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三）

神秘的三封信

1959年初，拉薩已經出現暴風雨終要來臨的徵兆。搞分裂的首領們和設在印度加林旁的武裝抗漢大本營接觸頻繁，運送軍火，積極籌組和武裝拉薩地區、昌都、丁青、黑河和山南地區的暴動組織。曾在美國、印度和台灣等地受過訓練的游擊武裝人員也分別進入游擊區和印藏邊境地區待命。這時，暴動份子已在拉薩附近集合了約近一萬人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是以哲蚌、色拉和甘丹三大寺的武裝喇嘛為主體的。平時，這三大寺以及功德林等較大的寺院都有他們自己的武裝力量，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是為了他們自己之間爭地盤，爭政治權力和爭農奴而用的。

1951年以後，三大寺的堪布（住持）都站在反統一，反漢的最前線。1951年以後，在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取消農奴制度」、「取消政教合一制度」的呼聲中，他們感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已經岌岌不保，只有起來一拚，把漢人趕跑，才有可能保住他們的地位。1958年，哲蚌就曾派出為數約三千人的喇嘛軍到山南地區，參加武裝暴動，抗漢的武裝所使用的武器都是1959年以前的兩三年中陸續從印藏邊境偷運進來的，或是空投進來的。其中除步槍外，還有輕重機槍，迫擊炮和山炮等。1959年初已是一種「箭在弦上」的情勢。3月10日舉事也是事前擬妥了的。在這之前，叛軍已在解放軍軍營的周圍部置迫擊炮炮位和機槍陣地，只等號令一下，就可以動起手來。

這時，西藏的最高行政機關葛廈，已有明顯的分裂。六名葛倫中，阿沛．阿旺晉美和桑頗．才旺仁增，是堅決傾向中央的，其他以索康旺清格勒和柳霞．士登塔巴為首的四名都是積極叛亂份子，和外國勢力及駐在加林旁的叛亂首領魯康娃．澤旺饒登有密切的聯繫。24歲的達賴喇嘛在這時很可能是舉棋不定，開始時有跡象顯示他是內傾的，是反對武裝暴動的，但沒有很積極的表現，一方面對內地的建設事業很為傾心，一方面又擔心他將在西藏失去統治權力，失去既得利益。

3月10日，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禮堂有演戲活動，事前達賴喇嘛主動要求在那一天到軍區看戲，軍區政委譚冠三表示熱烈歡迎。到了這一天，暴動份子發動一部份群眾，藉口達賴到軍區看戲安全有虞，包圍了羅布林卡夏宮，阻止達賴外出，還召開了「人民會議」，提出「西藏獨立」和「趕走漢人」的口號。拉薩市上已是一片混亂。暴民到處竄擾，在暴動中當場打死西藏軍區委員會藏籍成員堪窮．索朗降措，打傷了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暴民包圍了西藏軍區司令部和其他中央駐藏機構，情況已是十分危急。

達賴喇嘛被困在羅布林宮，失去了行動自由，但他還設法給政委譚冠三寫去了三封親筆信，第一封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

當天譚冠三覆了信，報告武裝暴動份子在拉薩附近進行軍事部署，請求達賴有所指示。達賴也寫了回信，信中認為暴動是「違法行為」，使他「無限憂傷」，還堅持要「解散人民會議，撤走羅布林的反動份子。」信的最後說：「您對我有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譚在回信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表示中央不能容忍「勾結外國人，進行反動叛國的活動」。希望西藏當局改變錯誤態度，平息叛亂。否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來維護祖國的團結和統一」。譚表示達賴喇嘛遭人劫持，安全很堪慮，希望他在可能範圍內，「設法和隨行人員到軍區住一個短期，我們願對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這是說，解放軍於必要時要還擊了，但設法不使達賴受到傷害。

達賴喇嘛在致譚的第三封，也是最後的一封信中說：「我正用巧妙的辦法，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限。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請您亦採取可靠的措施」。

