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的瓦解與民族問題

去年（1991年）8月蘇聯政變的失敗，同時也使戈巴契夫的「重建」工作歸於失敗。從心理上說來，「重建」好像是穿著以「肯定」的情感織成的衣服，是和無限希望、興高彩烈的意識以及精神之昂揚結合在一起的。戈巴契夫本來所想的，是從上而下、有秩序、有計劃的重建；是老房子的整修，而不是新建另一幢房子。但，他的這種想法由於8月政變而徹底失敗，代之而來的，是從下而上的革命。其實，在政變之前，也就是自礦工罷工、民族紛爭頻發之後，許多人已感受到：從下而上的革命就要到來了－－因為政府的權威已顯出瓦解現象，政變的失敗只是使它表面化而已。不過，如曾兩次就任外相的謝瓦納澤在政變失敗後所立即所說的：這一次從下而上的革命，暗藏著中世紀那種私刑女巫或無政府狀態的不幸徵候。

從下而上之革命的其體內容，除了共產黨的解體之外，就是蘇聯這一個國家的瓦解；也就是蘇聯國內各民族關係的革命。蘇聯的十月革命基本上是俄羅斯人以及俄羅斯化少數民族的革命，因此蘇聯革命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擴及，也就是蘇維埃聯邦的形成必然包藏著民族問題的矛盾。這就是說，蘇聯的建國理念，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來建設一個人人都平等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由於蘇聯境內有超過一百個以上的眾多民族，因此在這理念中，存在著超越民族的共同體與保障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之間的矛盾；處理這個矛盾的成功與否，顯然對以後的歷史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就結果而言，蘇聯的民族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只是地下化了而已－－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立化傾向，正以各種「非正常」的形態出現。舉例來說，在中亞細亞和高加索地區，早在80年代布里滋涅夫統治的末期，便已出現了穿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所謂「封建性獨立汗國」，而今由於「重建」，民族問題的矛盾在聯邦各地更如噴射而出。

民族紛爭的加速化

8月政變的目的在於阻止聯邦國家的瓦解，然而卻招來了相反的結果－－崩潰的加速化。具體來說，加速民族共和國分離的是政變政府的行動，以及政變失敗後俄羅斯共和國的行動。

政變的直接目標，是阻止預定在8月20日簽訂之承認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新聯邦條約。政變政府在8月19日發佈「在蘇聯全國內，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具有絕對優越地位」的聲明，表明絕不允許共和國自立化傾向的決心；而在少數民族地區內的俄羅斯人組織－－國際戰線－－也迅速表明其對政變政府的忠誠。

各民族共和國對政變的反應可分為如下三種：

反對派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以及摩達維亞和吉爾吉斯等五個共和國；在反改革傾向較濃的中亞細亞各共和國中，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竟率先反對政變，這可能是件較為特殊的事。

亞美呢亞、喬治亞、烏克蘭和哈薩克等四個共和國則為騎牆派；令人意外的是以強烈民族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亞統統，竟向國民呼籲保持「平靜、秩序和規律」，此舉引起反對派民族民主黨領袖辱罵其與「帝國的最保守派系」相勾結。

支持政變的，是白俄羅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和亞塞拜然等五個共和國。在這些共和國中，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較為鞏固，而且在經濟上對聯邦的依賴度也較高。

政變失敗後，各民族共和國陸續宣佈獨立。反對派本來就傾向於獨立，因此其急於獨立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連騎牆派和支持派都宣佈獨立，這就令人覺得很意外了。尤其是在聯邦中的地位較重要，也一向對中央採取協助姿勢的烏克蘭，其不僅宣佈獨立，並聲明要舉行國民投票的態度，更造成了衝擊性的影響。

