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不再需要美國，美歐關係面臨變動

本文作者黃枝連，於去年8月至今年1月間，在美國哈佛大學和紐約聯合國總部作進修研究，探討公元2000年前後「國際新秩序－新格局」問題。本文是他2月中回港途中在羅馬寫的，原文發表於《廣角鏡》月刊1992年3月。

「美國時代」在歐洲歷史中的「終結」

在美國小住之後，來到西歐，在學術上，要探討的是歐洲人是怎樣看待美國的？不同的歐洲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會有不同的「美國觀」的，可以這麼說，冷戰時代的「歐洲人的美國觀」正在發生質的變化。

客觀形勢變了，同一個國家，同一群國家的地位，作用及彼此之間的關係難免發生變化，因此，在感受與認識上，必也在兩造（或三造、四造……）之間發生變化的。這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變化本身也是一種客觀現實，不必加上價值判斷，要判斷的是用什麼新的形式，為什麼新的需要與目的服務。第一者、第二者以至於第三者從中獲得的好處各有多少？

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進入一九九二年，歐洲國家和美國必須在其雙邊的和多邊的關係上，做「脫冷戰化處理」，在結構上進行調整，甚至在某些層面上做出相當劇烈的改變（特別是在美國和「前蘇東集團」國家之間的關係上）。

歐洲再不需要美國扮演保護者

在一個意義上，冷戰時代美國同西歐國家、同「前蘇東集團」國家的關係，是美歐關係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的特點是美國對西歐及其他歐洲國家（包括「蘇東集團」國家）建立了一種「左右大局，居高臨下」的優勢地位。－－「蘇東集團」的土崩瓦解，便是一個有力的說明。可以說，歐洲歷史有一個「美國時代」，猶如歷史上有一個「羅馬時代」……。

可是，歷史是一個「高深莫測」的老頭子，當美國人在歐洲剛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時候，馬上就得面臨一個微妙而又冷峻的考驗（也可以說是挑戰），即美國可能要在「後冷戰時代」逐漸失去（或迅速失去）它在歐洲的部份（或全部）的優勢地位。「冷戰勝利」，使它的「戰利品」和過去四、五十年所付出的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不相稱的！它面對的，居然是「美國時代」在歐洲歷史長河中的消逝。1991年11月，北大西洋公約的16國首腦會議，便使到布殊總統遭遇到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因為有許多歐洲成員國清楚表示：冷戰結束了，「北約」這樣的「冷戰結構」，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減少之中了。因此，必須在性質與形式上進行必要的變革；這包括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檢討。言下之意是：歐洲國家可能不需要美國留在這裡扮演其大國保護者的角色了。

這一點，說明了一個道理：在美歐關係中，任何同冷戰系統有直接的與密切的關係的組織，將要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北約」只是其中的一個；其他比較次要的，間接的體系，也難免被淘汰的。－－這是矛盾對立統一的規律所定的吧。「華沙公約」體制的存在，和「北約」針鋒相對，因此，兩者雖然處於劇烈的抗爭狀態，但彼方的存在，卻為此方的存在及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所以，一旦某方消失了，等於矛盾消失了，存在的一方，即使是「勝利者」，也就不能再存在了。推而廣之，美國對歐洲的霸權，既然建立於同蘇聯的霸權的對抗之上，現在，後者消逝了，必然也導致前者的存在失去依據；其消失，亦是理所必然的事吧！

