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伊德與「東方主義」的啟示

載譽全球的美籍巴勒斯坦裔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在長期白血病的折磨下於九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與世長辭。薩伊德的父親從一九一一年起就到美國經商，可是一九三五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愛德華．薩伊德，卻在埃及、黎巴嫩的美國學校唸書，他在貴族「維多利亞學院」中學和已故約旦國王侯賽因是同學，直到一九五一年才去美國馬薩諸塞州念高中。後來以成績優異進了普林斯頓大學，最後得哈佛大學博士。一九六三年加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升至級別最高的「校級教授」地位，一直到死。

薩伊德是一代奇人。第一，他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美國進步學術界的兩大明星。喬姆斯基主要是語言學權威與迪卡兒主義的旗手，卻因為反對越南戰爭而旁及政治討論，變成當代美國學術界激進「左派」。比喬姆斯基年輕七歲而又是他的崇拜者的薩伊德（他還在大學學習階段時，喬姆斯基早已成名）卻是文學評論家與「比較學」（比較文化）家，精通數種語文並研讀其原文著作，然後用生動的英語去品嚐萬花筒式的不同民族人生經驗、評論世界各種思潮。他出名的最大原因就是一九七八年出版了《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轟動全球。第二，薩伊德本人是中東移民，他在生理上本來沒有資格變成美國統治精英主流，卻通過自己在文化、學術上的成就而達到了美國社會「名流」(celebrity)地位。他到美國各大學與其他知識精英中講演所受到的熱烈歡迎，不亞於好萊塢電影明星、球壇巨星、政界首腦等在他們仰慕者中間的盛況。筆者過去四年來有幸兩次在芝加哥大學聽到他演說，每次講堂裡擠得水洩不通，遲到的知名教授也只能站著聽。一個巴勒斯坦裔能在種族主義相當濃厚的美國如此紅得發紫，是人們很難想像的。

「東方主義」是薩伊德的特別創造，是根據「orient」這個名詞在中東地區的特殊意義而發展成的。英國人和歐洲大陸人一般談到「orient」，指的是印度與「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擴張與政治侵略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太平洋地區。日本人看到這「orient」觀念在歐洲吃香，就投機取巧地把中國「東洋」的觀念拿去認同「orient」，偷天換日地假借中國、印度文化的威望把日本的國際地位提高起來。可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是萌芽在他童年生活過的埃及，和印度、中國、日本基本上不發生關係。埃及成為他的「orient／東方」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他是利用了歐洲人把不住在歐洲而住在中東及北非的猶太人稱為「Oriental Jews」(東方猶太人) 的觀念而把他特別熟悉的中東與北非地區用「orient/東方」概念聚焦。正像「東方猶太人」不斷從中東、北非等地向印度、中國以及太平洋地區擴散一樣，薩伊德「東方主義」所涉及的理論，不但直接指的是中東、北非、阿拉伯以及伊斯蘭世界，而且能夠應用到東亞、太平洋地區去。

另外一個原因是《東方主義》書中一開始就闡明的。他引了二十世紀初英國著名政治家、猶太復國主義積極提倡者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一九一○年在英國國會下議院演說中把埃及人稱為「oriental」。這樣，薩伊德說，一個一直被英國作家喬叟、莎士比亞、拜侖等泛指亞洲及東方的名詞就變成沒有文化、落後、被統治者的象徵符號。用這種想法來理解「orient／東方」的人就是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者」。歐洲人一貫看不起「東方」、把「東方」當做征服、侵略、剝削、奴役的對象，這是盡人皆知的。在《東方主義》這本書出版以前，人們對此就有反感。筆者記得一九七三年到巴黎去參加世界「東方學會」(Orientalist Congress)，那是慶祝「東方學會」在巴黎成立一百週年，也是該學會壽終正寢的一年。正是在那次大會上通過決議，把學會的名字由帶有侮辱性的「東方學」改成「亞洲與北非人文科學」。這也可以算是《東方主義》一書的催生劑吧！

薩伊德這本名著問世以後，「東方主義」就變成一種學術界經常討論的概念與術語，薩伊德給它下的定義是﹕「東方主義指的是一種西方對東方實行支配、遏制與發號施令的姿態」。我們可以把它比喻為人們所熟悉的那幅一個長著蛇頭的西裝領結紳士抱著妖嬈美女的圖畫－－蛇頭紳士就是西方的「orient/東方」觀念，那「東方」（指的是所有非西方世界）就是畫中的受妖魔擺佈的美女。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這「東方主義」概念喚醒了全世界學術界的良知來反對西方文化主流中各種各樣的「生理概括」（突出白人的優越性）、「文化構築」（強調非西方文化的落後性）、人種與宗教上的成見。薩伊德用了這個象徵符號來跟蹤西方強權從拿破侖一七九八年侵略埃及時發表的言論開始，一直到今天西方的思想領域中的「帝國主義」式構築。這個構築的兩大特點是﹕(一)「東方」野蠻、落後，無法改造與重建自己；(二)「西方」有義務來擔當這一任務。今天「布什主義」佔領伊拉克正是這樣的「東方主義」現實。

