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對抗性的善意(下)

其三，近幾年來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已經使得「一中原則」在台灣不論是政府或民間，如今都已出現變化，因此要想無條件接受的可能性是越來越低。在此一情況中共應該也知之甚詳，果如此，中共的和平建議仍以「一中」為前提，在邏輯上是否予人以明知不成而故意提議的感覺，那麼原來希望塑造的和平氣氛及和平的善意，豈不大打折扣。當然大陸方面會反駁此一批判，強調大陸在此原則問題上是無法再退，而本文的重點不在討論中共的一中原則是否該調整，而是單就用意和語辭之間的邏輯矛盾來討論。因為在三個可以談的問題上出現了上述邏輯上的欠缺，所以中共在指責台灣不談和期待台灣來談之前，就必須先行在法理上、理論上解決上述的矛盾，提出補救的聲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號召更周延、更有可行性。

四、對抗的善意

縱觀兩岸互動多年以來，有不少政策的出台從自己一方來看，往往會認定自己已經善意盡出，但對方仍然堅持己見，毫無表示，因此必然在宣傳上痛責對方，一方面為自己的善意政策找台階，一方面教育自己的國民「錯不在我，是對方無情」，其結果是善意越多，兩岸對抗性也越強，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弱。事實上，今天兩岸的問題在於兩岸當局必須反省自己所認定的「善意」在對方的立場和心態將如何解讀，如何理解。以目前兩岸當局所謂的善意，包括了以下四個癥結：

第一，將開放視為善意：這是台灣當局所最津津樂道的善意，特別是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的行政措施被詮釋為是對對方的善意，如小三通，如開放對大陸某些項目的投資、對台灣某些層級人士的開放，或是簡化某些表格、審批的時限等，此類善意的假設基礎是我可以不給但我給，所以是善意，所以你必須感謝我，此種心態顯然不是台灣所號稱的民主社會應有的心態，縱使這是善意，也只是對自己的民眾，而非給對方的善意。另一種假設是大陸很需要，我們開放，所以善意，此一假設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什麼是對方需要，是對方真正需要，還是我們自己認定的對方需要呢？

第二，缺乏對善意的共識：大陸學者羅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列舉了三十條自五○年代以來的對台政策的善意，一言以蔽之，是在一中原則下的寬鬆條件，所以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大陸對台灣確實是善意十足，無可再讓，但是關鍵是目前的台灣所要的善意是「兩岸互動不以一中為原則」，因此對台灣而言，中共許多號召、作法如果不是以一中為原則就都是善意，否則就不是善意，是以兩岸之間對「善意」的認知和理解，是完全相反，無法溝通的。

第三，不對等的善意：在國民黨主政台灣的時期，曾經也主張「一中」原則，按理與中共的一中原則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有內容的差異，但是中共的很多善意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也沒有接受，原因何在？個人以為就在於不對等的善意。所謂不對等是指釋出善意背後的心態，中共對台灣釋出很多優待、優惠的辦法和政策，多半是一種「賜予」、「恩惠」的心態，此一心態主要源自於是以中央對地方的心態，中央給地方的政策，中央給地方的優惠，所以中共當局雖然常常表示兩岸的談判不是中央對地方，而是平等的談判，但是從中共所釋放的善意來看，在心態上仍是中央對地方的，因此國民黨執政時代對中共的善意也是敬謝不敏，何況中共對台灣所謂的「善意」，基本上台灣在現實狀況下也就都有；反之台灣執政黨所釋善意也是局部的、細微的，而且常常是反覆的說詞作為善意，而真正需要認真回應的問題就反而避而不談或是直接挑戰。

第四，口號式善意與敵對的行動：兩岸當局在以往的互動之中也確實釋出若干善意，在台灣方面，如：四不一沒有、統合論、「三通」可以委託民間談判等；在大陸方面，如：對一中內容的再詮釋、建議兩岸建立經濟平台，將兩岸直航定位為兩岸航線、三個可以談等，然而這些善意固然有些是對方故意曲解，但有些是因為釋出善意的一方反覆無常，有的是口惠而實不至，有的甚至在對方看來是言行不一，有些雙方能感受對方有善意的部分又常常在雙方沒有互信的情況下，多半不願從正面行動的嘗試，結果善意變成口號，最多成為歷史的紀錄，而沒有實踐行動去測試對方的善意，其結果這些少數出自對方而且己方也可以承認的善意反而變成證明對方沒有誠意的證據，這也是兩岸關係最為弔詭的地方。

雙方的善意變成測試對方的工具，而不是出自為兩岸和平所作的真誠的努力，因此「善意」本身就帶有若干的虛偽性，其結果善意本身不但不是積累雙方和平互動的過程，反而成為新對抗的因素，這種的善意越多，對抗性也越大，以至於人民之間互信的基礎也完全破壞。

