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私營與蘇聯經濟

西方的興趣主要是讓蘇聯仍然維持著半個附屬性的地位，好讓工業產品及糧食賣進去，換取原料。但是這種設計離蘇聯人民的願望太遠了。經濟系統已經沒有能力再容納一個成功而大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蘇聯選擇新自由派的主張，蘇聯不久便將控制不住頹跌之勢。

有關改革的論述，不論在蘇聯內部或外界，大多假定蘇聯人民非得轉而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除此之外更無他途。這並不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派理論堅實，所以他們的見解彌天蓋地，而是由於這一派主張服務了一幫人的利益，其勢至強。因此，有必要換一個角度，從受薪者的立場探討。一向這一類討論進行時，並沒有人代表他們說話。我所做的分析，它的基礎為：工人組織集中在中央，各產業聯盟已經自主，以工人為訴求政黨在蘇聯掙扎著，想要創建一個史達林制之後的政治經濟體。

蘇聯工業與世界經濟

Iurii Olsevich描述道：這幾年在蘇聯出現一種模式，經濟自由化法案在最高蘇維埃被通過的時候，一片興高采烈的掌聲，然而不久之後，改革帶來意外而嚴重的後果，於是便通過條款來修正它，議場氣氛是「憂鬱的沉靜」（Olsevich 1989:30）。直到最近，有一種神話目前依舊存在，它很少受到挑戰，那種思想指導了解除中央控制的種種措施，認為市場的力量，一旦自由地引進任何產業結構，都將自動產生經濟活力與動力（Kern 1991:118）。蘇聯的第一期改革，以及（特別是）前東德產業基礎的瓦解，已經使蘇聯本國明白，這種信念是無效的。東德被整合進世界經濟之後，雖然獲得許多優勢，但是它原來1989年排名世界第13大工業國，到了1990年末，便降為第15，有39%工人失業（Kalszyndi 1991:7; Olsevich 1991b:23）。

縱然如此，自由派專斷的主張仍然認為，過去的指導式經濟，其中最脆弱的部門必須面對放任式競爭，市場力量將迅速使得各級產業多極化（Kern 1991:118）。在舊式經濟中營生的新公司與新創意就好比脆弱的小島嶼，不久便將從地圖上被消除，因為它們在世界市場中還競爭不過別人。採取電震式治療經濟只能實現一種模式：簡單的加工技術－－專業化，而它如果要存續下去，只有依靠壓低工資，才能在第三世界一爭長短。落後的產業基礎一旦曝露在經濟力量之下，也會強化現存的生產形式，其共同基礎是掠奪自然資源，短期之內便能完成大量外銷（Bogachev 1991:14）。這樣的結果恰恰符合資方的本意，要把蘇聯嵌進世界經濟之中，以便延續西方的一貫霸業。西方的興趣，主要是讓蘇聯仍然維持著半個附屬性地位，好讓工業產品及糧食賣進去，換取原料（Olsevich 19916:23）。但是這種彈道設計，離蘇聯人民的願望太遠了。

Belotserkovskii是少數分析專家當中的一個，他把改革放在全球的觀點之中討論。他認為國際經濟系統已經沒有能力再容納一個成功而大型的資本主義國家（Belotserkovskii 1990）。當年所有資本主義大國形成經濟主導地位之時，統治階級還可無情地剝削本國公民及殖民地百姓，不必顧忌有無強大的對手競爭。他預言說，如果蘇聯選擇新自由派的主張，重新走資產階級道路，不久便將控制不住頹跌之勢，淪為生產不足國家之一，而非向上攀高，成為第一世界的一員，某些蘇聯經濟學家殷切盼望外國資金大量湧入，但幾乎可以確定，它必然被吸引向服務業，通訊業，以及其他次級經濟活動方面，而非流向成品的生產事業；第三世界正是如此（Pushkov 1990）。Semikhodskii下結論說：不論情況如何，即使非常好賺的投資資金從外國引了進來，其金額最多也不過有如「好大的桶子裡頭滴進一滴水」，經濟重建所需要的資金規模太鉅大了（Semikhodskii 1991）。