薩伊德在書中引了數不勝數的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關於「東方」的論述，雄辯地證實它們所代表的思想理論以及理論後更重要的體制是屬於「進步社會與欠進步社會打交道」，是表現「強大文化面對弱小文化」的現象。前面已經談到，薩伊德所討論的「東方」實際上只是伊斯蘭與阿拉伯世界。他說：「（對東方主義者來說）阿拉伯是愚蠢和絕望的談吐清晰相結合、貧窮和走極端相結合的象徵」，這樣的「東方主義」被他稱為「思想意識的虛構體系」。這不但是一種智力上的欺騙，而且產生現實的危害。「因為今天美國在中東投資比在地球其他地區更多，作為(政府)顧問的(美國的)中東專家差不多千篇一律地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書中進一步談到，「東方主義」這種思想毒害又被「東方人」所內化，變成一種「帝國主義設計支配亞洲」而不引起亞洲內部統治機制反抗的工具。

筆者多年在海外教學研究中對這「東方主義」深有體會。在筆者所熟悉的印度和中國（包括台灣、香港）學術界，凡是能引用西方理論就吃香，不能的人就是「土包子」（也是當年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博古等罵毛澤東的話）。再仔細反省一下，阿拉伯國家在西方留學有成就的和華裔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中國在著名美國大學學成的人無數，卻沒有出現一個（甚至半個）薩伊德。出的卻是無數林語堂式的「美國月亮比中國月亮漂亮」，並被人嘲笑為在美國「出賣《吾國與吾民》」的「假洋鬼子」式的人物，心甘情願地為「東方主義」效勞。當然，我這麼說只是戲劇化地一概而論（我所知道的有限事例中就有已退休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何炳棣經常和美國「東方主義者」爭得面紅耳赤的情況），而且時代在變，年輕一代華裔留美學者中，應該刮目相看的大有人在。

從自身過時的老朽經歷中，也能舉出個別例子來形容華裔中的一種通病，以及這種通病對自己、對別人的危害。美國學者一般來說有兩大特點﹕(一)自以為是、對自己智慧的結晶捨不得割愛﹔(二)雖然講究「客觀」、「全面」卻很難走出自縛的蠶繭－－「東方主義」因素顯然存在。比方說，哈佛大學已故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不但在中國待過，而且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感情。可惜在他身旁幫助他搜集材料的華裔，多半是討好他心切，使他做出不少錯誤結論－－例如「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認為當前中國所有的進步都是從西方進口，所有的落後都是傳統的遺毒這樣的「東方主義」構築。

費正清的弟子中，又出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這樣要使自己的錯誤想法變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東方主義者」。他根本不研究中國文明傳統，只是從費正清的著作中搬出些「東方主義」構築來武斷地道出中美之間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杭亭頓也想利用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來為其「文明衝突」論服務，在薩伊德指出的「西方『我們』」和「其他世界『他們』」的二元性上做文章。聽說此公現在在哈佛大學講課，把精力集中在伊斯蘭恐怖活動上。在美國「新保守主義」主張堅決打恐的政客中，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簡直是上帝寫的《聖經》。

不久前，薩伊德發表一篇《重訪「東方主義」》文章，批評伊斯蘭恐怖與「911」，更把當前中東局勢描寫成「一小撮沒經人民選出的美國官員烹飪出的打倒第三世界災難性獨裁政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卻被「違背了學者職業（道德）的『東方主義者』將其統治世界、控制安全和稀有資源的意圖掩飾起來」。他接著說，如果不是「東方主義」作祟，如果不是西方覺得「別的人民與『我們』不同而不欣賞『我們的』價值規律」，就不會有這場伊拉克戰爭。他鄭重地忠告美國「領袖們」別以為可以把歷史當做「黑板」，擦掉其上的字，然後再「把我們的將來寫上，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在那些不值錢的人民頭上」；「中東的地圖」也不是像他們所想像的「把古代社會與眾多民族像花生一樣放到罈子裡搖動」那樣容易改變的。「與其製造文明衝突，倒不如集中精力來共同使得彼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同文化相互取長補短，相互共處，這樣會比文明之間採取簡單化與以非真實方式來彼此瞭解要有意思得多。」這番話可算薩伊德臨終前的遺囑。

薩伊德的去世對人類文明發展前途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損失。我們應該學習他堅持真理的勇氣。他長住的紐約是猶太勢力集中的商城，哥倫比亞大學師生中猶太人也不少。他卻並不因此而放棄他理性上認為應該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壓迫的鬥爭，曾在一九七七年參加過「巴勒斯坦民族聯合會」，又是一九八八年《巴勒斯坦憲法》的起草人。他在紐約三次遷居，由於接到許多匿名恐嚇信，警察局曾在他的第二新居中安裝了報警電鈴。但電鈴只響過一次，是被貓誤踩，警察衝入而看到一切無恙。二○○○年七月，美國報刊登載了薩伊德在黎巴嫩邊界手拿石頭將向以色列邊警投擲的照片，美國猶太群族一時憤怒，要求哥倫比亞大學對他進行處分。大學當局認為從照片上看，他手裡的石頭並沒有瞄準任何目標，使用了「保護言論自由」的擋箭牌。一九九一年，以色列學者威納爾(Justus Reid Weiner)在美國《民族》(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文章，說薩伊德是「冒充」的巴勒斯坦人－－因為他從小住在埃及與黎巴嫩。對此，薩伊德回答說﹕「我有出生證書」，是耶路撒冷政府發給的。

薩伊德安息了，但希望他那「東方主義」理論繼續鼓舞「東方」人民奮起抵制西方的文明壓迫、歧視與「和平演變」，特別要徹底消滅「文明衝突論」，使和為貴變成解決世界爭端的唯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