使民族共和國更趨向於獨立意向的是俄羅斯共和國的行動。葉爾辛總統所領導的俄羅斯共和國，當然是推翻政變的最大功勞者，但勝利後，在沒有和其他共和國商量之前，它就開始接收聯邦政府的財產和權力；更嚴重的是8月26日俄羅斯總統之發言人發佈要重新檢討它與鄰接共和國之間國境問題的聲明。對於境內俄羅斯人比例甚高的烏克蘭和哈薩克來說，國境的重新界定是件極為嚴重的事，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重現。本來預定在8月20日簽訂的新聯邦條約，是以維持共和國邊境界線之現狀為條件；而俄羅斯共和國原本也贊成這個立場；因此俄羅斯共國的此一聲明，被認為是背信行為，於是「非俄羅斯」共和國的領袖哈薩克總統發出如下警告：「民主勢力確實勝利了；關於這一點，莫斯科人、俄羅斯最高會議和葉爾辛的功勞是最大的。但我們覺得勝利的喜悅已開始轉變為勝利者的自大和傲慢；俄羅斯領導人的談話中，已顯露出以救世主自居的味道」。他又說，「以葉爾辛為首的俄羅斯領導中心，由於其採取以國境重新界定為威脅手段的方式，已失去了以新方向統一國家的機會」。

俄羅斯的這些行動無法不引起其他民族共和國的不安，它們懷疑俄羅斯共和國準備以新的帝國來替代瓦解的蘇維埃聯邦；它們恐懼的是：俄羅斯共和國是否正趁著共產黨崩潰產生意識型態空隙的機會，準備復興布爾什維克在70年前所推翻的俄羅斯帝國。

在今日的俄羅斯，復古主義傾向的增強是不可否認的。葉爾辛開始使用白藍紅（代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三色旗，而這正是帝俄時代的國旗，葉爾辛為了打倒或監視支持政變之地方政府而派遣到地方上的全權代表，依照帝俄時代的傳統稱呼為「皇帝的眼睛」。帝俄時代的政治口號－－單一而不可分的俄羅斯－－也開始出現於電視和報紙上。或許這種復古主義只是象徵性質的：對沙皇家族的關心程度確有升高，但事實上希望王政復古的莫斯科市民只佔了11%。「聯邦的喪失」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並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報紙也曾報導：「今天，所有的俄羅斯人，包括民主派和非民主派，都懷著某種悲哀的失落感」。不過，這種情感只是一種挫折與斷念的情感，並不是屬於攻擊性的激情。

其他共和國的激烈反應令俄羅斯的領導人驚訝，因而派遣代表團到烏克蘭和哈薩克以便控制局面。其實對其他共和國而言，過去之歷史所證明的往往是：俄羅斯才是它們的最大假想帝國。

在所有事態似乎都走向瓦解時，除了經濟上的依賴關係以外，人民代表大會在九月五日所發表之「關於人的權利和自由之宣言」，似乎可以發揮向心的作用。俄羅斯、哈薩克及中亞細亞的各共和國，向來就不屬於西歐文明圈，所以人權意識相當模糊，因此「關於人的權利和自由之宣言」如能或為共識，對蘇聯各民族的確是件好事，也可能使各民族再次走向和睦結合之路。但是，在其發揮效果之前，這個新共同體能否撐得住政治和經濟上的負荷？這是誰都無法保證的。

從上而下的革命使屹立七十餘年的蘇聯成為歷史灰燼，從世界的版圖上消失；也使蘇聯「重建」的催生者戈巴契夫成為自己政治生命的掘墓人。但新的從下而上革命之未來情勢將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民族問題的實情

現在在蘇聯或東歐所出現的幾個現象，其實是無法完全以傳統之「民族」現象來說明的。

所謂「民族」，首先它是一個共同體，是人們一定的共同體，但不是某一特定人種的共同體，也不是種族共同體；民族是在語言、地域、經濟及文化等方面持有心理上共同意識的人們，於歷史過程中所構成的堅固共同體。

但，同一民族，可能由於後來歷史環境的不同而分裂為幾個不同的共同體；也就是說，同一民族可能分為幾個不同的文化集團或單位。從1970年初期，這種集團或單位就被稱為ethnic要素或ethnicity（族群？）。

