乎就有些「瑜亮」情結。

當時大多數的「黨外」人士心想「台灣獨立」，卻不敢公開，因為以當時的狀況，老實講出心中的話，可能馬上招來牢獄之災。「長期在蔣家幫的統治下，台灣人沒機會出頭天，和日據時代當二等國民沒有什麼不同」，這樣想法普遍存在「黨外」人士的心裡，換言之，對這些「黨外」人士而言，是先有蔣家幫的「省籍歧視」，才產生之後台灣人反外省人的「省籍情結」，並進而衍生出大多數「黨外」人士的反中國、反中國人（外省人）的台獨意識。

然而，順興兄卻不屬於這一類。順興兄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到過大陸，參加雷震、李萬居的組織反對黨運動時，瞭解到蔣家幫不等同於外省人，特別是他所認識的青年黨員、民社黨員雖大都是外省人，卻不屬於蔣家幫，他也意識到外省人中有壞人但也有好人，正如同台灣人也並非全是好人。因此，順興兄反對蔣家幫，卻不反對外省人，也不反對中國大陸。他這種對省籍迥異於其他「黨外」人士的看法，也使他贊成統一，反對台獨；也因此，他雖然是黨外運動的先驅，也極具份量，卻始終無法進入黨外團體的核心，最後進而赴大陸定居。

郭雨新雖然在統獨立場上向台獨傾斜，但並非很堅定明顯，因此很希望他在日本的兒子能與順興兄也在日本的長女娟娟結成連理。一次郭雨新買了一件西裝料，托當時趁暑假回台探親的娟娟轉交給兒子，藉以介紹兩人認識，不過由於娟娟另有想法，兩人終究沒有進一步交往的緣份。

那時的康寧祥還很年輕，既活潑也很用功，但去了一趟美國，也許是受到了有關方面的洗腦，回來後就傾向台獨了，也因此在我第二次被捕時，連幫我爭取保外就醫都不敢。

當時我經由地下管道可以買到一些進步書刊，例如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日本的《世界》、《朝日週刊》、《朝日新聞》等等，也常聽大陸的廣播及英國ＢＢＣ電台的中文廣播，因此對大陸情勢、世界情勢稍有瞭解。在酒後雜談時，他們都很喜歡聽我的局勢分析，順興兄的么女妮娜也常在旁一起聽，這也成為我再次坐牢的遠因。

那時黨外人士的集會雖以輕鬆的「懼妻會（驚某會）」名義，每個月由每人輪流作東召開，但實際氣氛相當緊張，然而警總等情治單位卻仍能經常得知集會的內容，這令大家開始懷疑內部是否有情治單位的臥底，經仔細檢討終於查出兩人，一位是某知名度極高的醫生民代，另一位則是當前總統府某國策顧問，但在彼時風聲鶴唳的情勢下，大家只能心裡有數不便明說，只有在臥底者與會時，特別留意說話內容。我則是因為曾坐過牢，瞭解這類聚會一定有情治單位滲透，因此從未參加，所有開會的情況，都是會後由與會者轉述得知。

大約在一九七五年時，黃妮娜去了日本，並由日本轉赴大陸。但當時日本的部分海關人員已被國民黨收買，所以妮娜雖然繞經泰國返台，她赴大陸的行蹤卻完全在情治單位的掌握之下（當然這些情況是我在因此案二度被捕後，才從情治人員口中得知）。妮娜回台後告訴我，離開大陸前，大陸對台工作人員告訴她：「誰影響你來大陸，回台你就應將所看到的一切告訴他」，也就是說，妮娜認為影響她去大陸的人就是我。我因此認為如果她日後被捕，我大概就要頭一個遭殃，所以勸她回到彰化鄉下，不要留在台北到處亂走，以免受到情治單位的注意。

然而不久之後，妮娜的母親邱瑞穗女士（妮娜實際是邱女士的妹妹所生）來找我表示，妮娜去了一趟大陸後生活態度完全改變，從以前是個喜歡打扮的小姐，變得穿著很隨便，而且自動去打掃家裡養鵝的鵝糞以及其他骯髒的工作，令她很難堪，因為親戚們因此批評她，指她不能因為妮娜不是自己親生的女兒，就不關心她的穿著等等，我認為這是順興兄的家務事，應由順興兄自己處理。但邱女士卻說，「他們父女現是一夥的，兩個人常常說悄悄話，把我當做外人，一看到我就不講話了。」因此她才請我出面。不久後順興兄邀我和他與長子逸民吃飯，我倆先到餐廳時，他說他準備「出境」，警總已經批准了，所以恐怕要有一段時間見不到當時正在服役的大兒子逸民，才利用逸民放假時一起吃飯，聽到他這麼說，我意識到他已準備前往大陸。但稍後逸民與他的初中柯姓老師同來時，我們只吃飯、喝酒、談天，沒有談論任何較敏感的問題。