這三封信都是達賴喇嘛自己親筆所寫，有的是用鋼筆寫的，有的是用鉛筆寫的。3月11日到16日一共寫了三封，足見情況很急迫。信中的詞意懇切，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不是說真心話，但到17日夜裡，達賴喇嘛和他家屬和屬員就匆匆出走了。

達賴逃亡到印度後，在他和尼赫魯總理會面時，承認這三封信是他親自寫的。尼赫魯在記者招待會中也交待了這件事，完全沒有隱瞞。從那以後，這三封信就變成了北京當局和達賴之間的一項心理攻防的焦點。北京方面堅持說，達賴喇嘛是傾向中央而反對武裝暴動，在行動失去自由的情形下被劫持逃到印度。而達賴喇嘛自到印度以迄於今一直是以爭取西藏獨立自由為號召的，到印度後不久所發表的第一個「達賴喇嘛聲明」中，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他的反華立場。

究竟達賴喇嘛是否是在「失去行動自由」的情形下，說了中傷北京的話？或是他於暴動前後已在認識上從向心一變而為離心？兩者可能都不是。

從1951年西藏解放到1959年武裝暴動的八年中，西藏的政情一直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17點協議中規定「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從這裡可以看出，北京當局深知，改變西藏政體和進行政治革新並非易舉，操之過急會招致動盪和混亂。1956年和1957年，中央要員屢次宣佈，由於西藏的條件不成熟，六、七年內，西藏不進行政治改革，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西藏的政治是否要改，要看那時的情況決定。這是說，中央已經知道西藏政治氣候的不穩定，只好採取等等看的安撫態度，不願意打草驚蛇。

但事情的進展並不是盡如人意。藏東昌都地區於1951年解放，解放之初，當地的農牧奴情緒十分高漲，盼望漢人給他們帶來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從官府、喇嘛和貴族三大領主的手中拯救出來。這些貧無立錐之地的勞動階級把漢人看作了他們的救世主，在解放軍到來的時候，自動自發地和解放軍合作，在解放戰中貢獻了不少的力量，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他們看到金沙江川東的甘孜等藏族地區已經進行大力改革，實行了土改，使他們的心中也充滿希望。但在解放之後，有三、四年不見改革的動靜。他們仍和以前一樣，給寺院和莊園主經年當作牛馬一樣使喚，失望之餘，情緒上也很消極。

由內地派來的軍政幹部和本地的藏族幹部都很瞭解這種情形。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從1954年開始，藏東地區也開始走向地方性有限度的改革，諸如限制高利貸，禁止人身迫害等等。但改革總是朝著反政教合一和反農牧奴制度那個方向進行的，雖然一開始採用緩和的手段，但已慚漸造成農牧奴和他主人之間的對立。遇有這種情形發生，幹部們總是站在奴隸這一方面。這就影響到三大領主階級的生存權利。他們覺得無法容忍，開始時是消極反抗，後來迫不得已就組織武裝對抗，向解放軍挑戰，失敗了就大批往拉薩逃亡求救。在拉薩他們向上層分裂主義份子施加壓力，分裂主義者又轉而向達賴喇嘛施加壓力。

達賴本人對西藏潛在的政治危機自然是十分清楚，可能也感到這種政治改革最後總是要朝著他來的。將來有一天，他自身的利益也難保得住。人總是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著想。如果說，達賴喇嘛漸漸有了「離心」，甚至「敵對」的傾向，那應該是1955年前後就已漸形成，那時已經有了些軌跡可尋，不可能是1959年暴動前後才開始的。

暴風雨終於來了

3月17日，事情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當天夜裡，負責暴動的首腦們看到大戰迫在眉睫，匆忙中擁了達賴喇嘛、他的家屬、官員和家屬逃離了拉薩。為了怕人發覺，還給達賴化裝成平民，趁了暗夜悄悄離開羅布林卡，向拉薩以南的印藏邊境進發。隨同出走的以及後來沿途加入的，為數總在兩三千人。