五、嘗試性的建議

從兩岸多年的互動所呈現的善意的虛擲到中共「十六大」的「三個可以談」的談判建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目前的兩岸情勢發展並不樂觀，對抗的因素在不斷增加、不斷升高，而變成任何事情都可以變成相互鬥爭的因素，特別是由於台灣多選舉的政治生態，更加深了兩岸不定時的危機感，是以中共在主導兩岸關係上，除了目前的作為外，還必須以更前瞻的建議來建構兩岸的和局。

第一，以兩岸定位談判來取代台灣政治地位談判：誠如本文在第一段分析「三個可以談」存在著內在的邏輯困擾，今日儘管中共在國際上地位已經十分穩固，而台灣並沒有國際地位，因此在中共看起來似乎只有台灣政治地位的問題，但是兩岸之間的定位並沒有確立，這才是台灣在國際上處處爭地位，而中共政權在一中原則下也不得不時時注意、處處打壓的癥結所在。假如中共當局真正願意展現兩岸問題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而且又承認兩岸的談判不是中央對地方的話，那就不妨以台灣《國統綱領》的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的描述為起點，邀請台灣當局來討論兩岸如何相互定位的問題，兩岸如何相互定位自然與外國人無關，因此這種的談判本身自然是體現了在一中的前提下所進行的談判，因為如果不是一中前提，就不存在兩岸如何定位，同時不是中共給台灣什麼定位，而是雙方協商出一個相互定位的結果，所以自然也不是中央與地方，更重要的是兩岸定位協商基本上解決了「三個可以談」的內在矛盾，同時不以台灣為議題也才是對台灣的真正尊重。所以如果中共當局真正希望兩岸關係是以「和為貴」，則兩岸定位的談判呼籲才是兩岸現階段真正外交休兵、和平共處的關鍵所在，此一談判也能真正可以使大陸心無旁騖地放手抓住戰略機遇，全力發展大陸經濟的最佳選擇方案之一。

第二，大力倡議兩岸城市交流，簽訂城市合作協議：中共的對台政策自九五年之後就逐漸從兩個寄希望調整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特別是台灣政權由民進黨加以掌控之後，中共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工作可以說是更加明確，但是中共也深知其實兩岸有不少的工作，如果台灣政府是立足在反對、阻礙的立場，則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工作做起來一定也是事倍而功不及半，某種程度的公權力介入，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兩岸關係的實際發展，而兩岸當局目前又卡在「一中」原則上完全不能互動，在民間互動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官方互動又不可能的情況下，地方層級行政層級的互動是可以嘗試，而又十分必要的，是以中共當局真正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全面承認台灣地方的選舉的結果，在地方交流中承認地方首長的名銜和職位，畢竟地方政權的交流可以不涉及一中原則，同時又有某種公權力的合法性，也可以解決兩岸事務性的議題和低層次的糾紛，其他如兩岸城市的合作、經貿的互補等等，也都應該在新世紀、全球化的思潮下，有許多的發展互動空間，有不少合作交流的課題，這樣的交流應該成為新世紀的工作重點。對台灣而言，在台灣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透過城市的交流賦予較大的自主性，既可以多元化、多樣化的手段來振興台灣的經濟，也可以避免「一中」的糾葛，而且在各城市的交流中，形成台灣城市間的競爭力，台灣的活力也因此重新拾回，所以兩岸之間城市級的、行政級的交流，對兩岸的互動是大大有利的改革。

第三，一國兩制，和平共處：假如「一中原則」的爭議可以因為兩岸討論相互定位，或是可以在城市交流擱置了原則的爭議，則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中就應該將統一的目標真正推遲，而改以和平為現段階兩岸關係的努力目標。前面提到「江八點」主張「統一分兩步走」，第一步的結束敵對狀態其實就是兩岸和平的意思，因此現階段在兩岸關係中追求和平是中共第三代的對台政策的重要構想，第四代處於必須「抓住此一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的時刻，在兩岸關係中大肆強調和平，以和平取代統一，此一政策號召不但有利於大陸的發展，有利於兩岸，特別是和平的號召有利於台灣內部矛盾的化解。台灣的執政黨可以拒絕大陸的統一號召，但不能至少不能公開拒絕和平的號召，此時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也就可以發展或與時俱進地調整為「一國兩制，和平共處」，在此情況下，目前兩岸共同追求和平，自然而然就無法拒絕「一國兩制」，因為站在大陸的立場，「一國兩制」對中共而言是現狀的描述，對兩岸則維持台海和平的架構，而不是統一之後的方案，因此「一國兩制」在兩岸之間就可以成為類似中程互動框架，同時當中共當局將兩岸關係現階段的任務從統一轉為和平之後，則在對台工作的思路上就會出現比較重大的轉變，而追求兩岸和平的目標才是最有效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只有中共當局以和平為目標來主導和建構新的兩岸關係，才有可能是最佳的反獨促統的政策，因此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最終方針調整為「一國兩制，和平共處」的互動框架，才是中共當局在現階段處理兩岸關係上，向國際社會與兩岸現況上所展現的最大誠意和善意。此一善意是無需對方回應，而且是台灣無法拒絕的策略。

