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制度的新競賽

一、前 言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共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處理了「陳良宇案」和召開「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為主題，這兩件事代表中共政權對大陸社會需求和問題，其反應的敏感度和及時性，雖然這些並不是直接針對台灣的政策措施，但是人們很容易用以對照台灣百萬民眾上街抗議，執政者及其家屬親信的貪腐，然當權者厚顏戀棧，造成民主的無奈；以及六年來台灣經濟政策的凌亂和失誤，至使台灣經濟發展的滯後，恰恰突顯了兩岸制度差異和執政者的執政心態與執政能力優劣。

二、事實簡述

首先是「陳良宇案」：陳良宇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由於涉及「嚴重違紀，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其中「嚴重違紀」的部份所指就是指「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法企業主謀取利益」、「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四件事情，而「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的部份除了上述四事件所造成的直接政治影響之外，因為還包含了陳良宇挾上海，作為中國經濟首善的地方勢力抗拒中央命令，抵制中央的「工作組」調查等行徑，如果中央不作明快的處理，其對其他地方諸侯所造成的惡劣的政治影響，應該也是中央考慮的嚴重後果之一。除了以上的直接影響之外，可以說陳案是對「十六屆六中全會」的「和諧社會」這個主題也同樣構成挑戰。是以胡必須在「十六屆六中全會」前處理陳良宇案。

其次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和諧社會」：按中共中央的說法，所謂和諧社會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其目標是大陸社會到二○二○年「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準有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良好道德風尚、和諧人際關係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創造活力顯著增強，創新型國家基本建成；社會管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秩序良好；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這樣的提案自然是符合民心民意的宏偉規劃，但是關鍵還在於實踐和操作以及其年度的具體計劃如何落實。一如前面所言，這兩件事看似與台灣無關，但是如果和陳水扁的貪腐案以及台灣經濟的成長緩慢，而且沒有方向感，沒有願景的現象相對比的話，難免沒有風水輪流轉，今昔何昔之感，由於中共二十餘年的努力，在具體的方面，台灣已經遠遠落後，如今兩岸又形成一種新的競賽之勢，這是制度的競賽。

三、兩岸新競賽

從兩岸的制度來看兩岸的貪腐問題：台灣雖然號稱民主社會，但在面對和當權者的貪腐，也無法依靠法律、民意機構加以有效處置，反而是借諸輿論的揭露和民間的自主性和自發性，才發揮了極有限的壓力，台灣因為五十餘年以來，一直施行自由經濟，加上八十年末逐步擴大政治自由，因此民間社會的動能強大，所以揭露執政者及其家屬、親信的貪腐醜聞，是以媒體的執著及民間的道德力量為主，甚至是唯一的力量，所幸這一支「紅衫軍」表現為一股不屈不撓，百折不悔的力量，散慢無組織確是守法而理性的力量，當權者用盡一切的國家暴力，也無法阻止和嚇阻他們反貪腐的決心，對台灣而言，當下的制度也許尚不足以在反貪腐運動上立即收割戰果，但起碼對當權者和為官者產生了長期而巨大的鎮懾作用，不過台灣社會如果不能從統獨對立，和省籍的不信任感等政治混亂中，迅速提升，則此種群眾運動的政治效果能維持多久就有待觀察；至於大陸的反貪腐，則是依靠黨的監督，領導人自己的操守和決心，此種機制的可行性則在於必須寄望兩個先決條件下：一是領導人自己的操守十分清廉；二是領導人有堅決的意志去執行此一機制。然而問題在於縱使上述的條件兼具，而依靠領導人及其政黨的內在監督，仍然有不夠全面和不夠周延的漏洞，這也就提供了貪腐者的僥倖心理，而且縱使事發也仍有可能因其「關係」而未必入獄。不過一旦領導者決心已定，就能劍及履及，發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樣的作法，用之得當，自然兼收整風清制的快效，至於長效如何則有待觀察。換言之，從反貪腐的角度看，兩岸的制度各有不同，關鍵在於在台灣是掌權者縱容貪腐，自己玩法，一再狡辯，恬不知恥；而大陸則是幹部貪腐，違法亂紀，危及統治。以此觀之，台灣的貪腐由於是領導者自身所行不正，在上行下效的影響下，想要根除實屬不易，所幸在於媒體獨立，人民自主，因此貪腐者尚不敢公然作惡：而大陸部份的困難主要在於人數眾多，一旦真正依法行事，肯定動搖國本，而選擇處理則難杜權力鬥爭之猜測，所以當前的領導者尚能廉潔自持，足堪表率，所以屢屢懲處，亦收嚇阻之效。孰優孰劣尚在未定。