從3月10日到16日，拉薩街頭不斷有零星的暴動活動出現，開會遊行之外，也有一連串的放火、搶劫、殺人、狙擊的勾當，但規模都不大，暴動的武裝主力沒有和解放軍全面開火。那幾天，他們看到解放軍沒有出來應戰，認作是軟弱可欺，不敢和他們交手，反倒助長了他們的聲威，首領們向參與暴動的人們說，漢人到底是怕了我們，趁這機會把他們都趕了出去。八年來，他們都不敢動一動我們那偉大的農奴制度和政教合一。漢人在此，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我們的武裝已經準備充足，一旦發動，他們一定都四散逃命，跑回內地老家去。他們要是佔了拉薩，我們可以把達賴喇嘛轉移到山南地區，準備反攻，奪回拉薩。若是失敗，我們就退到印度境內，印度是我們的盟友，還有美國和台灣的蔣總統。用達賴的神力為號召，還怕不能成功嗎？

不幸的是這一套如意算盤只維持了兩三天就煙消雲散了。3月19日夜間，暴動武裝集結了約一萬人，開始向駐在拉薩和附近的解放軍大舉總攻。20日上午10時，解放軍奉命出擊。張國華屬下的西藏軍區部隊，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奉命進行還擊，拉薩和附近地區的戰事只進行了72小時就告結束了。戰果是這樣的：被俘叛軍四千餘人，繳獲各式槍枝八千餘支，輕重機槍81挺，迫擊炮27門，山炮六門，子彈約一千萬發。許多叛軍在被圍後整批向解放軍投降。這場他們號稱歷史上最大的「驅漢獨立戰爭」只維持了三整天就告土崩瓦解。戰爭當中有一件突出的事實是：在戰爭進行當中，有幾千個藏人都自動出來為解放軍效力，為解放軍擔任運輸和偵察等工作，有的還參加了前線的戰鬥。這件事實使分裂主義份子所宣揚的「全藏人民都熱烈響應爭取獨立自由的聖戰」變成了謊言。

達賴喇嘛一行是17日夜間倉皇出走的，叛軍到9日夜才動手大幹起來。這中間的兩天時間是為了達賴的逃亡行列有足夠的時間到達安全地帶，不至為解放軍所俘獲，計劃算是十分縝密周詳。在他們一行到達藏南跟印藏邊境60英哩的隆子宗時，暫時停了下來，在這裡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在這裡建一個根據地，以指揮西藏境內的游擊武力，如果有不利的情況，也可以從這裡向南溜進印度境內。這計劃由於解放軍已經揮軍南下掃蕩殘餘叛軍而沒有實現，達賴的逃亡隊伍又繼續南行，3月31日，達賴喇嘛在十分疲憊中，騎了馬進入印度境內。從那時起直到33年後的今天，他一直沒有機會再回到他所統治過的土地上，流亡的生活已經消磨了他的大半生。

在逃抵印藏邊境之前，他已經用無線電和美國有關方面取得了聯繫，雙方交換了情報和入印路線。那幾天，世界新聞報導都盛傳達賴喇嘛一行在印藏邊境失迷路途而安全有虞，美國方面保持緘默，沒有出來否認，但他們知道這傳聞是不實的。駐在西藏的中央黨政軍當局對於逃亡者的行程也瞭如指掌，那幾天，北京的國際廣播電台也一直報導他們的行程，但北京沒有採取任何阻撓措施。1959年11月，周恩來和華裔作家韓素音在北京談到這件事，他說，對於達賴喇嘛的出走和行程都知道很清楚，但未加干預，一方面認為達賴是被劫持離開拉薩的，一方面是為了達賴的安全著想，攔截可能危及到他的安全。

達賴喇嘛出走以後

達賴喇嘛的出走成了當時世界新聞報導中的一樁重要消息，美國《時代》週刊把這事列為當年的十大新聞之一。十大新聞都是動人聽聞的消息，當然也隨之形成了一種西方人可以接受的輿論。

