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無法平心靜氣接受「沒落」
一般人的印象中,「沒落的國家」指的是英國。細想起來,英國人對於他們的沒落似乎相當能泰然處之。才經過短短的幾代,英國從超級政經強權變成二等國家,然而英國人對這種轉變卻沒有多大的反彈。好一點的,樂天知命,壞一些的,聽天由命,他們似呼還頗為樂在其中。但美國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從大衛·杜克的身上,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美國衰敗的一面。當然你大可反駁道,美國不像英國一樣地處在一個長期衰退的情形中。即使美國與英國一樣你也可反駁道,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政黨或一個政客可以為衰退的大局提出什麼有效的療方。不管如何,若「沒落」是美國逃不掉的命運,美國社會是無法像英國一樣,那麼平心靜氣地接受未來。
美國社會是如此的不同與多樣化。或許美國人也正自忖,究竟他們的命運與國家整體的命運關聯大,還是與個人日益增多的財富運氣影響較大。許多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富足與繁榮,其實近二十年來已處於嚴重停滯且衰退的局面。大衛杜克只是從政治方面反映了這項事實。
美國的穩定性建立在「機會」之上
出身納粹與三K黨的杜克在角逐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時,所提出的訴求重點乃針對自認為被黑人、移民、紐約客等等所連累的白人。
人們害怕生活水準降低。不管把問題的重心轉移到任何方面,事實上,最應為經濟蕭條負責的是「機會的縮減」。當機會不能增多時,人們會對眼前的一切更為煩悶。
美國不是一個單一化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維繫靠的不是種族血緣,也不是宗教信仰。美國人也一直以他們能同時包容這麼多不同的人們而自豪。不過這一切似乎只有在經濟繁榮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當自己坐擁財富時,才有可能接納外來者,當人們都十分富裕時,才有辦法平心靜氣瞭解、包容對方。一旦景氣不佳,人與人之間的敵視與不滿就全搬上抬面了。
英國人可以如此平靜地接受其衰退的事實,因為他們有嚴格的階級意識,這種觀念帶來社會的穩定性。相對之下,美國社會的穩定性建立在「機會」上,就如同這些年來,觀察家們所指出的,是建立在個人出頭的可能性上。由於機會不斷,人們甭擔心自己會被困於自己的出身而動彈不得。
人類首次擔憂可能會消失美國獨特天命,是在一世紀前,當時美國向西拓荒時代正告落幕。1879年,美國哲學家亨利喬治在他的名著「進步與貧窮」書中深入探討披露,空曠的西方塑造出美國人天生平等、樂觀的心性。他說:「歐洲的小孩在長大成人後,即會發現,所有在人生宴席中的上等的席位均已有人坐了。」喬治深信,這種有程度限制的自由可以完全解釋為何「我們會以美國人的性格為傲」。然而喬治預測,這種天賦的性格是有危險性的,畢竟,「我們的觸角已伸及整個太平洋地區」。
其實,亨利喬治的這番定論大錯特錯。土地有可能被用殆盡,然而運氣卻不然。美國仍舊是契機之邦。不過,喬治認為美國的自我國家意識是建築在不斷湧現的機會上,這一點,他倒是說對了。
真正使美國人受挫的是經濟蕭條
西方世界的封閉並不會關起美國的社會安全大門,不過,長時期的經濟蕭條倒有此可能。地理上的幽閉恐怖並不會扼殺美國人天生的性格,然而經濟上的幽閉恐懼症卻有可能做得到。
現代潮流「衰退主義」的吹起,可溯自1988年保羅·甘迺迪最暢銷的《強權的崛起與衰敗》一書。這本書提出了這麼一個難題:一個國家的國防力量在於它的經濟勢力,然而,當一個國家將太多能源付諸在軍事上,它的經濟亦將隨之走向凋敝的死胡同。甘迺迪稱這種進退維谷的窘境為「帝權的過度牽制」(Imperial overstretch)。
自1987年起,世界即一直在蛻變,美國以軍事「強權」承諾保衛世界安全的地位下滑,並不會損及多數美國人民。真正會使美國人受挫的是經濟蕭條陷入不拔之境。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難題:晦暗的政治為扭轉蕭條的經濟提供了一個完全錯誤的示範。結果是:蕭條越見明顯,就越難挽回。我們需要的政治家是要能勸諫人民,以短暫的犧牲,換取長遠的碩果,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越多人感染「經濟幽閉恐懼症」,就越少人會訴諸於此。相反地,他們卻去聽從大衛杜克所說,別人正在竊取他們的生活型態。
現代人的憤怒直湧向華盛頓而不是華爾街,真是怪象。不過華爾街日報的編輯若因此而手足舞蹈,那就太愚蠢了,因為,這種趨勢是有可能逆轉的。如果一個正衰退的國家,其整體國家的意識仍不被動搖破壞,那麼日後,美國就會有許多比大衛杜克更像大衛杜克的人不斷地出現,尋找代罪羔羊。
(原載《國際日報》199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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