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沒有方向感：缺乏政治路線的九萬兆新內閣

一、前 言

《貞觀政要》《論刑法》中有言：「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這是人性之常，人情之短，原無可厚非。不過，有非線性思考(Non-linearing thinking)或曲線思考能力的人，品人論事則有異於一般凡人。驕而溢則敗，富而侈則貧，原是天理循環。貞觀二年，唐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理，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此所謂學識，非僅止於當代所謂的專業知識，主要是神明通達，遇事能當機立斷，有責任有擔當的德行之學或智慧之學。據此而言，當今所謂的九萬兆內閣，距離理想的人事安排，尚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問題的根源不在別處，正是在九萬兆本身，值得討論。

二、意識型態與政治路線

任何一個新政府上台，很少聽到沒有意識型態的政黨執政，民進黨的意識型態非常明顯，他們有強烈的使命感要推動台獨，尤其在中國經濟崛起後，仍有台獨基本教義派幻想終極台獨的最後成功。因此台獨成為核心價值後，堅定不變，終生奮鬥；而其作法卻成為能適應大環境的變色龍，能屈能伸。陳水扁失德敗政，反而能得到深綠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援，而原諒其貪腐的言行舉止，其原因即在於深綠群眾所頑固堅持的意識型態。

國民黨原來信奉三民主義，作為舉國上下共同奮鬥的政治路線或願景。表面看來三民主義雖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可實踐過程與結果皆滑向資本主義。Sammuel P.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即指出：「這二、三百年來的世局，尤其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中國的內戰，即國共兩黨近百年來的鬥爭，不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西方價值的意識型態。」由於形左實右的資本主義路線的失敗，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幾十年的政局演變，國民黨終於從獨裁者政黨轉型為威權主義的政黨，逐漸放棄意識型態的理論建構，也失去了政治路線的堅持，為了選舉勝利，只剩下廣告似的政績宣傳，終究表現在短期利益的競爭，而無長期願景或使命的奮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國民黨已無「終極統一」的精神動力，以激發全體黨員奮鬥的使命，這就是國民黨當前「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利用中國，以經濟自保的原因，也可見馬英九周圍充斥了許多不是台獨就是獨台份子，根本沒有方向感，摸著石頭過河，無法根據使命願景，或政治路線制訂政策，再由政策決定人事，結果，馬英九與劉兆玄兩人，要求部長們不要搞意識型態，只好一方面對他們工具性的利用，以調和政治策略的權謀，或討好綠營美其名曰「擴大社會共識」。其結果是先得罪藍營，又未必能討好綠營。其實，九萬兆內閣不要部長們搞意識型態，等於承認面對民進黨搞意識型態的鬥爭，自己無能應戰，自縛手腳，原地踏步，叫做「維持現狀」，馬英九也不過是一位只想幹八年「總統隱」，生平無大志，沒有歷史透視能力，也無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使命感。

三、民粹威權主義領袖的特徵

觀察「馬英九現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政治上的威權體制轉型到成熟的民主政治，無法一步到位，中間歷經一段難以計算時間長短的「民粹威權主義」。所謂「民粹威權主義」型領袖，在外表上其言行舉止，面對權力來源的民眾，不得不表現親民愛民的作風，以贏得選民的好感，而骨子裡在面對權力低於他之下的幹部，仍難以脫離他高高在上的權威性格，而無法展現佛法所謂的「平等心」，雙方上下互動的內容難免展現一種不自然、不親切的行為特徵，這在馬英九的身上看得特別明顯。其始作俑者為蔣經國，而盛行於李登輝與陳水扁，馬英九不過延其餘緒，而無理想大志以扭轉其方向耳。

政治家有別於政客，其主要差別在於政治家不僅注意民意趨向，順從民意；更注意到民意往往是自我中心的、零碎的意見，因而要想方設法，將零碎的意見形成整體利益的意見。而且整體利益並不等於所有個別利益之和，所謂「整體大於部份之和」( The whole is larg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這個多於部份之和的整體特徵的把握，就是政治領袖領導民意的主要功能。換言之，政客只關注於順從民意，而政治家不僅順從民意，還要領導民意。馬英九選舉時的Long Stay只不過增加與民眾親切的接觸而已，當然多少增加了一點對民眾需求的理解，但要他把這種零星的個別的意見或需求，轉化成為代表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則是政客、專家學者與行政人員三方面共同面對的挑戰。以馬英九的高度，他可以提醒部長們關注民意的需求與趨向，至於要不要Long Stay那是部長們的裁量權，老百姓要檢驗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否落實民意的需求，未必是形式上親自與部長見面，那是選舉的民粹花招，非執政菁英之所必要。以總統的高度，應向全民宣告未來的政治路線，以此凝聚多數民眾的共識，而非自欺欺人的所謂「全民共識」。政治路線不明確，統中有獨，獨中有統，亦統亦獨，不統不獨，終至國內外各種力量相互抵消，證明國民黨與馬英九，沒有路線鬥爭的理論建設，而以模糊、投機、現實、搖擺等四個核心概念主導政策方向與人事佈局。