今天使蘇聯和原屬於東歐的幾個國家陷於分解危機的，除了民族問題之外，還包括這種「族群」問題。例如：南斯拉夫是由「南」斯拉夫人為主體的聯邦國家，但北部的斯洛伐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卻為求獨立而和南部的塞爾維亞發生了流血慘劇；這三個共和國的主要居民都是「南」斯拉夫人，也講同一種語言，然而北部兩共和國由於從前隸屬奧匈帝國，所以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反之，塞爾維亞長期隸屬於土耳其（Osman）帝國，因此信仰東方正教，使用基利耳文字。屬於同一民族，也講同一語言，卻由於數百年文化及歷史環境的不同，使它們之間產生異民族般的敵對關係。（附註：另外，北部兩共和國和塞爾維亞之間，還住著人數大約二百萬〔南斯拉夫的人口為二千二百萬〕被稱為Moslem的共同體。Moslem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從很早以前就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南」斯拉夫人。他們是在土耳其統治時期改信伊斯蘭教，但所講的是和其他南斯拉夫人一樣語言。）

雖然不如南斯拉夫嚴重，但同樣現象也發生於同屬於「西」斯拉夫民族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間。捷克人和南斯拉夫的斯洛伐尼亞人一樣，從前隸屬於奧匈帝國中的奧地利，而斯洛伐克人則和克羅埃西亞人相同，隸屬於奧匈帝國中的匈牙利。所隸屬之政治、文化的不同，往往會使同一民族之間失去認同感而成為敵人。

在蘇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之間，以及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之間也有同樣的現象（其中，後者的情況較為嚴重）；而在阿拉伯世界中所發生的紛爭，亦是屬於同樣的問題。

「族群」現象的嚴重性，在於它不僅發生於蘇聯、巴爾幹，以及如印度、印尼、非洲等第三世界，甚至在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族群紛爭也愈來愈明顯。即使在美國，非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系市民社會和非白人市民社會中亦逐漸發生一種「族群」崇拜現象。這是對長期以來一直為美國文化主流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盎格魯撒克遜優位性的一種挑戰，也是美國少數民族的一種自我認同。美國自誇建國的歷史理想之一是各民族的同化和整合，而族群現象的產生和挑戰卻使這個目標發生動搖。

雖如此，我們對族群現象也不該「過份」重視；因為在東歐尤其是在巴爾幹半島，一個鄉鎮擁有數個不同教派之教會，但居民卻和睦相處的情況是極為普遍之事。另外，據1966年南斯拉夫首都的社會學研究所對其國內不同之七個族群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對不同族群完全沒有或幾乎沒有「抗拒感」的人，除了斯洛伐尼亞人的55%之外，其他都在78-85%之間，可見情況並非已嚴重到無藥可救的地步。1990年克羅埃西亞和斯洛伐尼亞的獨立要求，其實是除了族群意識之外，基本上還有經濟、政治的要因。克羅埃西亞和斯洛伐尼亞在南斯拉夫聯邦內是經濟較先進的兩個共和國，且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是外匯的主要來源。由於聯邦必須照顧其他低開發地區，因此使這兩共和國人民認為他們處於被聯邦剝削的地位。所謂「民族、族群的復權」意識，就是被這種經濟、政治要求所引發，然後在與塞爾維亞的衝突中被煽動起來的。就心態來說，這和1989年以後，東歐較先進國家不願意再和落後地區為伍，熱望盡早加入EC是一樣的。

這種經濟上的自私心態，同樣也見於俄羅斯共和國。在中亞的伊斯蘭系共和國，每個家庭平均有十個子女，因此必須建立無數托兒所、幼稚園和學校，許多人也僅靠失業保險金過活；然而俄羅斯共和國卻得支持這些地區的財政，故而引起人民的不平。

當經濟面臨危機時，較富地區不願再支援落後地區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也必須瞭解：部分較富地區的行動，往往就是整個地區不安寧的關鍵性原因。民族問題的起因

近代西歐所特有的諸條件，產生了「國民國家」的原型。在中世紀歐洲世界將要瓦解的條件下所形成的絕對君主權力，使其領域內居民的社會和文化趨於同質化，因而產生了可稱為民族母體的集團。此後所發生的市民革命掃除了「身份制」，進而使人們之間產生「民族」的一體感，於是成立以「一民族一國家」為基礎的國民國家。

