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五）

王廷江

沈泉莊村現有四百戶人家，1,600人，耕地1,500畝。改革前是個典型的窮農村，人均五、六十元。然而近幾年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使人均突破千元大關，變成了個富農村。造成這個經濟奇蹟的關鍵因素是該村出了個私營企業能人，王廷江，在他的帶動下，沈泉莊村脫貧致富。

王廷江現年39歲，是個道地的山東大漢，厚重樸實，沉默寡言。從他帶有皺紋的臉上和粗厚的雙手，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苦幹、實幹的農民企業家。雖然他現在已經是一個百萬元戶，又擔任村委主任，但他還是不失惇厚質樸的農民本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說，他出身貧苦農家，兄弟姐妹八人，全靠父親一個人掙工分養活。小的時候做些粗活，隨父親下地種田，沒有錢上學，失掉了學文化的機會，但是他從來沒有喪失上進心和使他家庭和個人擺脫貧窮的強烈願望。

改革前，他本想搞點副業幫幫家計，但是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年代，是不允許個人發家致富的。改革開放後，實行富民政策，他致富的大門才打開了。80年，他承包了該村的一個代銷店，經銷日用陶瓷，掙了萬把元，成了萬元戶，82年，買了一輛舊汽車搞汽車運輸，88年，發展到五輛，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戶。86年，把車賣了，手裡有了30萬元。87年，開始辦廠，兩期共投資340萬，形成了年產手用瓷一千萬件的生產能力。89年完成產值一千多萬元，利稅率接近40%。這年的固定資產420萬元，流動資金180萬元。所以即使換算成美元，他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百萬富翁。

我請講講他是怎麼成為百萬元戶的。根據他自己的分析和有關他的資料，我將他的成功主要歸因於下列幾點：

第一、富民政策：他在87年要辦廠時，鎮黨委、政府的領導來到他家鼓勵他說，只要遵紀守法，勤勞致富，黨委、政府就支持他，而且期勉他將來成為山東第一戶，「為沂蒙山人爭氣，為中國的農民爭氣」。為了表示支持他辦廠，黨委政府給他租賃了12畝非耕地，並貸款60萬元。

第二、出大力，流大汗：他說他始終認為，富裕是靠出大力、流大汗掙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苦中苦，難得甜上甜，所以從年輕的時候起，他就養成了拚命幹的習慣。二、三十歲的時候，他用平車拉著瓷器，到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泗陽、洪澤、六安、六合等地或送貨，或擺攤。為了省錢，從來沒住過店，吃過館子，真是吃盡了苦，受盡了罪。他說，現在有時想起年輕時吃的苦，眼淚還止不住的往外流。

建廠的時候，工地離家雖只有二里路，但三個月沒回去過一次，責任田，家務都由他妻子一人承擔。最令他悔恨傷心的是，他父親在建廠時因病住院，沒空去探望，最後彌留時也沒能說上一句話。父親過世的悲傷，虛弱的身體，使他終於支持不住，幾次暈倒在工地上。

他就是靠著這樣的苦幹和實幹，建立了自己的百萬家業。

第三、調查市場：雖然他連小學都沒上過，但他有豐富的從商經驗，做事決不蠻幹，盲幹；做生意，經商，他知道必須先掌握市場行情。為什麼要辦瓷廠？因為搞運輸的時候，他觀察到國營瓷廠都忙著向高檔發展，向大城市，向國外發展，忽略了廣大農村中、小城市需用的大路貨。另外，羅莊有幾千年生產陶瓷的歷史，不缺技術、人才、原料。既看準了市場，又有技術、人才、原料，也不缺資金，所以就決定辦個瓷廠。

第四、現代化管理：雖然沒學過管理學，但他也能講出一大套管理一個現代化工廠的道理來，而且頭頭是道。職工工資，他堅持「出的力多，拿的錢多」的原則，該給的一定照給，不該給的，分文不給。人事精簡，不設虛職，一個蘿蔔一個窩，全廠510名職工，只有七名行管人員。用人唯才，能幹的留下，沒本事的下去。嚴格勞動紀律，在制度規章前面，人人平等。他的親弟弟、妻侄女在廠裡不好好幹活，自視有他這個靠山，高人一等，被他開除了。職工培訓的錢決不吝嗇，關鍵幹部送到外地培訓，他還出錢送了一人去上大學學習。決策權自己抓，執行權下放給車間，統的過死便不能發揮下面的積極性。這些管理上的大道理，都是他從多年的生活實踐中摸出來的，居然深深符合現代管理學，可見他的悟性是少有的；於此可見，他不但苦幹，實幹，還講究巧幹。這些都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所不可缺少本領。