蘇聯經濟迅速整合到世界市場之中，它的全面性後果如何，無法估算。無人能以任何一種程度的信心預估出倖存下來經濟基業可能所剩有幾（Olsevich 1991b:23-24）。由於領導者一心一意專注於軍備競賽，蘇聯錯失了第三次技術革命，它正好發生在近25年之間。蘇聯有過半數的基本生產資材已經落伍，產業基礎若要改善到具有競爭能力的程度，只更新其中四分之一，便需要長達15年的時光（Semikhodskii 1991）。蘇聯經濟學家們估計，各種利用機械生產的製造業，能在世界上競爭的比率，還不滿30%（Loginov 1989:37）。假如這項估計能夠維持於不墜，則實行外貿自由化的結果，將會觸發破壞性的逆工業化鉅變，只有少數公司能夠倖存下來。整個的蘇聯，即使在今天，能賺錢的公司還不超過40%（Kulikov 1991:43）。而如果置於國際競爭環境之中，則其中最少有半數將被擊垮，造成三分之一工人失業。目前賺錢的公司，決策都能自主，但是對於未來，並未針對什麼特定的目標做好準備，這是因為缺少成套的市場經濟架構，管理階層對經濟近乎文盲，生產結構屬於獨佔性，再加上長期性的供應困難（Lvov 1989:32）。

軍需化與獨佔性企業

蘇聯經濟轉變之難，其性質尤其複雜，因為它的軍事支出占國民總生產的比例太高，比起西方各國，超過二至五倍（Iziumov 1991:31）。有許多公司和地區極為依賴軍方訂單，這些「不參與商界的部門」對電療式新經濟措施強烈表示反對意見（Belkin 1990:65-66）。企業軍需化高到無可比擬的程度，其結果是無可比擬的獨佔性：西方資料記載，只一家供應廠所生產的產品，佔全蘇聯總產量的30-40%，但它的獨佔效果，則可能接近70-80%（Weidman 1991:404; Olsevich 1991 6:22）。重建工作從基礎做起時，必須讓指導系統癱瘓，它得要從可說是軍需工業這個立足點做起，使整個經濟商業化。如果做不到的話，私營化結果，只不過造成新形式的獨佔，以及形成新一幫受益者罷了。它提供不了什麼新的刺激，效率不能提升，技術無由進步，產能也無法增加（Sapir 1990:138）。處在這種極度軍需化的經濟之中，無從做真正的自由競爭，而硬要把自由競爭擠進這種經濟結構裡去，其結果最多只能「表演一下買賣戲劇」而已（Deriabina 1991:63）。

政府的干預作為與經濟的震撼療法

將來追述蘇聯重建經濟的第一個階段時，經濟學家或許把它說成是歷史上一段時期，起點是正統主張失敗，終點是承認自由市場的理想到達之前，仍要面對經濟結構的現實面。蘇聯想允許市場力量主導經濟，卻缺乏足夠的時間和安全的緩衝（Danilov Danilian 1990:196）。有些主張請求分成更多階段從事改革，提出許多理由，讓老機構和新公司共存的時期拉得更長久一些。顯然那些話被現存的在位者們利用，做為一種策略，延續本身的權力和特權。正如Danilov-Danillian所描述的諷刺現象，在新式史達林經濟中的改革工作，「過去是長於扼制市場鼻息的指導式官僚系統，如今卻要用它來耕耘市場。」布里茲涅夫時代主要的經濟趨勢是：解開中央管理權威，把控制權交付獨佔性的經濟結構體（Bogachev 1990:125-26）。新史達林派經濟系統終於形成，方式是蝕損駕御它的力量。而要改革一個中央主導的經濟，則只能依靠強化協調運作的機能（Olsevich 1991a:32-36）。放任價格自由變動，或是更激烈的經濟震撼式治療法，其結果將只能加劇上述業已惡化經濟失控問題。其規模廣大，遍佈於浩瀚的領土，生產失衡嚴重，有獨佔問題，普遍的貧困，技術又落後。Bogachev提出奇異的主張，他爭論說：重建政策的首要目標，應當把對經濟的控制交予中央，但形式是新式的民主，以此為政府管理經濟，復甦經濟的手段，因為經濟已經被分散為許多權力中心，各自成為單位，而又獨斷獨行。舊有的指導官僚金字塔，只剩下正面景觀的功能（Bogachev 1990:125-26）。蘇聯政府推行改革政策，並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採取各種管理措施，根據計劃，重新調整經濟，因為真正自由競爭的市場，還不能引進大多數經濟活動之中，必須再等上好幾年，甚至等上好幾個十年（Valovoi 1991）。