可是在東歐，歷史發展的過程並不與西歐相同。在20世紀初期以前，統治東歐的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Osman）帝國等多民族帝國；這些帝國並不具有西歐絕對君主國那種強力的同化機能，所以如巴爾幹半島的情況所顯示：帝國內之各民族在彼此難於融合的情形下步入近代。

自19世紀到20世紀的巴爾幹半島，隨著土耳其帝國的瓦解，成立了許多獨立國家。第一次大戰後，主要是由於奧匈帝國的瓦解，部分則由於俄羅斯帝國和德國帝國瓦解，新獨立的小國家群再從巴爾幹半島往北擴張到波羅的海，成立了東中歐各國集團－－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等等國家。

這些小國家群都是多民族國家，卻志在成為「國民國家」，於是民族糾紛頻發－－民族的複雜性使它們無法形成「一民族一國家」，而國境的劃分又埋下民族紛爭的火種，加之在西歐「國民國家」歷史發展所必然產生的「列強對立」現象更如同在這些國家之內裝設了炸藥。

在這些國家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大致是：在本國內居住著其他少數民族，或者在他國內居有自己的民族；此外，由於所隸屬之帝國的瓦解，使得互相依賴的關係也隨著瓦解，於是在難於自立的條件下，這些小國家不得不和域外大國結合。所以到了1930年代，東中歐諸國成為德、義軸心國和英、法之間所爭取的對象，而被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和東中歐國家走不同路線的是蘇聯。就體制本身無法自我改革這一個結果而言，蘇聯的實驗是失敗了；但如因此而忽視蘇維埃聯邦形成的意義，則可說是不重視歷史事實的錯誤認識。

1917年10月革命所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由於其經濟發展的落後性，而一直期待著資本主義先進國之世界革命的來臨。當它們的期望落空時，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等的四國蘇維埃政權在1923年初期互相結同盟而成立「聯邦」；1924年，在「蘇聯」的基礎下，定下了一國社會主義路線。

蘇聯的成立有兩個重點：

第一，蘇維埃政權由於「蘇聯」的成立，而將屬於多民族的龐大人口所居住之廣大地區統一起來。這一點和同一時期東中歐的情形完全相反；因此，兩次大戰之間的蘇聯，由於它防止了從多民族帝國細分化為國民國家所產生的混亂和不安定，因受到當時西歐民族研究者的一定評價。

第二，「蘇聯」是以強權自上而下形成的；這並不是說，蘇維埃政權的領導者們，從開始就意圖以強權手段收回俄羅斯帝國的遺產。相反地，1918年1月，芬蘭成立新政權時，俄羅斯蘇維埃政權很大方地接受芬蘭所提出的領土及民族要求，而締結了友好條約；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曾做到，確實顧慮到舊日被統治民族情感的進步作風。不過其後由於內戰激烈化和列強的對蘇干涉戰爭，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勢力遂改用武力，在各民族間一個個成立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政權本來是從「否定以國民國家間的權力政治為基礎之近代國際關係」出發的。但由於世界革命之未曾實現，只好很快地使自己熟練於「對內是中央集權，對外則為保護自己而發揮權力政治」的國民國家行動方式。在缺乏世界革命支援的條件下，一國社會主義路線原是意圖以理念和民族主義的動員，來突破在落後地區建立社會主義之困難性，但在此時期卻反而進一步推行了國民國家這種行動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處於美國馬歇爾政策等冷戰戰略壓力下，在東中歐成立共產黨政權，且以軍事、政治和經濟壓力形成「蘇聯、東歐圈」。「蘇俄、東歐圈」的瓦解，使蘇聯和東歐回到該圈成立以前以及蘇聯成立以前的情形，民族問題仍然沒有獲得解決。

二次大戰發生時，以《1984》及《動物農莊》等著作聞名的喬治．歐威爾曾說：「如不能承認愛國心或對民族之忠誠心所能發揮的巨大力量，就無法正確認識近代的世界。民族主義乃是連結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情結」。

