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論》的發行看台灣資本主義社會

似乎「狼來了」

「從來沒有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在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宰制之下還向資本母國厚顏奉承，卑恭屈膝，看到美、日猶見嚴慈－－唯有這美麗的福爾摩沙。」

「靈魂的解禁」是1990年台灣學術界最流行的口號。《資本論》在時報文化出版社的大力發行與宣傳下，造成一股不小的風潮。到底這部「共匪」奉為圭臬的巨著，出現在反共前哨的台灣寶島，對社會發生了什麼影響？其中意味著什麼？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如果說每一次的思想浪潮都是作為下一次社會變革的主流意識型態的預備，那麼16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將是最佳例證。放到現在的台灣來看，從結構群的地下書刊、南方、谷風的左派書冊，到遠流的「新馬克思主義譯叢系列」，左派的術語，專有名詞、人物躍然紙上，知識界對左派的認識也漸漸熟悉，不但在文字上善於運用這些名詞、理論，在實際的反對運動中也慢慢顯示出異於以往的做法。讓人感到似乎「狼來了」。果不其然，狼真的來了，《資本論》的在台發行可以算是左派思潮在台灣發展的一個高潮。如果由此推想International在台灣即將進入實踐的階段，那可就不大對勁了。讓我們看看社會現實吧！在此以前即抱持社會主義觀點的團體如勞動黨、夏潮、勞支會等，不論是工農階級的工作也好，或是城市言論市場也好，皆未見其有利拓展之處；反倒是整個社會上，隨著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的改制，新銀行的公開募股，GATT與聯合國的問題在政治層面之外的經濟背景，在在與左派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相去甚遠，共產主義的幽靈無法感動台灣的股票族和六合大俠們。這樣的矛盾為什麼如此的諷刺，在蘇東波的「倒馬現象」之後出現在台灣？就像全球在一片遣責「六四」時，唯獨台灣商人依舊嚮往中國的投資環境一般的詭異。這絕對不是「民族情感」或「統戰伎倆」的粗略理解所能得到的結論。

應該說的是，真正具有客觀判斷力與認識力的人，或是具有智慧，具有遠見的人，不應也不能因為現象的簡單與繁雜而宣稱得到答案，蘇聯的問題不能現在來看，就好像17世紀的光榮革命看不到克倫威爾的專政，而如今也沒有人會再說克倫威爾的專政造成了民主的閹割。歷史本身要用整體去對待，我們要以同樣的目光來看待不同的事實。今天，瀰漫在台灣上空的政治、經濟氣息，是40年來資本主義惡性深化下的產物。長期受到美、日資本母國影響下的台灣，早已喪失了本身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主體所應有的尊嚴，不論在外交上、在貿易上。這不是換個名號，改個法令便可解決的事。台灣是在整個世界市場體系中的一員，自有其無法逾越的分工位置；然而相對於市場體系的台灣，也就是咱的大官們，除了偶而做做「漢奸」、「台奸」之外，腦筋是清醒的，手腳是靈活的，深知台灣本身在主觀條件的不足與客觀環境的扈從關係下，想要改變現在的地位，這樣的處境，不但要發揮強大的主觀能動性，更要在大氣候的配合之下，努力去完成延宕已久的重要任務：將工商資本轉化成金融資本，並在即將完成的世界市場分割前分到一杯羹，以便擠身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之林。唯有如此，方能改變自身的產業結構，亦能提升自己在世界分工下的地位。台灣從80年代中期一直等到90年代初期，終於等到了兩個契機（期間忍受了大家樂、六合彩、股市狂飆的熱錢問題，資金亂竄問題），一是波灣戰役，一是蘇東波與大陸經改。