第四，誠意的善意：善意是人際交流或是政權交往中必備的策略，但是社會上沒有抽像的善意，只有具體的善意，所謂具體的善意就是所有的善意最後必須落實在對方的認知解讀和生活感受之中，換言之，我方的善意釋出之後，對方有一個在他們的認知脈絡中解讀的過程，以及在對方生活情境中的感受過程，所以善意不能只是主觀的釋放，最終必須是相互的認定，因此所謂誠意的善意就包含我方的誠意和理解對方真正要的誠意，最後釋出在邏輯沒有矛盾而又能是對方可以思考的善意，我方的善意釋出之後，如果善意不僅僅是一種策略運用，而是現階段己方追求的價值，則善意的表達就不只是口號的宣示，而且會有不斷的政策行動來彰顯我方的誠意，因此所謂誠意的善意必須包括己方真誠的意願、思考對方可能的需求和後續不斷的行動三個部分組成，將此定義放置在現今的兩岸關係之中，大家都可以瞭解這是不可能發生的現象，但是這裡所謂的「不可能」在很大範圍上是指期望對方對我方的善意有所回應，這是不可能的事，而善意的表達有時是對方真正心裡的感受，是無需回應的善意，而目前在兩岸之間，如果任何一方都能夠釋出一些無需對方回應，操之在我的善意，最終必將掌控兩岸的走向，而釋放和平、釋放利益、釋放協助等善意都是可以無需回應的價值追求。在釋放和平善意已在前一段有所解釋，釋放利益也是中共在兩岸關係的對台政策中做得最多，也做得最早的政策，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也無改變此一策略的意圖，但釋放協助這一部分，我們可以在「十六大」的「三個可以談」中感覺得到，不過目前中共當局的「善意」仍然停留在需要台灣回應的思路上，因此台灣只要不回應，中共當局的「善意」必然落空。事實上，協助性的善意可以是一種心態的調整、意願的表達或是思路的轉變，以中共提出的「三個可以談」為例，結束敵對狀態，建立穩固的兩岸和平架構，這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的，但是消除敵意的行動完全是可以操之在我的，無需回應的，中共是否可以在這一方面多所思考，展現行動，令人感受呢？有關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也同樣可按「一國兩制」精神挑戰國際成規，主動安排，共享策略，展現處理國際事務民主化的新典範，這也是無需回應的善意表現。至於台灣的政治地位問題，一如前述，不妨思考如何轉變提法，以待有成。總之，善意的表現有許多的方式，而最大的善意是誠意的善意，而誠意的善意中，最有力的善意就是無需對方回應，完全操之在我的善意。目前兩岸關係已經陷入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惡性循環的互動之中，同時在短時期內又無解決之道，因此必須有一方能夠主動超越惡性循環，揭諸新的思維，才能主動安排兩岸關係的未來，真正為民族的振興作出貢獻。

六、結 論

中共「十六大」的「三個可以談」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必然是對台灣一種善意的釋出，但是台灣方面幾乎完全感受不到，縱觀兩岸開展互動以來，類似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可以說於今為烈，際此兩岸關係的關鍵時刻，有必要對兩岸「善意」所出現的問題加以反省，才有可能在世紀之初對兩岸關係重新佈局，走出惡性循環的怪圈，此種新的思維在實行上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只要我們有避戰的誠意，我們可能作出不懈的努力去釋放和平的善意，最終就能因我們的善意而得到比我們期望更多的回報。中共當局不妨把「三個可以談」轉為三個自己做，則兩岸之間對抗的善意也就轉而成為和解的善意，同時當三個自己做有了一定的成效之後，三個可以談必然隨之而到。

追求和平不只是一個美麗的口號，它必須是一種實踐的行動，和平不只是手段，特別是一種價值，中共的「和平統一」不應該只是追求以和平的手段統一，而是先有和平才能統一；實踐和平不只是一個善意的政策，它更是理性自我實現的過程；堅持和平的方針不只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要是人們自我完善的體現。假如兩岸關係能在如此尖銳矛盾、高度衝突的情況下，展現出和平的契機，鋪陳出和平的方案，則兩岸關係就是值得兩岸精英深耕細研，皓首窮經，畢生投入的志業，也將成為後人解決衝突的典範。願兩岸領導人真正傾聽和平的聲音，願兩岸和平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