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沙皇政權採取強迫性的同化政策－－強迫各民族和個人改信俄羅斯正教；因為帝國和教會結成一體，所以成為正教徒就是成為俄羅斯人。雖然俄羅斯正教具有強而有力的傳教機構，但四世紀來的成果卻相當貧乏，由此可見各民族的強韌生存力是驚人的。

十月革命後，關於民族自決的問題上曾經有過「威爾遜vs.列寧」的說法，同時芬蘭、波蘭也達成獨立，可見十月革命亦有民族革命的一面。不過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原是意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來整合各民族，而史達林卻在意識型態之外再加上民族主義的原理；這也是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主要差異之一。

思想、運動和體制之關係

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的關係，一向很少就歷史認識的觀點上來研究，而是從正統與異端，忠誠和背叛等教義、政爭的層次來討論。屬於正統、異端，忠誠背叛層次的討論，必定是黑白、正邪分明的二分法，因此很難做到毫無忽視歷史的連續性和變化的複雜性，這可說是過於單純化的討論。在歷史認識的觀點上，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都是歷史因素所產生的，因此必須將它相對化後方可探出真相。我們不能說，史達林在馬克思意識型態之外再加上民族主義原理是絕對錯誤的，因為如我們所知，蘇聯革命後的所有成功之屬於社會主義範疇內革命，都把政治運動和民族感情結合在一起；在革命成功後的體制營運上，政治菁英也都以民族主義做為整合人民的的王牌。

社會主義一般可分為思想、運動和體制三部分。當然在抽思考的範疇裡，這種分法是沒有問題的。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問題就不那麼簡單－－因為理論與實踐（運動、體制，尤其是體制）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認為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因此對十月革命可以做如下的圖式化描寫：馬克思主義的引進↓以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知識份子集團為核心而組織政治結社↓在這一個政治結社領導下推行勞工運動↓推翻舊體制，成立革命政權。

因此，卡爾（E.H. Carr）在《俄國革命的考察》一書中提到，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由於其濃厚的「目的意識性」要素，而與資本主義革命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他說：「俄國革命是有意圖、有計劃地執行的歷史上第一個大革命。英國革命之名稱並非來自參與革命的政治家，而是將革命加以理論化的知識份子事後予以命名的。參加法國革命的人們，本身並沒有搞革命的意識，而啟蒙運動在意圖上則根本不是革命運動。

另一個重要的認識角度是：當我們要瞭解社會主義體制時，切不忽視這個體制由於「現實諸條件」、以及領導者們對這些條件的認識程度，而和思想、運動之間所產生的歧異之處；也就是說，體制本身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做一個主權國家負責人的「現實」考慮，和做一個革命家的「理想主義」展望之間，往往有極強烈的衝突。當負擔統治生活水平離餓線上不遠之數億人民的責任時，以高政治水平和低生活水平做為其政策基礎的毛澤東，和理想主義者毛澤東、革命家毛澤東之間是有差異的。所以，以思想或運動的邏輯批判體制時，往往使認識上產混亂。

反之，如以現體制的邏輯來判斷思想和運動，同樣也會產生另一種認識上的錯誤。為了責難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而連思想家、革命家毛澤東的偉大性也都否定時，這些人對中國革命的意義能有多少認識？將史達林所犯的錯誤全般歸罪於社會主義，因而否定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是不配討論社會主義的。當我們討論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的差異時，就應注意理論、運動和體制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否則就易於被反共理論家們所誤導。

列寧的主張：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對立起來，而只是把民族主義當做走向更高層次國際秩序之「自然的踏腳石」。馬克思、因格斯銳敏地察覺到資本主義之經濟與技術發展對「國民國家」框架的破壞影響力；也就是說，生產力的水平遲早會提高到國民國家的框架所無法容納的程度；因此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繼之而來的新秩序，應該是屬於國際規模的。

