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脈絡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

朱高正
(黨外圓桌論壇執行長)


今年十月十一日到十四日一連四天,中共在北京召開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本次會議最值得關注的焦點有二:一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首度代表中共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第二則是在本次會議中一舉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及《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兩項重要提案。而這兩項提案也將在明年提交大陸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進行審議。

作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在本次會議打破了中共以往的慣例,破天荒地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這除了彰顯新一代領導階層落實黨內民主的決心外,更預示著未來全國各省、地、縣級書記也將向同一級的黨委「報告工作」,接受審查、監督。單這一點就可稱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大突破,近日出版的美國《商業週刊》與《亞洲華爾街日報》都給予高度評價。

至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除了突顯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有進一步磨合的必要外,也清楚地勾勒出胡溫體制下社經改革的雛型。而眾所矚目的「三個代表」會以何種形式寫入憲法,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劇烈的社經變遷中,開創出它那與時俱進的精神。

簡言之,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基本上仍是繼續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基調,但它卻逐漸褪去「摸著石頭過河」的外衣,採取較為清晰、較富自信的方式來迎接新時代的挑戰。而由此思路所導引出的各種變化,也將從量變到質變,深遠地影響著大陸未來十年甚或更為長久的社經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展新意

自一九五五年發生胡風與高饒事件,大陸歷經二十多年極左路線與教條主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主張,只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能邁向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從而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新憲法中明訂「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將「市場」破天荒地引進社會主義國家的計畫經濟之中。到一九八八年為了適應新形勢,第一次修憲調整為計畫與市場並軌,使「市場」由從屬的地位提升到與「計畫經濟」平起平坐。

一九八九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乃至蘇聯在骨牌效應之下,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而紛紛瓦解。中國大陸雖也在「蘇東波浪潮」中面臨了內外皆緊的態勢,但卻能在鄧小平「九二南巡」後,加大改革的力度。更在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納入中共黨綱,翌年第二次修憲則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列入憲法第十五條。一九九三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若干重要決議。至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取代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

在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也可明顯感受到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如何在前人所搭建的根柢上,展現新意。事實上,會議上所提的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說法,絕非新創。所謂「完善」,仍是強調在先前的基礎上,審時度勢地提出相關政策主張,諸如:推進國有壟斷行業市場化進程,加快國有金融機構改革,乃至於轉換政府職能,打破城鄉之間、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間的各種對立。這些矛盾實際上也超出了以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為核心的計畫經濟框架,成為中共社經改革中必須回應的挑戰。正因為如此,才會在一九九九年第三次修憲時,將「公有制」調整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將「按勞分配」調整為「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至此,過去將「社會主義」教條地理解為三大基本原則--計畫經濟、公有制與按勞分配--徹底地調整為更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告別教條主義思維

事實上,自二十五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以來,始終面臨著「姓社」、「姓資」的激烈爭論。而這股張力也表現在教條主義者與務實改革者間的拉鋸戰,從而形成八○年代中共政經劇烈震盪的根源。

正如鄧小平所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從而可以發現中共是如何在「揚棄」﹙aufheben﹚以及「試誤」(try and error)的過程中,開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這條道路,也將如盛行於歐陸的「第三條路」,即「社會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在施行市場經濟的同時,也堅持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

此外,由改革所凸顯的各種矛盾,實際上都必須再次透過憲法的修改與重新演繹,以樹立與時俱進的共同願景,確保基本價值,並兼顧過去與未來的轉承。

二十五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使非公有部門所創造的經濟產值,已然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主力。十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大力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導致以工農兵為主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思維已無法滿足各種新興的、屬於國家與社會間的各種主體的需求。特別是在三級產業蓬勃發達的同時,非公有企業的角色與功能如何界定,也已反映在將私有產權的保障列入憲法的要求之中。而這也正是提出「三個代表」的社經背景。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可說是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經驗,也總結十四屆三中全會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驗,透過修憲,規畫出一條通向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