看來，對這個新的歷史事實的接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歐需要調整新的關係

我在意大利期間，正值美國總統奎爾帶領一個強大的代表團在歐洲各地進行國事訪問。他們先到立陶宛共和國活動，然後到法國參觀冬季奧運會，回國時在倫敦更展開繁忙的探訪節目。在這一期間，還到過慕尼黑，出席一個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國際研討會（The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會上，奎爾本人發表重要談話，還有幾位重要的參議員及專家學者提出了他們對美歐關係的評估與前瞻的講話，從中，人們便可以看到「後冷戰時代」美國人的「歐洲觀」。－－冷戰時代的結束，要求歐共體對於大西洋兩岸的貿易採取「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奎爾把「自由公正的貿易」提到那麼一個高度，認為那是「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的主要構成內容，既關乎歐洲，亦關乎美國，更關乎亞洲的生存發展大計。因此，美國是不準備在這上面做出任何讓步的；－－代表團內的其他美國人指出：如果歐共體不在即將召開的「關貿總會烏拉圭回合」上，就農業津貼問題做出讓步，布殊總統的政府將在國內遭遇到美國人民（選民）重大的壓力與抨擊的。他的十五萬美軍留駐歐洲的方案，將在國會的攻勢之下，被壓縮至七萬五千名，甚至低於六○、○○○名；－－可見，歐共體不在經濟和貿易上對美國做出種種新的妥協，美國政府將無法維持它對「北約」的承擔；歐洲的安全問題，要由歐洲人自己來承擔了。在「新孤立主義」的浪潮衝擊之下，在歐洲得不到任何經濟利益的美國人，是要恢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隔岸觀火」的政策了。

歐洲不為美國警告震動

令人們難以置信的是：在場的歐洲國防系統的官員及專家學者，並不為美國副總統和參議員及專家學者的「新孤立主義」警告所震撼。首先，他根本不讚賞美國人把貿易問題和安全政策問題連在一起，以之來威脅歐洲人的手法；再者，他們認為，美國人所說的，都是競選季節取悅其選民的官樣文章，沒有太大的政策意義－－更發人深省的是，英國的《金融時報》（一份十分親美的報紙）索性在它的社論中指出：冷戰時代賴以維繫美歐特殊關係的那種「安全牌強力膠」（Security Glue），現在再也不能把大西洋兩岸的國家緊貼在一起了；因為在「後冷戰時代」，歐洲國家不再面對任何外來的侵略力量；何況，經濟的衰落，已經使到美國失去承擔歐洲安全的力量。唯其不甘寂莫，故作姿態，嚇唬人而己！

這裡，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美國人並未充分地意識到：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在它的歐洲政策上，需要出之以新的概念、理論、政策以及機制了；用「北約」這種「冷戰殘餘」的東西，根本是「無的放矢」。西歐人士在失去「前蘇東集團」威脅的情境之下，根本不會為美國減少對「北約」的承擔而惶感不安的－－實際上，在最近的一段時期，已有「德法聯軍」創立之議。又有許多國家提出要把「歐洲安全會議」（CESE）進行改造利用的工夫：在那裡，設立一個聯合國安理會那樣的決策機構；然後建立一支經常性的「藍帽子部隊」，對歐洲地區發生的局部性紛爭或動亂，進行「消防隊行動」，撲滅火災。而CESE是把美國，加拿大及「前蘇東集團」的國家都包括進去的。因此，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及群眾支持。如果它能成事，「北約」的存在是會完全失去其合理性的－－由此可見，像「華約」一樣，「北約」在完成其歷史任務之後，也逃不過「自我取消」和「自動消失」或被迫退出歷史舞台的命運。早點面對這麼一個不愉快的現實，對美國來說，是件好事！另一方面，現在歐美關係中所存在著的矛盾，也反映出歐洲國家方面也還沒有在「後冷戰時代」為兩岸關係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論、方案以及形式。這個工夫是雙程交通；責任和過錯，不盡在美國一方的－－特別是，在兩次大戰中、在馬歇爾計劃上、在冷戰時代，美國都為西歐做過不少事，比如說，歐共體的形成與發展，就有一份美國的功勞；美國之於西歐，可謂「仁至義盡」，它豈能不「返哺」!?

