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社會主義競賽中的勝利者

正當我們這個遼闊的國家呈現寒冷、飢餓的昏暗的景象時，鄰邦中國的億萬人民卻在興奮地享受經濟改革的成果。他們在比較快地取得了溫飽以後，正在朝著下一個目標小康的方向奔跑。

中國發生什麼事情了呢？不久前到中國旅遊的赤塔工程師費奧多爾．謝苗諾維奇向朋友們介紹說：「每走一步都是商店，而且所有的商店都充滿了商品。不存在任何排長隊現象。價格也是廣大群眾可以支付得起的。」

走中國路為時未晚

費奧多爾．謝苗諾維奇也和他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一樣意識到，除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外，將來不會產生任何良好結果。他們正在鄧小平的格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中受到鼓舞。處世的邏輯也告訴人們：人間的快樂在大學者苦苦探索這種快樂的地方是根本沒有的。關於「南朝鮮」、「智利」、「日本」、「瑞典」和其他模式的議論只會引起消極效果，而「震撼療法」的威脅卻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可是就在此時此刻，鄰邦卻能在十年內使十億以上的人民群眾有飯吃、有衣穿和感到了溫暖。誰能說這不是奇蹟呢？

在群眾集會上目前很多群眾仍在呼籲「向中國學習吧！」有些敏感的政治家越來越高呼必須轉彎「走中國道路」，現在還為時不晚，哪怕是在某個主權實體範圍內走這條路也好。

我們且嘗試不聞不問中國政治體制引起自由派政治家提出批評的一切事。於是就會發現這樣的現實：社會的經濟自由已經達到了我們甚至在最「發達的」年代都未曾幻想過的那種程度。

中國結束普遍缺貨

中國已經結束了「普遍缺貨」的現象。問題只在於選擇價格和質量都令人喜歡的商品。讓我們大致地估計一下價格和工資的標準。工人和職員的月平均收人（工資加獎金、補貼其他收入）大約為兩百元（按官方兌換率－－幾乎相當於市場牌價－－接近38美元）。這是一台中檔照相機的價格。可買12公斤豬肉。一瓶啤酒二至三元。中國人餐桌上全年食用的蔬菜和水果比較便宜。香腸類製品一公斤15元或更高些。從原則上說，人們敢於買能買的一切東西。如果考慮到有幾百萬人的收入不是每月，而是每年少於兩百元的情況，那就決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了。

由此不言而喻，只有一部份人－－主要是高幹子女以及「個體戶」（私人經營者）關心購置時髦服裝，即價格昂貴的衣服。正當「紅色的百萬富翁」跟在外國人背後在北京購買綢襯衫、綢裙、綢短上衣、綢褲時，廣大的中國人對這「最新潮的幾種時裝」並不感興趣。他們買不起。他們頂多希望買一件皮夾克。不是花500元，而是便宜得多：花150-200元。旅遊鞋的價格從40元到120元，任意選購。

但是有些東西怕是每個家庭都想購買的，彩色電視機、錄相機、雙門電冰箱和自動洗衣機。他們不願意買國產的，寧肯買日本生產的，至少也要買合資企業生產的。的確，根據普通勞動者的標準，價格是離奇的：從1,500元到4,000元。然而人們放棄一切存錢、賺錢並購買有威信的家用電器。因此如果您在上海市中心一間小小的房子裡的兩張繼承遺產傳下來的鐵床之間看到JVC全套音像設備，請別見怪。在中國開始改革時並沒有任何玄妙的方法。一切關鍵性因素來自當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曾經進行的試驗：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其中包括私人經濟、與此同時國家所有制仍然保持統治地位，整個經濟體仍然受中央計劃和資源分配的控制。

選對了主攻的方向

顯然，成功的秘密在於準確無誤地選擇主攻方向。選對了，進行全面改革的戰略突破口也就有了保證。改造工作是從農業開始的。因為大約有八億人從事農業，而國家的命運也取決於農業的狀況。他們堅決地打破了與我們的集體農莊大同小異的「農業生產隊」體制。而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吞食一切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也與它們一道不復存在了。一塊塊土地根據出租原則分給農戶或個人耕種，開始時期限為五年，後延長到15年。實質上，這是全國性的非集體化。允許農民在完成國家收購計劃之後將所有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還作出一項英明決定：地方工業企業，各種傳統經營項目轉為集體、承包者或農業地區個別農戶所有。

市場眼看著就活躍起來，就好像有人在施魔法、唸咒語。鄧小平好像曾經確認，對他本人來說，這是很突然的。不到幾年的時間，農村就養活了城市－－1986年穀物總產量增加了一倍。不但如此，農村使城市有衣穿，向城市供應短缺的日用品。

不難理解，由於農業有了突破，中國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吸收外資、建立合資企業和經濟特區－－也取得了成就。經濟形勢穩定了，於是海外的投資者就親自來敲門了。

至少可以明確地列舉兩因素，說明它們曾有利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但是由於各種不同的情況，我國未曾利用。

