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媒體為什麼要建構台灣成功的印象？

國際觀察家在評斷台灣的民主時，顯然並不重視適當程序(due process)及有限政府的概念。將標準降低至只要有總統選舉就算民主的程度，這個標準可不可以適用於如馬來西亞、波士尼亞和中國，並承認民主無處不在？何以觀察家能安心地忽略台灣政客對程序正義的違反，或他們對有限政府概念的嗤之以鼻？或許有以下幾個理由。其一，台灣人自身對自由原則頗為遲鈍，他們對自由主義缺乏敏感，不予評論，也因而轉移開了國際媒體的注意。其二，國際評論者喜愛誇張民主化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趨向，所以故意放鬆評判標準，增加聲勢。其三，台灣的政治人物、知識份子也與記者一般，其實已經熟悉自由民主的陳腔濫調，能夠輕易將不符自由原則的現象自圓其說。

最後但也或許是最重要的，則是一股逐漸流行的期望，隨著中國開始進入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人們企盼台灣的民主化能為中國帶來導引的作用，這個企盼撫慰了人們面臨中國時所產生的不確定感。最後這一點暗示著，台灣民主化成功的印象乃是由外界根據政治需要所建構而成。

面對中國大陸的台灣，在冷戰時曾扮演圍堵鏈中的一個制衡點，當時美國對早期國民黨統治下所自稱的民主並沒有異議，只要國民黨強烈反對中國大陸的共黨統治，美國就不會有責難。對美國而言，共產主義的邪惡足以使其漠視台灣內部與自由主義相違的政治實踐。當美國尼克森總統及其繼任者為了抵制前蘇聯，著手接受和北京的政治婚姻（合作）時，台灣圍堵中國的功能就此削弱。緊接著卡特總統推動人權外交，遂正式為台灣帶來自由化的壓力。台灣領導人蔣經國當機立斷，決定此刻是國民黨推動民主化及本土化的存亡時機。海外鼓吹台獨者適時開始積極活躍，在蔣經國廢除戒嚴令後，海外活動者與新建之民進黨間的聯繫逐漸浮現。

研究台灣民主化的英文文獻，集中於蔣經國鬆綁的決定、民進黨之形成、發展及逐漸浮現的認同政治〔除了台灣留學生的研究外，最令人矚目的出版物，有Shelly Rigger, Politics in Taiwan: Voting for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Alan Wachman,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94); 尚未出版的則有Mathew Towner,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Denv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August 1997)〕，以此為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如雨後春筍。除了作為一個經濟奇跡的典型外，台灣在一九九○年代和平民主化與二○○○年和平轉移政權後，似乎又成為政治奇跡。台灣經濟受惠於美國自由市場快速而穩定的成長，然而台灣經濟奇跡卻不完全是透過自由主義獲致，反而藉助對自由市場原則與智慧財產權的雙重侵犯所達成。但這些行為自冷戰結束後就被美國當局盯上、警告並處罰。

可是在政治方面，美國的諒解卻是相反的。蘇東波集團的崩解使西方媒體更密切關注台灣的政治發展〔像《紐約時報》就是其中佼佼者，諸君不妨參閱William Safire, “Contrasting Ele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0): A23.〕，當對台灣經濟奇跡的熱度消退時，關於民主化的報告取而代之，從政治上繼續區分台灣與中國。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華麗言詞與人們對後社會主義轉型的人云亦云中〔這些陳腔濫調可參閱 Democratization and Journal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更被改名為 Journal of Communism and Transition Politics.〕，台灣政治成功的故事，就像早期所建構的台灣經濟奇跡，可用以象徵中國共產主義途徑的失敗，實在太過吸引人而無法加以忽略。

諷刺的是，就這一點而言，台灣的身份上從未真正和中國分離。蘇聯的壽終正寢瞬間將中國推到前線，以至於華盛頓和北京一時間都不知如何與對方打交道。在華盛頓，主要有兩種觀點相互爭論，爭取注意力。一種是持續視中國為美國的敵人〔相關資料可參見“Helms Calls for Abolishing AID, Increasing Support for Taiwan”,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2, 2000): PPPP; James H. Anderson, “Tensions across the Strai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328 (September 28, 1999).〕；而另一個則看到了打開並改造中國的機會（例如Raymond F. Burghardt, “U.S.-PRC-Taiwan Relations”, Remarks to the U.S.-ROC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24th Annual Joint Business conference on U.S.-Taiwan-China Relations Special Seminar, Taipei (June 16, 2000); Murray Weidenbaum, “United States-China-Taiwan a Precarious Triangle”,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y, St. Louis (March 25, 2000).〕。無論何者均發現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功用無窮。若要使中國威脅的印象成真，則對一個形成中的民主台灣的威脅，無疑是證明中國威脅存在最便利的證據〔相關社論可參閱“Political Earthquake in Taiwa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0): A22; “Taiwan's Way of the Future”,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20, 2000): A18.〕。缺乏一個民主的台灣，中國威脅不管到其他哪個地方，無論是美洲、巴爾幹或中東都似乎不可信。相反的，北京在朝鮮半島、南中國海與兩岸關係中的穩定表現，甚至能使人往相反方向聯想，故包括大多數觀察家都注意到中共對陳水扁政府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並以為是強硬態度的表現。