再者，進入21世紀，誰也不能保證，歐洲真的會變成一個毫無爭執的「大家庭」，不再需要美國第四次介入，此其一；而美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在「北約」之後，亦可能找到一個新的基礎與形式，此其二。

美歐的一個競爭的方面，大概是在於確定當前的國際形勢及今後的發展動向之上。

在羅馬的時候，讀到了兩篇文章，都是同美籍日裔人士法蘭西斯·福田（FrancisFukuda）的《歷史終結論》有關的－－是「不約而同」，還是一種「別出心裁的安排」，耐人尋味！

第一篇是哈佛大學教授裡奇（Robert Reich）在『華爾街日報（歐洲版）』上發表的，作者從頭到尾是肯定福田的「歷史終結」論。即，「美式文明」和「美式民主」所代表的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cy），經過歷史的實踐，已經戰敗馬列主義及社會主義。可見任何提倡公有制反對私有制，提倡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提倡計劃經濟反對自由經濟的思想意識與社會運動，都會紛紛破產，都要宣告終結的。因此，「美式民主」將乘勝追擊，節節推進，開拓新的歷史境界－－這樣的個人民主，將衝破主權國家和經濟集團這樣的條條框框，建立一個和諧的與有效益的社會，云云。

第二篇文章，發表在《國際先驅論壇報》，轉載自《紐約時報》，難得的，作者就是福田本人。他在為其「歷史終結論」進行自我辯護。認為「前蘇東集團」的崩潰所導致的「民族主義」，同「美式民主」的潮流之間，並不見得是有衝突的。這個議論，是針對「悲觀主義」者的說法，認為在東歐和俄羅斯及中亞的新伊斯蘭教國家，在蘇聯崩潰之後，可能出現的是民族紛爭和社會動亂，而不是什麼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福田說，實際上，自由民主的浪潮，既推動了建國的運動，也必然會使自由民主大行其道。

歐洲人大概會注意到：福田已經成了「後冷戰時代」美國對過去四、五十年冷戰時期評價問題的主要評論家；而他的那套「歷史終結論」，正在成為布希總統「世界新秩序」的「指導思想」，後者去年九月底在聯合國大會上所作的「歷史開展論」，即源自此「終結論」－－問題是：西歐人士或可以接受冷戰結束是歐洲和世界歷史一個時期的結束，但是他們不一定能讚賞以「美式民主」為唯一藍本的自民主制，從此之後，將成為人類歷史唯一的意識型態、唯一的發展取向。因為，倘若這是真理，歐洲國家在歷史舞台上的一席之位便可能出現問題的！

歐美兩地在新的「歷史開端」上的矛盾

很清楚地，歐洲國家雖然同美國那樣，也在奉行資本主義，但是，它們不會讓美國一家來對今後的形勢做出那麼一個「標準估計」，然後要大西洋兩岸以至整個世界，接受美國方案來塑造歷史的發展！

在一個意義上，做為美國主體的「瓦式普（WASP）體系」，是比歐洲的歷史經驗更為狹隘的，具有特殊性的東西。因為美國的開國元勳既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成長的鄉紳，他們所肯定的私有制和個人主義及憲政體制，反映的只是美國人的特殊歷史經驗。「美式文明」只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不等於它的全體。它也許和英國那一套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它同德國人的和法國人的資本主義及日本人的資本主義，卻不盡相似。再者，「美式民主」是極端地反對任何公有制和集體主義的，因此，當代西方文明中的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它所不能理解，也不肯加以正視與吸納的。－－反觀歐洲人有了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也孕育了各種集體主義、極端主義及社會主義；因此，其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是多彩多姿的。這對於探討走向21世紀的嶄新的發展模式和文化形態，是有其促進的作用的。歐洲，似乎更能認識到人類世界的複雜性。

看誰能求同存異，競逐東方之長

當然，如果美國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在歷史進程中，把各個族裔集團的文化傳統（包括日裔、韓裔、華裔人士的東亞文明）也可能廣泛地，深刻地，系統地加以吸納，豐富其主流文化，減少其「瓦式普」成份，那麼，在思想上和實際上，美國人也可以具有充足的背景和條件，同歐洲人爭一日之短長的。

有一點，是他們兩家要在競賽中一決雌雄的，即是誰能在西方文化的各種源流之外，對於非西方文化的伊斯蘭教文化，東亞文明及其他地區的傑出文化加以吸納，在方向上、精神上及方法上，做出一些結構性的改變，終而使到新的「歐洲文化」和「美式文明」，具有更大程度的「寬廣變通，求同存異」的能力－－可以肯定，有此能力者對於世界新秩序之開展，將更具領導資格並能有更大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