蘇聯的新自由派追隨西方同一派人的主張，把通貨膨脹看成純粹是貨幣問題，認為通過懲罰性的價格改革，這個問題便可以從經濟系統之中擠除。Kolodko認為這想法「既天真又危險」，該主張以為，激烈的價格震撼將引導市場至平穩狀態，赤字也將消除（Kolodko 1991:158）。對消費者的基本必須品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未被滿足的需求為：肉類40%，糖50%，鞋子30%，以及牙膏50%（Shpryhgin 1990）。經濟處於收縮狀態時，價格自由變動的結果，可能強化供給面的通貨膨脹，使物價節節向上攀高。它抵達供需平衡點之時，價格將非蘇聯人民所能承受（Vernikov 1991:158）。貨幣或財政政策，不論有多麼激烈，都只能暫時發揮影響於嚴重失衡的經濟，因為影響所及是價格，其基礎是經濟結構，而它並未遭到改變。

Loginov對「危險的幻覺」發出警告，反對它，因為有人認為：國內的消費市場崩潰乃是錢太多的結果。其實70年代初期以來，蘇聯工資被有意地壓低，如今才開始讓收入符合工作上的付出（Loginov 1991:9,18）。他認為，通貨膨脹主要原因是：消費產品工業長期以來再投資不足，價格自由變動的結果，或許在足夠高的價位上平衡了供給和需求，但是社會成本可能令人太痛苦，而在民主政治結構之中，它也可能不獲支持。最優先的工作，應當迅速擴充及提升渴求資源的民生必須工業，尤其是食品業及輕工業。如果「一面從事經濟生產，一面有狗被埋掉」，上述診斷主張，重建工作就應該到該處去辦（Valovoi 1991）。蘇聯經濟基本結構的特點為：「極優越的異質性」及有意造成的產業結構失衡，這兩項都由產業軍需化所引起（Iaremenko 1991:5-6）。戈爾巴喬夫估計，不屬於優先的產業，其技術層次落後國防軍需業達1個世代到1.5個世代，這使得雙方不可能進行市場自由交易（Gorbachev 1991）。

私營化經濟的機轉

　任何一種改革計劃都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具有風險的計劃一旦成功，是誰應當受賞，如果失敗的話，又該懲罰誰（Rakitskii 1990:12）。許多新自由主義派的觀念，責怪統制經濟處理國家資產的方式不合理，既缺乏躬親經管的老闆，而它對經理人和工人而言，又都是不親切的結構。這一份診病單有如舊調重彈，歷史上曾經有人主張理想的世代到臨時，最盛行的管理方式便是讓企業家控制，單由一位角色明確的人物，兼任企業主，經理人，以及發明家。我們這個時代，經理人與業主一貫是分開的。既使上述主張值得讚揚而予以實行，Bogachev和許多經濟學家都質問說，蘇聯那裡找得到足夠的人數，既具備企業家的心態，又願努力對自己「毫不憫惜地自我剝削，沒命地工作，不肯休假。」（Bogachev 1991:15）。Bogachev觀察到，即使是立陶宛，人民熱烈擁護國家主義的時候，政府仍然無法勸誘各地農民主動脫離Kolkhoz，進入私營生產公司。

為了找出一大群各階層企業家而進行快速而大規模的私營化，會帶來額外的風險，資本的形成將被轉而厚增舊產業的基礎，而非開創出一個新的經濟秩序（Murrel 1990:9）。有些新自由派甚至說，他們關心自由化太急切的話，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是：被「非國營化的產業」有很可觀的部份，其nomenklatura變成了直接擁有的業主。要不然就是方便了經濟的「黑手黨」，在背後買走大多數主要的控股公司（Nikoforov and Kuznetsov 1991:40; Koriagina 1991:157）。這兩種後果，不管是那一種被實現之後一定激得民眾的不滿之聲更加鼓噪。

即使私有化成功，迅速創造出中產階級，這些新企業家幾乎可確定將會尋求確保資源能自由、迅速而不間斷地流向各企業，尤其是買賣業和投機性商業活動（Gaalar 1990:13）。商業環境長期處於不安定狀態，理所當然地，各行各業都不考慮著手從事長期計劃。結果呢，各個人所做的合理決定，總和起來，很容易使經濟造成持續退步。新自由主義派所做的計劃敗在未能考慮：善於計算的資本家不愛投資在生產事業。可是這些經濟藍圖卻仍在主宰著新工業化政策。新自由主義派越是頭腦清楚，便越警覺，雛羽初生的私營經濟，它的未來如何，相當依賴公營企業的演化，其時間可長達15年至20年。在這段期間裡，具有「左右經濟力量的巨型企業」必須維持在政府控制之下（Nekipelv 1990）。類似Nekipelov這一類新自由派一直試著驅走一種幻想：私營經濟哪能很快地成為先進企業經濟體的引擎呢。即使根據1990年提出的Shatalin計劃，三分之二的工業資產在三年內完成私營，但支持它的經濟結構，卻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它包括商業銀行、通訊網、以及主要的規制與管理機構（Kuznetsov 1990）。