若台灣被認為是一個向西方類型轉化的民主政體，則任何對台灣的威脅也同時是對西方的威脅。相同的，主張與中共交往的一方也有些好理由來吹捧台灣的民主化，因為台灣如果能民主化，吾人便可合理證明類似如中國文化者，也可以民主化，則稱讚台灣的民主甚至能有助於在未來的交往中啟發中國領導人。不管把台灣當成一個武器或一個先鋒，美國的新戰略思考和台灣內部政治的趨勢是一致的。在台灣與美國的認同政治中都有反中國的因子，領導者藉民主化之名動員並建構新認同的機會於是高漲。

由於缺乏瞭解台灣的動機，美國觀察家似乎假定台灣有一個能夠忠實反映民意的政府，而這是台灣未來與中國談判合法解決方案時的有力工具〔著名人士亦不乏此想者如Arthur Waldron,“Taiwan's Democratization Dilemma”, AEI On the Issues 15 (June 2000).〕。美國應該協助防衛台灣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個爭論，美國若坐視中國接管台灣，她將會失去全球的領導地位；但如選擇軍事介入，又有和中國陷入綿延無止盡的敵對的風險。合理的解套方法是不讓台灣獨立，但這就是要反對李登輝與陳水扁的主張，故視中國為威脅及主張交往的兩派人士，似乎都想說服台灣冷卻對獨立地位的追求，這包括主張採取交往政策的學者專家，特別排斥台灣尋求獨立，赫赫有名的例子是David Shambaugh〔即沈大偉的“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80, 1 (January/February 2001): 51-64.〕。這個政策的假設是，不存在台灣會走向統一的憂慮，換言之，因為美國政府有信心台灣當局可以合法地抗拒統一，並維持美國所希冀的分離，故對台灣與中國將來坐上談判桌的安排非常放心。

就美國的觀點而言，當然是台灣的民主創造出了新的認同，而不是李登輝透露的，是認同的力量在發動民主化。在一個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美國若瞭解到民主其實尚未在台灣生根，她不可能放心讓台灣和中共正式會談；因為新的認同並不享有美國政府所認為的正當性，也不能保證台灣能夠忍受壓力或抗拒來自北京的誘惑。然而，正是看不見這個盲點，造成外界對台灣民主已然走向成熟的錯誤解釋。這個美國與國際媒體的盲點，容許了李登輝與民進黨用民主的言語來掩飾認同政治，他們總能讓前來呼籲台灣冷靜和小心避免宣佈獨立的美國訪問者所讚揚。對美國訪客而言，若說台灣有一天也許會停止反對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問題是，這個美台共同反華的機制，充其量是建立在被創造出來的錯誤信心上。

促使美國增加對中國政策關注的是全球化的起起落落。全球化論述反對任何非霸權的軍事力量從事武力之使用，甚至不能對武力之誤用採取報復，一九九九年美國戰機誤炸貝爾格萊德的中共使館就是一個例子。此外，全球化論述經常頌揚文化的多元與鄉土色彩，因而需要人們對本土認同表達尊重。和平與認同的口號平順地流入台灣，合乎台灣的大陸政策定位，但遭遇中國卻顯得突兀。中國當局逮捕法輪功人士與中國民主黨黨員，成為西方眼中全球化的主要障礙。

此何以台灣似乎太吸引美國人了，以至於陳水扁的滿意度在就職六個月內從七成多降到一年後的四成時，當時在台的美國外交官員Stevan Young仍禁不住稱讚陳水扁的表現。他們對陳水扁宣稱將提升台海兩岸在觀光業、新聞業及離島間直接通航等領域之交流，感到印象深刻，今天這已經擴展至包括學生交流、直接通匯，將來則包括直接貨運與投資。然而如前所述，台灣依附於全球化論述背後的假設是，可以藉由台灣之自由民主和中國之失敗，來區隔台灣及大陸。台灣領導人所思慮未及的是，若中國最終能與全球化接軌；屆時美國將不再認為有威脅，而統一將是個可行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