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2004：決定台灣前途的關鍵性選戰

無可推責地，扁政府的執政顯然是失敗的：兩岸緊張、政治混亂、民不聊生，但是一談起選戰，民進黨上下不僅士氣大振、精神抖擻，而且招數百出、又狠又準，因而二○○四年的總統大選仍未成定局。

令人擔心的是，二○○四年的決戰對台灣未來的政情發展將會有其決定性的影響。如果綠營勝了，藍營可能會從此一蹶不振，二十年之內江山難以收回；綠營也必會趁勝追擊，藉勢就在二○○八年再勝選之際，正式透過「公投」宣告「台灣獨立」。當然，這也是李登輝所打的如意算盤，反正他已經干了十二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再上去，中華民國體制內也沒有什麼職位可以干了，乾脆徹底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並趁著中國全力籌辦奧運，無暇他顧之際，設法在二○○八年鼓吹成立「台灣共和國」，以便做個現成的「國父」；於是，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促成「水蓮配」，必將成為李登輝及其黨羽努力的不二選擇。預期到二○○八年時，以台灣的「女」總統，搭配著「人民公投」，勢必可拖美國下水，則台獨建國有望矣!

其實，這個如意算盤基本上犯了二個大錯誤：高估了美國對外執行軍事干預的意志和能力，以及低估了中國人民（不僅是中國政府）維護領土完整的強大意志力。果若情勢發展至此，終究台灣人民必將被迫推向獨立戰爭的悲慘境地。

再看另一個可能，那就是藍營獲得勝利，雖然吾人也不敢強烈預期台灣就此走上國家發展的康莊大道，但至少兩岸之間將會有比較穩定的關係結構，和平而不投降的狀態將是可預期的：符合維持現況的實質內容，也不違背「統一可以慢慢逐步完成」的寬容步調。然而，二○○四年的決戰將會是怎樣的結局呢？這顯然已經成為台灣大部分人民極為關切的問題了。

前瞻二○○四年的選戰，概括而言，雙方勢必先進行三回合的爭戰：組織戰、政策戰及文宣戰。本來，依照過去的經驗，國親二黨素來善長於組織戰；理論上，第一回合的爭戰，泛藍陣營應該擁有很大的優勢；再加上扁政府的「強勢執政」，對泛藍而言，應該足夠形成一個外在的「共同威脅」。如此一來，第一回合應該要出現「一面倒」的民意支持度才對。然而事實上，二個陣營的民意差距卻只維持在十個百分點上下；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又是泛藍陣營的輕敵，與四年前的選情如出一轍（四年前的同時段，阿扁的支持度也只有百分之十四～十七）。再進一步究其原委，一來是泛藍陣營忽略了「一股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戰術準則，讓阿扁以拖延戰術消減了泛藍（包括支持者）的戰鬥意志；阿扁顯然一直壓住戰鼓，以便「待勢」而起。在對手拖延戰術的作用下，泛藍陣營內又缺乏明確及普遍被接受的利益分配原則，「共同利益」的意識便無法形成，內部的凝聚力逐漸鬆散，再加上外在的選情飄浮，故有蕭萬長、王金平等本土派的猜忌和遲疑，進而出現離心思維及動作。

其次，泛藍陣營還迷信於過去基層組織的動員能力，這種迷思其實很危險；殊不知，民進黨以執政的優勢已將原來村、裡辦公室的動員力弱化了，並且逐漸透過資源的逆向配置，以「社區委員會」取代了村、裡辦公室的服務功能，其動員能力也遠超過村、裡辦公室；一旦決戰，很可能讓泛藍陣營措手不及，甚至怎麼輸的，都不知道。

第二回合雙方將進行政策戰。由於雙方陣營長期以來都只會揮霍過去蔣經國時代所留下來的遺產，其思維總是擺在批判對方政策的失敗，也就是說，重點都擺在破壞性的思維，缺乏建設性的政策分析能力。所以，在政策能力方面，雙方頂多是狗咬狗，打個平手，都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具體且可預見的未來願景。但是，民進黨終歸是執政黨，難推失敗之責，直覺上，泛藍陣營仍稍具優勢。

總的估算起來，一直到進入第二回合的爭戰，泛藍陣營仍然會具有優勢，但仍是內部隱含脆弱性的優勢，其實是一種不穩定的優勢。等到進入第三回合的文宣戰時，雙方優劣勢很可能一夜之間產生變化。在文宣戰方面，總的來說，民進黨已逐漸掌握了遊戲規則的主動地位；民進黨充分利用了執政的優勢，掌握了文宣議題的主動位置，提出了公投、台灣正名、制憲等花招，讓對手疲於回應，而且又左旋右踢，迫使泛藍陣營忙於招架，無力也無暇化為主動攻擊。民進黨之所以善打文宣戰，主要是對台灣人民的性格、思維和心態能夠充分瞭解和掌握，而且其競選語言的親民性，更是泛藍陣營望塵莫及的。（連宋二人都出身老官僚，長期生活於官宦之家，哪會知道台灣人民的世俗化語言？）所以，在第一、二回合中，泛藍陣營如果贏得不夠多，到了二○○四年的決戰時刻，想要獲取勝利，就沒有那麼樂觀，這就有如曹操決戰「赤壁」，本來預期的勝利，卻在無形的疏忽中流失了。

從歷史結構的途徑來觀察，台灣人民因為長期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潛意識裡存在著強烈對「權威」反動的傾向。正因為它是潛伏的狀態，所以平常如果沒有人藉機將之牽引出來，它並不會直接表現在行為或行動上；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又具有移民性格，不僅現實，又很能忍耐，這就造就了台灣人民很喜歡「暗中」結合「同類」或「相同遭遇者」去對抗外在的權威。這種性格不僅表現在政治層面上，也會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的各生活層面；台灣有一句俗話說「有錢人遭人怨」，正反映了這一項性格。民進黨的文宣及選戰作為很能掌握這些特性，講一般民眾講的話，塑造與一般民眾「同類」或「相同遭遇者」的形像（如菜市仔夫人）；然後，再抓定一個可以共同反動的外在權威－－從打擊強人政治的權威，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權威，最後再以「中國威脅」（從軍事、政治到經濟的威脅）作為共同反動的對象。

總而言之，這種「後殖民情境」的反動心態，其實也是源自於過去的殖民地心態，有時也很無奈，但它確實是存在的。

這種心態甚至也常常表現於對生活權威的反動，最淺顯的例子就是對醫師專業權威的反動，就算是生命攸關也常不例外。在台灣，由於應酬頻繁，喝酒造成的疾病五花八門，醫師也常依據專業的權威建議病患禁酒，可是這種權威性的建議常常也是被反動的對象，足以讓當事人表現對權威反動的勇者形象﹙醫師說不能喝，而我敢喝，不怕死！更能證明是台灣第一勇﹚；一直到病重，非住院不可了，才會開始反省，接受規範。台灣這幾年的政情發展，不正是反映了這種心態嗎？阿扁執政如此失敗，卻依然還能繼續得到不少民意的支持，怪耶？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