輿論這種東西常常是很奇妙的，但並不表示它永遠正確。這一個世紀中，新聞傳播工具日新月異，無線廣播和電視之後，又出現人造衛星傳真這樣的東西。也正因為傳送如此快速，如此捷便，大眾傳播也給一些人提供了製造輿論的便利。輿論可以加工製造，怕是不爭的事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選舉，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製造出來的輿論來決定勝負的。輿論和現代廣告心理學有一定的關係，報紙的讀者和電視新聞的觀眾，由於大多數人對政治認識不足，想要不受藉由傳播工具提供的輿論所左右是很困難的。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去年的中東戰爭。戰爭開始之前的五個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已開動所有傳播機器，製造一種氣氛，一種言論，把所有過錯都歸於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而隱去了這一事件的歷史背景，把西方列強一百年來在近東爭奪資源獨佔、爭取政治軍事控制的事實也隱去不提。通過媒體把伊拉克總統塑造成一個「魔鬼的化身」，美國政治領袖們也屢次在電視上把侯賽因形容成一個毫無人性的大獨裁者。這是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可以替天行道，可以興問罪之師。但在西方有多少人知道，在中東一些回教國家中，侯賽因被認為是民族英雄？

達賴喇嘛從拉薩出走逃到印度，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他是弱者，弱者自然是值得同情。相形之下，北京當局變成了「迫害者」，因為他們「吞併」了西藏，推翻了「西藏的獨立」，也踐踏了「西藏人應享的人權」。這些話自然都很動聽，不必問它們有沒有事實的根據。但在這些美麗言詞的後面，有沒有因種族、文化和政治理想的差異而引起的偏見呢？答案是肯定的。很多西方人控訴中國在西藏「違背人權」，但有沒有調查過達賴喇嘛當政時，西藏統治集團的人權紀錄呢？

去年，英國首相梅傑訪問北京，談判香港問題，最後還是亮了一下「人權」這件外交武器，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灰。我很惋惜，沒有聽到中國國務總理質問他：「你們英國在北愛爾蘭行的是什麼人權？」30年來，南韓學生不斷舉行示威、遊行、罷課。向政府爭民主，要人權，其規模之大，組織之好，是世界上一流的，但從未聽到美國官方站出來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因為南韓學生的運動不代表美國利益，足見他們嘴上的「民主」、「人權」還是有種族、文化、政治理想、軍事和經濟利益在背後作祟。

1989年4月，在香港出版的中文《讀者文摘》載有一篇達賴喇嘛流亡生活的報導，其中說「中國在西藏屠殺藏人一百二十萬」。1959年以前，西藏從未有過人口普查。根據幾個較為可靠的估計，當時西藏境內的人口最多不超過一百一十萬（在四川、青海和雲南等地的除外），中國「屠殺」的西藏人總數竟然超過了實際人口的總合。這數字是怎樣得來的？是出於無知嗎？或是出於故意捏造？這二者的那一種，都是無可原諒的。這就是我們今天政治市場上的「輿論」真面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很不幸的一件事。當時，有幾百個外國記者都聚集在天安門前作現場採訪。其中的一些西方記者，可能在登上飛機去北京之前，就已潛意識地作了這樣的結論：天安門前的反政府份子，不管他們是由外國勢力在後面操縱，他們總是對的，中國政府方面總是錯的，因為他們不信奉資本主義，不信奉基督教，不是白種人，不屬於同一文化類型。這種潛在的意識，在他們的思想中多多少少是有的，可能連他們所發出的報導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針對的不只是天安門前所看到的事情，而是有意無意地滲進一些因種族、文化和政治偏見而引起的反華情緒在裡面，不然的話，為什麼日本記者在報導天安門事件中所持的立場和論點和西方大不相同呢？無論如何，天安門的流血事件是使人很惋惜的事，才引起澳洲的一個政府領袖在電視機前痛哭流淚，那情緒我們可以理解，我們不能懷疑他有作偽的成份，但，多年以來，南非聯邦一直是用自動步槍對付遊行示威的黑人，但從來未見這位政要在公開場合一掬同情之淚，英雄的眼淚總是不能輕彈的。