在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化，一方面促進經濟在世界規模上的整合；另一方面則使資本主義各國為著取得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造成國與國間之矛盾更激烈化，當然也刺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運動。民族主義成為世界政治上的可燃材料，在政治上佔著重要意義。

這種新的政治現實成為列寧政治活動的舞台。與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寧所面對的現實乃是必須對民族主義給與更大的關心。

列寧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如下：在勞工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分野上，他一直對民族主義採取排斥態度；但對出現在少數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自立要求上的民族主義，則給與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就社會主義者列寧來說，他對民族主義的兩種態度並沒有矛盾－－他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把這兩種不同態度統一起來的。他認為當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共同體成立之後，民族主義就完成其任務而歸於消失。從列寧的立場看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是屬於社會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階段，具有進步性質；而且由於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所以可以成為與資本主義鬥爭的主戰場，也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同盟軍。

十月革命後所建立的革命政權，設置了專間處理民族問題的「民族問題人民委員部」，可見革命政權在國內政策上是重視民族問題的。宣佈革命勝利的八天後，新政府公佈了規定國內民族基本政策的「俄羅斯各民族權利宣言」，承認舊沙皇帝國領土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其中包括：民族的平等與獨立。民族完全自由的自決權，也就是各民族可以自由分離，形成獨立的國家。廢除所有民族在民族、宗教上的特權和限制。居住在俄國領土內少數民族和種族集團的自由發展。

承認民族的自決權是不是對民族主義的讓步？既然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承認民族自決權是否違背了革命理念和國際主義？1918年，羅莎．盧森堡在監獄內所寫的《俄羅斯革命論》，就是從這個觀點批評革命政權的民族政策；而列寧則把民族自決權比喻為「離婚的自由」而加以反駁。列寧說：完全平等的，基於真正愛情的兩性結合必須以離婚之自由為前提條件，同樣地民族自決權只是前提條件而不是目的。社會主義的主張是超越國家的國際主義，但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在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意志之下結合才能夠達成。只要在這世界上還存在著民族抑壓和不平等，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廢除這種抑壓和不平等，也就是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利。承認民族自決權就是違背國際主義的說法，和把擁護離婚自由的人當做破壞家庭的壞人一樣，是不符邏輯的偽善。

國際主義者列寧的盲點

列寧和屬於同一時代之羅莎．盧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認為無產階級運動以及其所指向的新秩序必須是超越民族，屬於國際性質的。他和托洛茨基等人所發動之十月革命的構想並不只是一國的革命。他認為蘇聯的革命權力，應該被包含於不久之後必會形成之全歐或全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內，它本身只是過渡性、暫時性的存在。直到西歐革命的希望已經落空的晚年，列寧的信心還是沒有動搖；面對歐洲革命的退潮，列寧準備從「對內，在農民的同意和協力下進行建設；對外，則與中國、印度等亞洲的解放鬥爭聯繫」來找出一條活路。但是他還是說，「社會主義的勝利需要幾個先進國勞動者的共同努力。這是馬克思真理的ABC」。這是列寧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後的秩序－－所引導出來的邏輯結論。列寧等初期革命領導者們「假如沒有歐洲的革命，蘇聯的革命權力就無法繼續存在」的這種想法，經過內戰的考驗以及新經濟政策（NEP）的成果，受到一定的修正。列寧在其晚年，也考慮到在蘇聯一國之內以自力維持革命體制的可能性問題，並摸索著其可行的方案。但那到底還是必需維持到不久將要到來的歐洲革命之前的問題，因此他看法的變化，並不是對既有理念的全面性修正，只是部分的調整而已。

列寧等十月革命的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大都是長期生活於西歐，通達數國語言的，在俄國農民和國際勞動者階級兩者之間是較接近於後者的高級知識份子。革命之後，他們不得不面對農民人口佔全人口中大多數，且民族感情往往扮演關鍵性角色之後進國根深柢固的現實。自1920-21年左右開始，這些西歐化、國際主義色彩濃厚的高級知識份子，和蘇俄現實之間的矛盾逐漸出現，而史達林現象的端倪就出現在這裡。