第一，我們不是從農村開始的，而是依靠工業的技術改造抓住了工業的「加速」。對這種解決的辦法的致命錯誤；有許多議論，然而專家們在對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起點以後公正地指出，我國不存在八億農民。而且並非一般的農民，恰恰是中國的農民，既沒有丟失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耕種土地的方法，也沒有丟失在最困難時期拯救了農民的手工業技能的農民，這支大軍在受到了真正刺激之後，簡直是從「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極端行為遺留下來的混亂和崩潰中拯救了國家。同時，我國農民已經不能建立這種功績的說法，則未必是無可爭議的。

中國農民救了國家

人們也指出另一個重要的，甚至在較大程度上是決定性的情況，在中國領導機構中任何人都沒有堅決保護「人民公社」。這是不奇怪的。對於所有的人來說，在面臨著把民族從飢餓的威脅下拯救出來的問題的情況下，集體所有制形式的破產已經太明顯了。我們到1985年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儘管也瀕於死亡，可是仍然養活了城市。

第二個因素在於中國的改革是在現存的國家機關和黨的機關範圍內進行的。因而就有了下述的實現改革的方法：強制的、硬性的、甚至是無情的方法。中國權力機關向發生反抗的地區派出「檢查小組」，這些小組擁有無限的權限。它們清洗機構，從而使自上而下發出的各種指示得到絕對的服從。可能因為改革家們使用老一套經受考驗的方法辦事並且沒有喪失立法的時間，才一個接一個地戰勝各地佔優勢的反對改革的勢力。中國的這場鬥爭決沒有結束。但是，鬥爭得到的教訓在今天，當我國的改革家們由於執行權力的機構的癱瘓而陷入休克狀態時是顯而易見的了。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曾警告說，蘇聯的經濟改革要比中國複雜得多，因為「你們的任務是使人生活得更好。我們的任務則是使人生存下來」。看來，今天我們的任務簡化了，就像當時的中國一樣，是個生存的問題了。然而存在很大疑問的是，業已結束了貧困或列入了找工作的人員名單的我國人民將表現出忠實和馴服聽話嗎。我國的軍官或官員是否贊同中國失業者的遭遇－－在街頭炸油餅或在市場上給人端上新沏的熱茶？

1991年秋天北京舉行了一系列有著名經濟學家參加的黨領導機構秘密會議，議事日程上的主要問題是不許經濟主要支柱國營大中型企業崩潰。

股份制已受到重視

支柱發生了動搖。國營企業生產大約佔全部工業產值的六成。但是幾乎有一半的國營企業虧本。這是國家預算負不起的重擔，因為最近三年來預算赤字增加一倍。主要原因在於慷慨補貼國營企業使工業的主體免遭破產的政策。

關閉破產企業和大量解雇工作人員的前景日益成為更可怕的事情。黨的意識型態專家們竭力制止關於可能出現這種結局的想法。他們說，如果黨使工人階級失去社會主義成果，也就是失去有保證的工資以及住房免費醫療和社會保險（所有這一切均由國營企業負擔）的權利，工人階級是不會理解黨的。但是，這還不是收縮經濟中的國營經濟成份造成的最可怕後果。實質上，這將導致對經濟機關的集中控制，結果將必定使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解體。

西方專家幾乎一致地作出判斷：「中國的改革走進死胡同」。人們在很有興趣地繼續觀察有吞掉社會主義成果的「市場原則」與仍然堅信生產資料公有制具有歷史優越性的中國領導之間的爭奪。其實，北京正在本著中國諺語「光著腳，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積極尋找擺脫目前形式的出路。看來，財產的股份所有制是人們越來越有意採取的拯救性方案之一。股份所有制的實質是這樣的：國家仍然掌握企業的控制股份額，三成屬於作為法權主體的企業，其餘的股份在工人與其他企業之間分配。也不排除向私人出售股票。實際上，由於代表國家的政權當局作了妥協，企業仍然受到控制。然而向市場作出的讓步是顯而易見的，那麼讓步最終付出的代價將是怎樣的呢？讓步是否不招致難以預料的社會上現在被痛斥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體現者的那些份子增加呢？

中國人的自由與幸福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過份適於挨批評的對象，尤其在中國由於「鎮壓了反革命動亂」發生的事情之後。國家領導機構中贊成奉行強硬方針的人堅決經受住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衝擊並以指責西方打算用「和平演變」的方法推翻現存制度進行反擊。然而已經放棄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併表現出希望發展同中國的合作的「帝國主義勢力」採取的步驟，看來是完全有遠見的，一些民族自治州分離主義傾向有所抬頭的中國帝國的經濟混亂和崩潰是一場可怕的夢，這場夢能使任何一個頭腦冷靜的政治家失去平衡。如果出現「第二個蘇聯」的話，國際社會未必經受住這種全球性的考驗。西方的研究中國問題專家警告說：「假設中國人忽然得到了自由，這也完全不意味著他們將得到幸福。」政治家們只有默許這種言論並且同時默許這樣一個論點，正如北京高高舉起的一面旗幟：「只有中國共產黨能救中國」。

（原文刊登於莫斯科《共青團真理報》，譯文載美國《僑報》1992年1月8-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