天安門事件和西藏問題本來毫無關聯，近幾年來，美國官方和民間經常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作為對中國冷戰的一個主題，針對這種情形，我們也不妨在這裡順便一提。

達賴喇嘛和他的家屬、官員、貴族、上層喇嘛集團，為數約有四萬人到五萬，都於1959年以後的幾年中，陸續越過邊境，到達印度、尼泊爾，不丹和錫金等地。後來的西藏流亡政府號稱十萬之眾，可能是過份誇大。達賴到達後不久，經由印度外交部發表了一份《達賴喇嘛聲明》，聲明中指稱中國時有「侵略」的字樣，說西藏是「為了爭取自由獨立」。但有趣的是聲明是由第三人稱寫的，指稱達賴喇嘛時，一律用「他」，而不用「我」。顯然是印度政府代他行事。由於當時印度所處的微妙地位，不讓達賴喇嘛親自出馬說話，表示出尼赫魯的謹慎態度，但也沒有因此而得到中國方面的諒解，兩國反而從此交惡起來。

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印兩國的關係一直很密切友好，兩國都是剛從殖民主義國家手中解放出來，處境類同，有同仇敵愾的共同立場。兩國的人口眾多，居世界的首兩名，地緣上也有結合的便利，如果合作得好，可能形成兩大霸權以外的一個舉足輕重的第三勢力，尼赫魯和周恩來的私人交誼也好，兩人畢生都是民族主義者的鬥士，互相傾慕。萬隆會議時，中印關係正處於蜜月時期，兩國的合作已在國際政治上產生對他們有利的效果。可惜好景不常，1959年以後，由於西藏問題，中蘇交惡和印藏邊界問題，中印之間的衝突逐漸表面化，最後演成1962年不幸的中印邊界戰爭。以後的兩國的關係一直處於低沈狀態，直到最近才露出一些緩和的跡象。

尼赫魯從1959年3月西藏武裝暴動時起到同年4月底，幾次在印度人民院談到西藏問題。在一次談話中，他引了《達賴喇嘛聲明》中的話，說：「北京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國關於西藏自治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那裡發生了武裝干涉。」又說：「我衷心希望西藏人不受其他人的壓迫和鎮壓。」這些話自然都是針對中國而說，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強烈不滿。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尼赫魯一次講話的全文，5月6日，該報刊行一篇一萬八千字的長文，逐條逐句地駁斥尼赫魯的講話，措辭十分強硬，認為尼赫魯和他的印度政府是「力圖阻撓中國在自己的領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權」。

從尼赫魯屢次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於印度獨立後，忠實地執行了當年大英帝國的對西藏政策，企圖用各種政治手段進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措施，目標則是使西藏能成為中印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他不同於英國的是他在表面上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再像英國過去那樣在西藏專搞那些骯髒的分裂活動，也不再叫囂「宗主權」這樣的主張了。但尼赫魯當政時期，在處理西藏問題上，一直被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幽靈糾纏著，使他在認識上無法走出80年來英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那個框框，結果是使他在西藏問題上擔任了一個悲劇角色。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給他個沈重的打擊，1964年他便賚志以歿了。

1959年9月，達賴喇嘛從印度以西藏流亡領袖身份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D.Hammarskiold），控訴中國武裝侵藏，要求聯合國在十四屆大會上辯論西藏問題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武裝侵略行為」。10月，在頻繁的會外活動之後，馬來西亞和愛爾蘭聯名提出了「中國入侵西藏案」，在聯合國大會上進行辯論，最後以45對9票通過「譴責案」，投票中有26國棄權，印度是其中之一。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進行還擊，指為干涉中國內政。台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在進行辯論中，態度十分曖昧不明，一方面堅持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一方面又支持譴責「中國的武力侵略」，沒有明確表示他們究竟是站在那一邊。

達賴喇嘛自1959年流亡到印度，至今已有33年。去時才24歲，至今已近花甲之年。閒暇時，從喜馬拉雅山山麓那邊，翹首雲天，北望故園，那心情也一定是很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