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砂義勇隊」之多元思考(下)

在時代巨變中度過青少年期的人，因其在人格形成期有共同的歷史經驗，有共同的特殊記憶或歷史印烙（impressions），故很容易形成的「特殊世代」；當然，在同一時空中，因種族、族群的不同、或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自是存在著不同的歷史世代；在台灣的近代歷史中，對台灣居民而言，政治上曾發生過三次劇烈的歷史變動，一是1895年乙未割台、二是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三是1989年國府開放大陸探親。而「高砂義勇隊」的歷史印烙，就是屬於台灣光復前日據末期原住民的一個特殊世代－－皇民化世代－－的歷史記憶。

原住民皇民化世代（約生於1918-1926年間）的特徵，就是他們的青少年成長期，是在日據末期的最後十年、或最後八年的皇民化時期。那個時代，往日的理蕃事業屠殺（1908-1915）已事隔二十五年，就是離當時最近的霧社事件屠殺也已經十年了。在日人現代殖民政府的新聞保密制度下，以及原住民各族各自散居及文化相對落後等，所形成的資訊完全不對等的情形下，尤其是在最後八年，從學校到社會，在日人如火如荼地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巨大宣傳教化下，原住民皇民化世代的祖父母，雖受日人屠戮與侵凌，但由於山區資訊阻隔及在山地日本警察如影隨形的嚴密監控下，可以想像，他們是無法向其子孫傳承整個族人的苦難；另一方面，下一代青少年，則經由學校、社會鋪天蓋地單向的皇民化教育影響，無法瞭解自己族人歷史的苦難，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就是日人所教導的日本世界。

1928年（昭和3年）始，依據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所頒「教育所的教育標準」，「蕃童教育所」的修業年限訂為四年。1932年11月，台灣總督府在台召開第一屆「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商討會）」，會中居然稱「在蕃人子弟進入上級學校方面，鑒於過去的實際成績與蕃地現狀，必須相當考慮，目前除了特殊的場合之外，應注意不要胡亂勸誘獎勵進入上級學校」。1935年5月，總督府又召開第二屆「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會中提醒各職員應注意對「蕃社」男、女生活方面的全面指導，勿過於偏向智慧方面〔註15〕。也就是說，日本殖民當局在相當於今行政院所主辦的有關原住民教育會議上，挑明了指示要老師不要鼓勵原住民學童求上進，念初中、念高中。更不可思議地是，小學四年級的課程程度本來就很簡單，但日本殖民當局居然指示，對一個才十歲的小孩，上課不要傳授有智慧的知識。換言之，日本殖民當局對「蕃童」的教育，祇是塑造低階知識的皇民化子民而已。1939年（昭和14年）開始，日人將「蕃童教育所」改稱「教育所」。1943年4月，日人將全台154個「教育所」中的40個「教育所」的修業年限，由四年延長為六年〔註16〕。因此，當時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青少年，其程度普遍約僅小學四年級。

1932年，台人滿6-14歲的學齡男童計40萬人（女童37萬人，1918-1926年間出生），其中就學男童計20.3萬人（女童計7.4萬人），亦即男童就學率高達51.0%。1942年時彼等17-24歲，旋值日人在台大肆徵兵。斯時，日本殖民當局計共徵調20.7萬大致此一年齡層的台籍男性青年入伍；前述20.7萬台籍青年，在軍營中接受各種不同的軍事訓練與軍國主義課程教育後，復分發日軍部隊（其中除9.2萬人留在台灣各軍事單位外，餘者分別被派往中國大陸與南洋作戰），彼等與日人朝夕為伍，其日語能力自亦是相當地強化〔註17〕，並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皇民化再教育。當時「蕃人」原住民青少年，以小學四年級的知識，入伍「高砂義勇隊」，接受日軍軍中皇民化的再教育，其個人「知識」資訊實是有限，依常理推斷，祇是日本殖民政府強大國家機器宣傳教化的接受者。即便是如此，日人好似還不放心，居然還以一名警察比二十九名「高砂義勇隊」隊員的比例，將警察配屬於「高砂義勇隊」，且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均由警察擔任。例如第一回「高砂義勇隊」五百人，總督府共派出警部一人、警部補二人、巡查部長六人、巡查七人、共十六人。第一回「高砂義勇隊」五百人，日人共派出警部一人、警部補二人、巡查部長八人、巡查七人、共十八人〔註18〕。原住民當義勇隊赴戰場送死，日人還要如此嚴厲監控，今人實難以想像。

據估計原住民參與太平洋戰爭的人數應在八千人以上，生還者可能不到十分之一〔註19〕，藉徵兵將原住民送往戰場送死，他們生前從未享有日本人所享有的福址與權利，但在家鄉的妻女卻遭日人迫為慰安婦。根據《台灣慰安婦報告》，在台灣原住民表白申訴的慰安婦資料中，一半以上的慰安婦（從十六歲至三十一歲），她們的父兄或丈夫，居然都是「高砂義勇隊」的成員〔註20〕。而這些願意出面指控日人強征慰安婦的倖存原住民老婦，祇是冰山一角，相信當時應有更多更多原住民少女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隸。對原住民而言，少男的被送往戰場九死一生，少女則被迫為慰安婦，人間慘事，莫此為甚。

個人經驗僅存於個人的人生回憶，我們應尊重每個人的人生回憶與經驗。然而，就人世間的「正義原則」，例如路人甲被路人乙殘酷迫害，甚至有殺父之仇，也許路人甲隨著時間的逝去，寬恕路人乙，但總不至於路人甲還會感念路人乙，這是常識。但就「高砂義勇軍」乙事，相對於日人，日本殖民當局是一個完全由日人控制的現代政府，透過對資訊的完全掌握，例如施政保密與政令宣傳的交錯運用，日本殖民當局也就能進行更精緻細膩的統治。故原住民個人限於個人的學經歷有限、及人生經歷尚淺，當時只是二十歲左右小學四年級程度的青少年人，相對日人資訊極端不足。故被日人殘酷統治，還感念日人。然而他們的感念，對被屠殺被迫害的父祖先人，情何以堪。在這一方面，政府與學者有責任，從整個民族的宏觀角度，建構整個原住民的歷史。（此文系本人參加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於2006年5月26日在文化大學台北建國南路校區主辦之「『高砂義勇隊』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發言修正稿）

〔註15〕同〔註6〕b.pp.17:27.見「第一回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理蕃の友》，第1年12月號，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友發行所，1932.該文參考者東京綠蔭書房，1993，pp.5-6.「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理蕃の友》，第4年6月號。p.11.
〔註16〕同〔註4〕b.p56.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の教育》，pp.11-12.
〔註17〕同〔註4〕，pp.1671-1672.
〔註18〕孫大川，《被迫讓渡的身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高砂義勇隊」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2006年5月，p.44.原見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pp.82-86.
〔註19〕同〔註18〕，pp.42-43.
〔註20〕同〔註18〕，p.52.原見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