有些當權的蘇聯經濟學家相當公開地說，所謂私有化事實上意思是「資本主義化」，雖然他們大多數仍然顧及敏感民眾，改用別種名詞（Evstigneev 1991:65）。東歐經濟學家有些人（例如捷克的Karel Kovba）就比較不自我節制地發出惡評，認為出自本願的經濟私營化目標不過是幻想罷了，因為漠不關心的民眾可能使資本股的分配工作拖上幾十年之久（Kouba 1991:157-58）。於是他轉而主張，資產的控制權應當以強制執行的方式，轉移給一些政治絕緣力強的控股公司。如果蘇聯民眾不肯付出超過100至200億盧布（到目前為止）來購買政府財產，則政府計劃交付私營的1.5兆盧布工業資產，要75年到150年才能完成自由拍賣的工作（Iasin 1991:105）。一旦明白了這一層，某些私營化的主張便趨於慎密：對政府企業必須予以強制徵收，接手的大企業，其組成份子應當來自大型銀行、契約承攬公司、以及獨立自主的企業家（Bogonolov 1991）。Bogonolov極力主張，這些聯合組成的監督公司和企業體間由信賴與托付聯繫著，如此，便能聘用「才高而果決的經理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做出最合宜的經營或技術方面的決策，而不計它是否不合某些人的意思。」他像Kouba明確支持經營管理者應有不被分割的控制權，要先據有集體所有權之下的經濟實驗機會。

別種主張則比較顧慮民眾起伏不定的心情，他們建議把可以轉讓的股份，公開分配給全體公民。Yevgeni Iasin承認，「工人普遍主張共同擁有企業體」，因而他建議政府只能有限度遷就公意（Iasin 1991:103, 111）。這一位新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國有產業先自由分配10-15%。以此做為棄卒保局的第一著，而後長期進行私營化，其中，市場壓力結合了股份自由買賣之後，便能依靠它限制住集體擁有公司，使它們只有工業總資產的小部份。波蘭自由派經濟學家也持類似的看法，他們毫不懷疑，有些與人無關的經濟力量，降低了生活水準，結果將誘使大多數工人賣出股票給「真正的企業家」，這些人將合而為一群動力十足的中產階級（Kolodko 1991:158）。

依賴財務控制措施來推行經濟發展，其效果就是將生產的優先順序決定權讓給銀行家，和從事資金轉移的資方金融機構。經濟發展將會密切地附從於他們。大多數東歐新自由派以及從事黨國現代化的人物，認為民主化不過是「一黨系統告終，透過選舉形成當權派。」（Staniszkis 1991）。主張技術官僚應予現代化的說法，可以借一位記者在1917年提出的革命標語，重新改寫為：「一切權力交給經理人。」（Chichkanov 1990）。實際上它可能導致「權力的分裂」，一面是工人組織被局限，而成為勞動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因素，另一面則是新而專業化的經理人，對生產擔負起絕對的控制權（Lvov 1989）。俄國國會所通過的財產法，限制產業工人組合，只允許他們擁有10-20%的股權（Kurashvili 991）。私營化藍圖的設計，明顯的為了確保公司的控制權將交給擁有股票的人，或是他們所指派的經理人。

重新起用政府的功能

新自由派先前和權威式的混亂資本主義眉來眼去，現在他們至少在公開的場合裡撤走了這種主張，採取智利的模式，一部份原因是他們技巧更高明了，藏得住真正的政治意圖。不過理論家們之所以改變了心意，是因為被各階層的改革提倡者所共同影響，他們逐漸發現事業家主張的解決方式更好受用。

比較更嚴肅的新自由派理論家早已準備妥當，隨時都願承認說，需要有「強有力而能執行管理的政權」來推動改革計劃（Kara-Murza 1990）。Shatalin計劃一面對自由市場跪拜，一面卻明確地設想，需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來處理所有重大問題，而那些都是500日計劃書中沒有提到的，例如：失業問題，社會緊張急劇升高，以及由政府各級組織來維護供給（Kliamhin 1990）。市場有如「近視」鏡片，把焦距放在最新價格，它缺少能力從長期完成結構性改變，無從藉著它來整合科技發展、生態方面的必要措施，以及社會福利方面的需要（Kuznesov 1990） 。

