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歷史的迷思

二二八亦有其歷史必然性

曾幾何時，二二八已經從一個不可觸及的歷史禁忌，轉變成為朝野政客爭相搶奪的政治圖騰，當往昔書上的「XXXXX」成了今日紀念碑，追思儀式，街頭運動，乃至成篇累牘的書籍資料時，我們仍要質疑，在眾多立場不同黨派的解釋之下，二二八的真相「還原」了嗎？國民黨固不足論，民進黨以及台獨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二二八是台灣人民（或台灣人）的起義、革命，甚至「獨立戰爭」，然而，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究竟有沒有人站在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上來研究、解釋過？抑或已淪為朝野政客為爭權奪利所編出的羅生門故事？倘若我們不能真正掌握二二八事件的本質，而為既得利益者的歷史迷思所惑，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從這段血淋淋的歷史中獲得經驗與教訓。

歷年來國民黨宣傳品所稱「二二八事件是中共幕後主使」到最近所謂「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人為疏失」的說法，固不值得有識者一哂，惟相對於官方所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偶然事件」或「人為因素造成」的觀點之外，民進黨及台獨人士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仍有頗多可議之處。無可諱言的，國民黨的確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禍首，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亦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對於當時國民黨政權性質與事件的真正原因，民進黨及台獨人士的認識與理解不無疑問。

首先，民進黨及台獨人士，一貫地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於是，他們認為，引發二二八事件的主要矛盾就是省籍矛盾甚至民族矛盾，在這種邏輯推衍之下，二二八事件就成了「台灣民族」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再加上日後「台灣民族論」或「命運共同體」等說法的提出，以及台獨運動的發展，二二八事件遂成了台獨運動的圖騰，一塊神桌上的牌位，讓信徒們每年頂禮膜拜，這個歷史事件，就轉為他們的運動資源。

有趣的是，這種提法和官方的「台人偏見論」（即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台胞中了日人奴化教育的遺毒太深，所以對祖國懷有偏見）或「台民地方意識論」（即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因為台胞僻處海島，經過日人50年統治，以致有強烈的地方偏狹意識）有異曲同工之妙，換句話說，這些提法都誇大了地域特性，省籍隔閡在事件原因中的重要性，而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社會矛盾所扮演的角色，或僅視其為族群衝突的導火線而已。在今日，這種提法絕對不只是歷史詮釋上的問題，更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對國民黨來說，突出了地域意識，可以掩蓋其資產階級政權本質，對民進黨及台獨人士而言，這種提法可以掉轉其陣營內領導菁英與被動員群眾間的矛盾，在「台灣民族」或「命運共同體」等虛幻主體的召喚之下，動員下層民眾向國民黨奪權，卻不動換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體制，就像拉丁美洲的大眾主義（Populist）一樣，分不到一杯羹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為了奪權，便將下層階級當火牛陣來驅使，奪權成功後，牛還是牛，肩上的重擔不但不會減輕，甚至更沉重，永遠只有供人奴役的份。

從「白色祖國」到「紅色祖國」

事實上，這種對二二八的詮釋，只是停留在感性認識的層次上。在戰後，國民黨全盤接受日本的殖民剝削體制，所不同的，只是總督府換成了長官公署的招牌，在當時，派來的接收大員全是外省人，自然會給人「阿山欺負蕃薯」的印象，問題在於，就是這樣一個剝削的體制，加上當時國民黨半封建的國家機器性質，造成了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從權力結構的分析上來說，當時一個外省人不必然就站在壓迫者的地位，雖然他的身份，使他很容易晉身剝削階級，但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階級結構中，身居剝削階級，才是真正的壓迫者，換言之，在二二八事件中，起著主要矛盾作用的，是社會體制的矛盾，即階級間的對抗，而外省人大部分是剝削階級的「承擔者」（agent）或「支柱」（support），所以，會予人以族群衝突的印象，事實上，省籍或地域間的矛盾，在事件上只是起著推波助瀾的次要矛盾作用而已。我們觀察當時的實際情況，就可以得知，在台北的獨佔機構，以賤買貴賣，囤積斂財的方法，搜刮台灣的物質，運往大陸以獲取暴利，導致一般人民物資匱乏，生活貧困，甚至本省資本家亦深受其苦，而在事件發生後，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堅定反抗意識的，是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傳統的地主富紳，態度一直是搖擺的。歸納之，二二八事件本質上是一個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激烈爆發的表現。

由此觀之，任何把二二八事件歸結為純粹個人或民族特性所造成的說法，都是荒謬的，都是在尋找代罪羔羊，真正的罪魁禍首，絕對不只是一個剛愎自用的陳儀或暴虐無知的外省人，他們都只是剝削階級的化身，真正的元兇，是不公不義的社會制度，是那個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被剝削階級，不論他是外省人或本省人，都是這個不幸事件的受害者。

在經過日帝50年的統治之下，使得台灣人民對於海峽彼岸的祖國，一直懷抱著深切的期許與憧憬，次等國民的地位，戰時體制的重擔，讓他們天真地相信，一旦從日帝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精神上的屈辱地位，都將因此而改變，光復初期，台灣人民一度熱烈地歡迎祖國，掛青天白日旗、學國語、學唱國歌、學三民主義……，單純而善良的台灣人民以為：「該從此翻身了吧？」卻沒想到，他們所迎接的，是一個「無法無理甚於日人」，一個腐敗不堪的半封建剝削政權！當殘酷的壓迫粉碎了熱切的理想，那分失落感與憤怒又該是多麼的深切！二二八後，台灣具理想性格的青年知識分子，一度陷於苦悶與彷徨中，他們之中一部分固然從對國民黨的失望轉成對中國的棄絕而走上台獨的道路，但更多是經過一番思索，體認問題的癥結在社會體制，而將他們獻身的對象，從「白色祖國」轉到「紅色祖國」。在台灣，50年的撲殺，只留下馬場町泥土上未乾的血跡，與依然迴盪在風中的激昂口號聲；在中國，40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多少迂迴曲折，仍在他們所踏出的道路上摸索前進，身為後輩的我們，面對這頁血染的歷史，又該做出怎樣的抉擇？

糢糊問題的核心所在

歷史的真相只有一種，但在一個階級對抗的社會裡，絕不可能有純然「客觀中立」的歷史評價。如前所述，在今天，除了純粹史料的發掘與考證之外，任何一種史觀對歷史的評價與重塑，不論其自覺與否，都有其政治意義，甚至會影響到史料真相的發掘。面對二二八，倘若我們不能實事求是地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構造，科學地探討事變發生的原因，而只是唯心地、片面地將偶然性原因當做必然性的原因，這種局限於感性認識的理解，本質現象的混淆，除了掩蔽人民的耳目之外，更可以遮蓋住社會制度的不合理，這點不但統治者急於做到，更是一些不願突顯本身階級屬性，而又處於一定既得利益地位的反對人士所樂於採用，客觀上等於幫了統治階級的大忙。這證明了，當年二二八所顯示出來的階級壓迫問題，到今天仍然沒有解決，所以剝削者仍然要對二二八投煙霧彈、噴芳香劑來糢糊問題的核心所在。然而，二二八事件就是被壓迫人民的蜂起與反抗行動，這一頁屬於人民的歷史，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發掘、理解、詮釋，才能從中獲取經驗和教訓，才是真正繼承和發掘二二八反壓迫、反剝削的精神，也惟有如此，受壓迫人民才能勇敢地站起來，揭穿歷史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