過了幾天，警總大約是認為順興兄就要去大陸了，因此先下手為強抓了妮娜，那是發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的事；接著在七月四日清晨六點，我也被捕了。從警總保安處數名職稱「參謀」的人口中，才知道妮娜供稱是我策反順興兄去大陸，並指我也想「策反」其他黨外人士等等，警總因此要我承認妮娜是黃順興、郭雨新及康寧祥等人派去大陸「探路」的，稱如我承認，他們就放我回去，並擔任他們在日本東京的特派員。我當然瞭解他們想誘導我說出這樣的口供，藉以逮捕黃、郭、康等人，並進而將正在擴展茁壯中的黨外人士一網打盡，因此嚴辭拒絕，卻也因此被遭以「二條一項」「唯一死刑」的罪名起訴，但因海外發起救援運動，最後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這期間還有段插曲，我被捕逼供時，警總為證明他們的「法力無邊」，還透露了一些內幕。他們指出，當時洪志良準備將自己辦的《富堡之聲》雜誌交給順興兄接辦，陳菊、張富忠特別從台北到台中鄉下找順興兄，表示當時在美國的郭雨新希望由他們兩人接辦該雜誌，順興兄答應後，陳、張兩人乘路上招來的計程車離開，並在車內高興地討論相關內容企劃，沒想到這輛計程車其實是警總派在順興兄住所附近負責監視順興兄的交往情況，陳、張兩人的話因此都被錄音下來。我聽到警總的人這麼說，心中不免擔憂兩人這麼沒有警覺心，早晚就要出事，果然我被捕後沒多久，美麗島事件爆發，陳菊、張富忠都被逮捕入獄。

在綠島坐監時，一次白雅燦透過與妹妹會面的時候，偷渡了一本《夏潮》雜誌進來，在那本僥倖得來的雜誌中，我讀到兩篇文章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篇王拓介紹順興兄的文章中，王拓似乎將順興兄描述成毫無瑕疵的完人，與我所認識的順興兄有些差距；另一篇文章是南方朔所寫的《自由主義最後的堡壘──〈大學〉雜誌》，由於我認為這篇文章頗有深度，卻一直想不起誰是南方朔，此事因此一直記在腦裡。

一九八五年我在三總住院時，妻子利用我在作「斷層掃瞄」檢查時，趁警衛不注意時偷偷告訴我，順興兄已經去大陸了。一九八七年我獲準保外就醫回家，有天從美國回來的黃逸民與他的柯老師到我家看我，逸民說因為他妹妹妮娜的口供，讓我吃盡了苦頭，他要替妹妹向我道歉，我則認為在實施戒嚴令的那段漫長日子裡，大家過的都不是人的生活，妮娜不過是吃不消警總的刑求，才依警總的意思「咬」到我，所以我對逸民說，我不會怪他妹妹，要妮娜不要再為此事難過了。

一九八九年，妻子和我的兩個孩子參加「夏潮」舉辦的冬令營赴大陸東北（當時政府還限制我出境）。在北京時，她們受到順興兄的熱誠招待。一年後，我第一次到北京，也見到了順興兄，那時他的身體還算好，我們邊喝酒邊談往日的生活片段，吃喝得很愉快。去年十二月，我應邀參加全國台聯會二十週年慶祝紀念活動時，順興兄和他的秘書還到我住宿的國際飯店來看我，並送我一塊虎雕玉石，沒想到這也是我們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正如楊憲村在文章中所說，順興兄「深具民族意識，認同大中國情懷，反對台獨的立場始終一貫」，這確實是我們這些老朋友一直肯定、欽佩的；但對楊憲村指順興兄「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亦有另一番身體力行的堅持」，我就稍有些不認同。順興兄確實具有樸素、鄉土的特質，生活簡樸，同時一輩子關心農民，但我認為他所具有的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卻並非源於對社會主義有深刻的研究。順興兄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處理態度，就是一個例子。

要知道社會主義者一定是反帝的（因此當然也是反美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源於學生、市民抗議「官倒」，且「官倒」也的確是從體制內部腐蝕體制的毒瘤，但六四事件發展到群眾開始高喊「李鵬下台」，已是整個運動要發生「質變」的警訊。因為真正從事「官倒」的是趙紫陽兩個兒子趙大軍、趙二軍，而非李鵬或其子，天安門事件後期，學生同情趙紫陽、豎起所謂「民主女神」像，在意涵上有如將美國國旗插在天安門前，整個事件已成為美帝要「和平演變」中國的良機。到此階段，順興兄卻仍盲從地同情並參與事件活動，不僅讓我們為他感到遺憾，也因此瞭解到他對社會主義理論未免缺乏深刻的認識。

順興兄一生的功與過，應由歷史來評斷，但他的愛國主義、關懷農民，以及關心兩岸人民福祉的理念，是可欽佩與無人能否定的。

負責照料順興兄的葛秘書在電話中告訴我，順興兄是在看電視時毫無痛苦地去世的，他的離去令我唏噓感慨不已，但也為他能以我們這一輩最盼望的方式告別人間感到欣慰。做為相識四十年的老朋友，我只能說：安息吧，我的老友！我們曾一起打過一場美好且刻骨銘心的「敗仗」，我們也將繼續努力不懈地往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