權力核心中的人物們反對新自由派所張的經濟震憾式治療法，原因是他們日益認識到：蘇聯改革家們並非在治療一個功能不良的市場經濟，而是在處理一個性質大不同的，由中央政統制的經濟系統，其供需關係失衡太甚，光靠價格放任自由變動，不足以解決問題。新經理人當中，倡導經濟觀點的人，正在放棄反對政府以工人為訴求的主張，轉而追求「邀來強有力的政府措施，既能匡正我們的企業家，又能對之提供協助。」並且使這種影響力擴而大之，步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後塵，理當如此（Danilenko 1991）。新自由派的學界人士警告那些主張更激烈的同仁們，不可以忽視政府支出所扮演的角色，它至為重要，能在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階段中，發揮穩定經濟的功效（Potapov 1991）。「企業家」新階級的理論擁護者承認，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者以及私人經營者，人數既少又弱，無法進行真正的自由競爭，因而日後將長期依賴政府，從訂單、融資、到採購需要的物料，無不如此（Sokolov 1991）。「科學暨產業公會」是政府企業經理人的團體，他們正在競先想取得中產階級化思潮中的主導地位，，成為後史達林企業制當中「尖塔形經理人組織裡的頂尖者。」（Vladislavlev 1991）。這些正在進行現代化變革的公司，其技術專精的經理人已經主張：「文明國家的利益必須正好符合本國事業經營者們的利益。」Mosca及Pareto等新Machiavel學派毫不掩飾地主張，多頭式精英們的統治，其立足的範圍絕不超過本身狹隘的利益小圈圈，凡此類獨異的打算，殊少符合更廣義的社會利益。事業經營者如此表態，正代表貴族政治重現於人間，它要以專才統治的神話，取代耳熟能詳的「自決」及「團結」。並沒有理由可供人們期待：現代化精英們逐漸換下舊衛士之後，本身會變得比前輩更擅於安排大眾的需要。正好相反，新自由派的模式將會擴大階級摩擦及階級相爭的基礎，這是因為誓言改革的政府必須不斷壓低工資，要求工人聽話，才能吸引外國資本。

戈爾巴喬夫首倡經濟重建，預防蘇聯統治階層步向集體自殺。他對崩潰中的現狀提出替代方案。1991年8月政變失敗，代表從上層做起的重建工作成功地重新組合權力團體，例如：軍隊及警察，這一些團體的性質都不再和以前相仿。同樣的說法也可用於描述黨國機器，因為私營公司的經理人最少有半數原來都是組織中中級幹部（Osipenko 1991:67）。黨員身份的爭辯無礙黨國革新派聯合新自由派，共同在原則上支持經濟策略，nomenklatura的商業化有以致之。蘇聯所有單位握有實權的人全都移身起步，要把自己變成中產階級。若要有別種不相同的改革計劃取代現行的措施，便必須由別個階層的人提出來。

蘇聯經濟結構是獨佔的，握有權力的人身上又壓印著dirigiste的身不由己。它強烈預告說，資本主義要想在蘇聯恢復，充其量也不過做到「官僚式的資本主義，權威式的公司國」，領導它的人則是一位主張經濟自由，以經濟成長為主導政策的獨裁者（Buzgalin and Kolganov 1991:30）。這項策略並不允許企業家以外的一群，形成各種權力中心，而他們正是力能有效抗拒市場力量的團體。這一點在政治上非注意不可，有鑒於此，一位新自由主義派記者聳恿政府開始解雇罷工的煤礦工人，以此種手段迫使工人運動就範，因為他們的主張日益強烈、行動日益自主。「工人運動的背後，階級鬥爭及最後發生革命等情勢在日益增漲之中」（Sololov 1991）。蘇聯改革家們期待著永恆的安寧將在社會工業化之後出現，而政治文化的天地也將漂淨極端反對派的顏色。這些改革家有可能極為失望。Kriuchkov小型反叛事變終於把史達林以後遺流下來的結構予以處理，但是，蘇聯比較機靈的改革家們都很清楚，他們若不拆毀社會主義者1917年承諾給人民的解放宣告，便必須和它妥協，而解放的承諾還在等待著經濟重建從基層予以實現呢。

（譯自《每月評論》1992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