列寧去世後，史達林所推行的是只有在戰爭之非常情況下才能獲得正當性的政策。在1918年1月的黨中央委員會議上，史達林主張：歐洲沒有革命運動；它們沒有革命運動的事實，有的只是其「可能性」而已。列寧的回答是：「西歐有群眾運動，但在那裡革命尚未開始；不過，假如我們以此為理由而改變我們的策略，那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史達林是在那次會議中唯一反對列寧而主張西歐沒有革命的中央委員。在俄國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史達林，自始就懷疑歐洲革命的「可能性」不久便會發展成為「現實性」的論調。因此他有一個極為強烈的意識－－蘇聯完全為敵人所包圍，而且戰爭必會發生。如果我們回顧歷史的事實，史達林的畏懼和擔心是頗為合理的，而這一點正是始終相信社會主義共同體遲早會形成，因而不必再考慮帝國主義諸國會進攻社會主義蘇聯之國際主義者列寧的盲點。

史達林在民族政策上的錯誤

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上，以史達林在1924年所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為轉機，民族主義就被納入社會主義秩序原理之內；社會主義是超越主權國家層次的理念，而今史達林卻使民族主義內在化，使其成為社會主義秩序原理之一。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也切斷了蘇聯革命對歐洲革命的「依賴」，宣佈蘇聯革命的「自立性」；把存在於蘇聯革命理念中以歐洲為核心，蘇聯為邊陲的想法解除掉。因此一國社會主義所表現的是，對民族意識的鼓舞和信心。1929年之「從上而下」的革命，就是為著他認為將要發生的世界戰爭而做的準備工作，因而所形成的史達林體制自然帶有中央集權之「軍營社會主義」特徵；後來又加上的大力抑壓之恐怖構造，也與蘇聯對德日兩國挾擊的恐懼，意圖消除德日奸細，為新的戰爭做準備等動機深深地結合在一起。

因此史達林的民族政策自然不同於列寧。例如，由對喬治亞民族的處理來看，支持喬治亞少數民族要求的是國際主義者列寧，而從中央集權的立場來加以抑壓的就是史達林。

如前所述，史達林在馬克思意識型態之外再加上民族主義的原理並不是絕對錯誤的。史達林主義的錯誤應該在於讓民族主義不適當地膨脹，而成為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大俄羅斯主義。自從史達林將民族主義以一國社會主義的名義變成社會主義原理之一，而且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而在所謂的「大祖國戰爭」中得到勝利之後，蘇聯的社會主義幾乎變為大俄羅斯主義的異名。在史達林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一段時期，國際主義似乎優越於民族主義，但其實情則是，與國際主義全然無關之蘇聯民族主義的不正常膨脹－－在國際主義的美名下，小國的利益被蘇聯的國家利益所犧牲。因此，當史達林的強權統治告終之後，一直被壓抑著的其他民族之民族感情，就自然而然地暴發出來；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廢墟上復興起來的民族主義，讓各民族之間的恩仇和對抗意識從地下湧現出來。

蘇聯迅速解體後，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並以「獨立」「平等」的地位，「自由」選擇參加新的聯合體，以便協調各獨立共和國間必須共同應付的各種措施。從「表象」來看，這是列寧當初所主張，卻由於其去世而未能實踐之民族自決原則的初步實現。不過，這只是第一步而已，假如不能進入第二步－－也就是在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意志下的重新結合－－其前途是可慮的。更重要的是，蘇聯人民應該銘記列寧的盲點－－列寧沒有把帝國主義因素考慮在內。否則的話，蘇聯今後的命運是不堪設想的。

對於蘇聯的民族及族群問題，列寧所說的：「對無產階級來說，最重也是最要緊的，是需要確保異民族對無產階級鬥爭的信賴。為達到此目的，我們該做些什麼呢？我們必須以對待異民族的態度與讓步，來補償在過去歷史上強大民族的政府對異民族的不信賴、懷疑以及岐視和侮辱。」就對少數民族的讓步和溫和態度而言，「過份」總是比「不夠」要好這些話對現在來說，還是頗有啟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