如果從執政的效果來看：台灣的掌權者挾持著民選制度的保障，對人民的聲音採選擇性地偏信偏聽的心態，對廣大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整體發展沒有戰略性的規畫也缺欠戰術性的進取作為，特別在兩岸關係的部份，「交流」方面建樹有限，「關係」的部份則明顯倒退，以至近年以來台灣經濟發展遲緩，前瞻未來同樣在受制於兩岸關係的走向，台灣經濟的總體出路也十分有限，因而台灣的執政者如果有心為台灣擘劃康莊的未來，就必須放棄不切實際的政治幻想，而努力構建和諧而自主的關係，才有可能恢復台灣的經濟競爭力。

反之，在大陸容或沒有民選領導人的程序，但大陸民眾反能感受到領導人傾聽民意，關心民瘼的用心，努力彰顯執政的職責，中共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規劃，主動化解族群矛盾，努力消除社會對立，致力公共投資和建設，和緩貧富、城鄉與東西的差距，大力解決人民居不易、看病難、就學貴等突出的矛盾問題，進一步落實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固然實踐的過程中仍包含了巨大的困難，但是其努力的目標則是十分明確，當權者企圖解決民眾困難，提升人民幸福的誠意是十分明確。由是觀之，兩岸當前的領導人的作為優劣立判；從而我們也應該理解到民選制度固然可以解決當權者的合法性問題，但是民選的結果亟可能只得到一位花拳繡腳，虛有其表，能力不足，品德有虧的領導者；接班人制度其合法性有時受到懷疑，但是唯其合法性欠缺，反能誠心實意辦理實事，推動國家的進步；因此民主制度不是絕對的必須以社會適應為前題，接班人制度更非普時性、普世性的制度，也必須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調整與充實，總之，一切的政治制度都不是以學者的標準來論斷，而是以百姓的感受為依歸，兩岸在此一領域亦可競爭。

當然立足台灣自然關心中共此次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對中共的對台政策有何影響，綜合而論，中共政權提出「和諧社會」是第四代領導人倡議「三和政策」的一環：對外和平、社會和諧、兩岸和解，而三者又是以「和諧社會」為主軸，以目前的作為表現，應該說「對外和平」已見成效，和諧社會邁向啟動和建構，只有「兩岸和解」部份，看來似乎邈不可及，甚至在當前情勢下根本背道而馳，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的「全體公報」中，對這一部份簡單描述為「要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中共是有以大陸社會的和諧，來強化大陸社會的統一動能，以誘發人民的創意，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的功能，以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來「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看來中共的對台政策轉入一個真正「人民化」和「內政化」的新階段；所謂「人民化」是大陸的統一工作進入一個向下扎根的階段，在此階段中，要求大陸人民盡自己的心力和智力參與統一工作，開發大陸人民對統一的動能，所謂「內政化」便是以構建「和諧社會」來彰顯大陸制度某些優越性，以便開啟兩岸間不言而喻的制度競賽，在這種情勢下，台灣唯一領先的機會就是拉陳水扁下台，如此才有機會在反貪腐和制度建立的層面超前，從而利用此一新機會來擘劃台灣的新未來，否則，對應台灣目前的困局，政治失序、社會失衡、經濟遲滯的情況，台灣當局根本無心無力來處理兩岸關係，空有民主選舉，卻欠缺制度的優勢，至少在短期之內，大陸有陳良宇案的明快處置，有和諧社會的願景提出，兩岸賽局勝負之勢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