第五、抓政治思想：如果要問說他的管理辦法中什麼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應該要算他對政治思想的重視了。他在管理上，很重視做人的思想工作。高工資，獎金固然能夠提高人的積極性。但是他似乎更重視精神上的刺激，例如他以重金（每月三百元）聘請了一名專家，專抓職工的政治思想。他說，建廠三年來，從無人打架鬥毆，違法亂紀，也無人完不成任務，真可以說是弊絕風清，人人幹勁十足。

同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的是，他隨時關心職工的生活、工作。每逢農忙季節，婚喪喜慶，逢年過節，他都親自走訪看望。他也注重職工的休閒活動，每年讓職出去旅遊，逛濟南、爬泰山，游曲阜。他說他關心職工，職工就關心工廠，這就叫「以好買好」，所以經濟效益就好。

聽了他自學成家的一套土管理學，他那一番管理上的大道理，不禁使我對面前這位略識之無的農民企業家肅然起敬，由衷佩服！這位農民企業家果然名不虛傳，他的百萬家業，果非幸致，完全是靠真本領，真工夫掙來的。

但是，王廷江畢竟是個百萬元戶，這就引起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理論問題：他是不是個資本家？中國農村新出現的這種王廷江現象，會不會在中國農村造成貧富兩極分化？會不會形成富有階層甚至富有階級？

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回答。一個百萬富翁是不是個資本家，不能單純地看他有多少錢，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賺錢的動機、目的，錢的來路和錢的去路，以及個人的作風、風格和品格。

首先談他致富的動機和目的。當然，開始的時候他的確是從個人發家致富出發，但是富了之後，覺得不能老想著自己，想著自己的小家，總覺得光是自己富了不算數，要父老鄉親都富了才是真正的富裕。他說這幾年搞企業使他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把個人的前途同集體和人民的前途和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個人才有出路，才有作為，才有光明的前途。」他意味深長地說：「沒有集體這個大家，那有我王廷江這個小家。」接著他舉例說，沒有富民政策，沒有黨和政府的支持，沒有鄉親的合作幫助，他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辦不起這麼大的陶瓷廠，所以他這個小家是靠大家扶持起來的，雖然自己出了大力，流了大汗。而且，眼看村裡大家窮，他一家富，過日子心裡也不舒坦。鄧小平說過，先富帶後富，大家一齊富，也就是說要共同致富，不要一家獨富，他說他完全支持。

乍聽起來，很像是宣傳，在背教條。但是，他不僅說了，而且做了。他主動從他六百多萬元的資產中拿出四百萬元捐獻給全村，成為全村的共同財富。我說，這對你來說犧牲太大了，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就這麼無償地送掉，你不覺得不公平嗎？

他回答說，戰爭年代，俺沂蒙山人的父母送兒子上戰場，妻子送丈夫打東洋鬼子，他們為了啥？還不是為了使俺父老鄉親過上好日子。他們連生命都捨的，我王廷江還捨不得這幾百萬塊錢嗎？

他大部分的財富就這樣去了，小部分財富的去路也是光明正大。89年上繳稅金107萬元，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近30萬元；職工蓋樓房每人補貼一萬元；對於村裡的老人，他特別照顧，過年每人一百元以表敬老之意。錢，就這樣為大家，為集體，為職工的福利花掉了。

即使這樣，成了百萬元戶，總是免不了有各種流言蜚語。但他強調，他的錢完全是走正道賺來的，打從經商辦廠那天起，就遵法守紀，公平交易，照章納稅，一不坑，二不拐，三不騙，四不倒，貨真價實。對於職工，從不苛扣，職工年工資都在兩千元以上，在同行業裡要算是最高的了。一年花在工人福利上的錢，不下二、三十萬元，人均490元，這些錢都在工資之外。所以他的錢不是從苛扣職工的剩餘勞動力來的。

這樣的百萬元戶，同資本主義社會中靠剝削工人剩餘勞動力發財的資本家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所以不能叫他資本家，而應叫他工商業者。