皆不是一個社會的基本改造

在波斯灣戰役中，布希提出了一項令人注目的「正義分擔原則」，這象徵著長期冷戰的負擔下，美國雖得到了勝利，卻也因長期的冷戰負擔，造成美國勢力的衰減，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面臨了重組的趨勢；重組後的歐洲、德國、日本，將是新一代的領導人。而台灣長期以來積累出的大量剩餘資金，此時此地必須大量的集中，不能再像以往如散兵游勇般在金融市場裡若即若離，要將所有資金集中後做最有效的運用。若是如此，台灣或可以在這次重組中得到實質利益。可是台灣產業結構並不能接下這樣的一個以金融資本為主的經濟動力，因為日據時期的殖民政策，國民黨統治時期下的新殖民分工政策，皆不是一個社會的基本改造，不是台灣自發的產業結構，而是一種外置的，被塑造的一個世界分工下的非自主性的產業結構。這樣的一種矛盾若無結構本身向外作市場的延續，或將自身的產業結構作基本的提升（但是這樣的一種自我提升往往是事倍功半的，必須付出龐大的人力、財力與技術），那麼隨之而來的中小企業的困境，階級之間的摩擦與社會的失業、福利、通貨膨脹等問題，將是下一個階段台灣社會動亂的根源。所幸這樣的一個對立面在蘇東波與大陸經改得到了暫時的疏解。由於資本的積累與鞏固之最終目的在於商品的擴大再生產，在這樣的過渡期當中，台灣的中小企業以及勞力密集的產業，透過大陸市場的開放與廉價的勞動力，的的確確獲致了大額利潤（根據陸委會統計，正式登記的赴大陸設廠，投資的台商，光1990年一年便已賺進了20億美元稅外淨所得）。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資本重組得到了好的開始，從工商資本轉移到金融資本的過程「似乎」可望圓滿，那麼今後台灣的經濟優勢將更形提升。

然而20多年來台灣經濟的出超發展，培養出許多的中產階級。龐大的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風氣也隨之而起，進而要接手國家機器。可是台灣政經結構的長期不合理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解決，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要一段時間的內部分贓，才可能達到雙方滿意的程度；這期間所帶來的一些自由氣息（儘管是個亂流），給了左派一個小小的空間。在此同時，以往在長期資本主義、冷戰、白色恐怖三種壓力下解放出來的左派勢力，也得以作出一些成績。或是追溯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根源，或是企圖奪回反對運動的主導（包括工運、農運與學運），或是針對現有的歷史重新做詮釋，以澄清許多誤解（如國民黨的來台、民進黨的二二八說詞），或是直接進行現當代台灣社會的政、經批判等等，不一而足。另外，一些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為了在理論戰場上得到有利的批判的武器，他們也自然而然的引進了許多新馬、西馬的觀點。在上述的這些情況下，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登陸，便可以理解了。但是說到時報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直接原因，卻只是很簡單的概念：與其左派的言論，書刊禁不勝禁的層出不窮，不如自己購買版權自己賺錢，又可獲一些額外的「清譽」，如此而已。

對馬克思主義商品化的諷刺

是喜？是憂？《資本論》的在台發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商品異化的諷刺，還是有助於台灣社會得到真正的政經改造的理論依據？很難論斷。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做為無產階級的理論、行動依據，以批判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生產體系以及整個階級專政，對有錢人、對特權、對官商勾結者都是不利的，而且它一旦出現，可以壓制卻無法消滅，可以封鎖卻無法消失。而我們的工人階級在長期的反共宣傳與求知無門下，又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對馬先生的東西之接受程度畢竟有限，這是個長期的工作。在此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隨著客觀環境對知識份子的「重視」而加倍增高，工人與知識份子之間的結合，很可能成為唯一的一條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容許共產黨的存在，不是他們的寬宏大量，而是整個社會下的資本主義運作機制足以在這個調皮的「幽靈」增強自身的影響力時，有形無形的讓它們「無力」。這是資本主義深化到某種程度時所產生的結果。至於台灣是否到了那樣客觀環境，還是只是執政者主觀的樂觀自信，有待下一個歷史階段的印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