資本是愛錢如命的，錢是一切，但是對一個工商業者來說，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說自辦廠以來，職工的工資月均二百多元，而他每月只到會計那裡領一百元；職工現在有的住上了樓房，高級技術人員還將住上了別墅式的洋房，而他仍然住著老房子，用的是當初結婚時的家俱，看的是16寸的黑白電視機，銀行沒有個人存款。這就是他這樣一名百萬元富翁所過的生活。這樣平實的作風，這樣高尚的風格，絕不是一個利字當頭，唯我中心的資本家能夠做得到的。

王廷江不但把財富讓全村分享，還讓全村分享他的致富能力和經驗。這是共同致富的更高級的形式。90年5月，村民選他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他在上任的一年裡，沈泉村投資1,200萬元，建了五個廠，當年全部見效益。這年全村的工農業總產值分別為4,300萬元，集體利潤450萬元，較89年的91萬元和9.1萬元，分別猛增46.2倍和48.4倍。這樣巨大的經濟效益，不由你不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王廷江這個能人不但使自己脫貧致富，還帶領全村的一千六百人脫貧致富。

他並不以現有的成就而自滿，他說他上任時曾向村民保證在三年內，實現全村農業機械化，水利化，村民住樓房化，還要把全村的純工業產值搞到一億元以上，並使沈泉莊村成為江北陶瓷第一村。如果三內達不到這個目標，他甘願接受政府和人民給他的任何處分。

這不啻是個軍令狀，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諾言，他為全村的未來描繪了一幅燦爛美麗的圖景！

訪問完畢之後，王鎮長領我參觀陶瓷廠。廠區井然有序，車間十分整潔，工人經常沖洗，以致地上一塵不染。車間裡，人人埋頭苦幹〔註55〕，絕無喧嘩吵鬧聲音。廠區路上工人行走時，二人以上必定成行，表現出對職工的嚴格紀律要求。廠區處處洋溢著生機蓬勃的氣氛。我還參觀了職工的樓房區和正在興建的專家樓，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就是王廷江領導下的陶瓷廠，他已經把他管理陶瓷廠的經驗成功地應用到管理沈泉莊村上面，未來的兩年必將更上層樓。深深祝願他早日順利地實現他對全村所作的施政諾言！

王廷江經驗不同於焦裕祿和劉加坤的經驗〔註56〕，他為中國農村脫貧致富開闢了另一條道路：先富帶後富，大家一起富。焦、劉所走的路是：大家先富，個人後富。不過，雖然道路不同，但殊途而同歸，都在中國社會主義這個大前提下，使中國農村脫了貧，致了富。

王廷江的事跡，還有劉加坤的事跡，不僅具有經濟社會的意義，更有文化道德上的意義。前面曾說過，在中國農村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指的王、劉等這類能人－－新型的農民企業家，因為他們充分發揚了中國人本主義的精神和標誌中國傳統道德人格的優良美德〔註57〕。但是，王、劉決不是一個守舊的中國人，而是一個兼具現代文明品質的嶄新的中國人。

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的未來，看到了中國精神文明和東亞精神文明燦爛的未來！中國古老的精神文明〔註58〕又在他們這一代年輕的能人身上復活了！

註釋：

〔註55〕當我們一行人來到一個車間時，發現那麼大的車間裡只有一名年輕的女工在埋頭苦幹。我們來到她身邊時，她毫無知覺，仍然忙個不停，臉上汗如雨下。這時已是中飯時間，王鎮長猜她必定是個新手，技術尚未熟練，以致無法完成定額，所以必須留下繼續幹活，把定額完成之後才能離開。經向陪同查問，果然如此，可見管理是多麼嚴格。
〔註56〕對於王廷江這樣的私營企業家，中共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說加以鼓勵，但另一方面卻不予以公開表揚。焦裕祿、劉加坤的事跡成為官方大肆宣傳的對象，前者甚至被通過文學和電影塑造成英雄，但是王廷江的事跡只有在介紹臨沂市或羅莊鎮的鄉鎮企業時，才會提到，而且並不是專題報導。
〔註57〕在訪談中，我讚譽他是孔孟之鄉的新聖人，他一再謙稱「過譽，過譽」。
〔註58〕中國古老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宋儒的內聖外王論，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文明將之重估，創造性地轉化為內紅外專論或上（意識型態）紅下（經濟基礎）專論，焦裕祿、劉加坤、王廷江等新的風流人物，就是內紅外專論具體實踐的典型。通過焦、劉、王，中國古文明的終極價值，得以延續再生，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