企業擁有使命願景未必就能成功，但是沒有使命願景必然失敗。同樣的，治理國家也是如此。當政治路線曖昧不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失去行為準則或目標，其結果必使政權趨近於妥協性大於原則性的堅持。久而久之，自然會出現不知為何而戰，為何而活的亂象。從馬英九任命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與鄭瑞城為教育部長兩人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賴幸媛早期追隨陳履安，中期轉向宋楚瑜，後又投靠陳水扁，終於撈到國家安全會議諮議委員，最後落腳於李登輝的台聯黨，當她所投靠的政治勢力衰退時，就另尋新興的政治勢力，以為靠山。以此推論，如果有一天台灣勢微，中共崛起已成勢不可擋，此人倒向中共亦不無可能，而中共在「愛國不分先後」的原則下，亦有可能與她暫時相互利用一下。

由此可見，馬英九的終極統一論是一虛假的命題，而他的台獨是選項之一，則是無膽的、虛偽的自由主義觀點，既然統獨兩邊皆為假命題，可見維持現狀才是真的命題。在失去統獨的真實方向，只剩下與中共相互利用的經濟發展。然而，中共在「振興中華」的民族使命感驅動下，準備恢復中華民族應有的歷史地位，而馬英九隻想保住八年的兩岸和平，把經濟搞上來，至於將來台灣經濟愈來愈依賴大陸，失去政治談判的主體性或籌碼時，兵臨城下，必須表態台灣主權歸屬時，則已非我小馬哥的事。

准此以觀，馬英九的志向何其小哉！他利用賴幸媛既無知於大陸事務的專業性，又投機搖擺於各政治勢力之間，美其名曰「擴大社會共識」，實際上卻是政治性任命大於專業性任命，妥協性大於路線原則的堅持，工具性的利用大於實質理性的考量。因此，這種任命是否有牽制連戰等人的作用？將來是否造成海陸大戰？乃至於馬英九身邊充滿了一群台獨或獨台份子，他都無所謂。這樣子的妥協性格，自然會吸引一大堆投機搖擺的政客投靠，因為九萬兆內閣在意識型態的路線鬥爭中，早已棄械投降，而美其名曰不談意識型態。實際上，不是不能談意識型態，而是只有九萬兆才能談，所謂「不統不獨不武」這種策略選擇，即是一種意識型態，只著眼於八年短期的個人利益，終將使台灣失去長期的政治主體性。部長們因為官小了一級，自然無權參與路線選擇的決策機制，只好被工具性或技術性的利用，喪失政治人格基本的主體性要求。

孔子曰：「君子不器」，又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部長們相當於古之所謂大臣，如果沒有大道或路線的堅持，自甘於被技術性的利用，結果不過是把大臣做成小臣，正所謂「今古茫茫貉一丘，功名常笑爛羊頭」。

陸委會主委是政治謀略妥協性的產物，有人願意這樣子被利用，古今中外不乏其人。最莫名其妙者，是用一位自以為是自由主義者，又自以為善長溝通，愛講笑話，卻在傳播學界沒有什麼學術地位，因緣際會參加選舉，選上政大校長，政績平凡，既不懂中小學教育，又無方東美所謂高遠的文化理想，不知中國文化的精神及其歷史定位，讓這種只有司長級必備Human Skill專長的人，來擔任杜正勝去中國化，及種種教科書問題後遺症的修正者，的確令人驚訝。這是路線和政策問題。然而，沒有深謀遠慮，豈是一位只會耍嘴皮講笑話而美其名曰「善溝通」者所能解決？足證九萬兆內閣棄守意識型態，最後只能流於依據那些不可告人的私人恩怨或利害關係來決定人事。這類號稱自由主義份子，最喜歡抗擊任何形式的權威，標榜開放、多元、包容等價值，卻無能力在多元價值中選擇最有力的策略價值方向，例如他可能主張言論自由，卻未必具有承擔言論後果的責任，如果再加上表面標榜包容，實際上是妥協性多於原則性的性格，則易流於虛偽的托辭，還自以為開明。這種自由主義份子，很容易看出他們自然主張教科書「一綱多本」，而未察多元價值，只是考量解決問題諸多面向之一而已。同理，這類自由主義者也很簡單地認識到西方文化、中華文化、日本文化都可以在台灣相容並蓄，可他們卻無能力說出如何截長補短，以提升中華文化的境界。鄭瑞城不懂教育文化，卻要來當教育部長，他沒有哲學的論文或著作，當完政大校長卻自封為「哲學家校長」，十足表現愛好虛名，缺乏內涵的性格。莊子：「外重者內拙」說得就是這一類型的人。

四、政治家必須領導民意，開創新時代

馬英九向來缺乏領袖氣質，不敢為天下先，自然保守缺乏承擔的勇氣。當劉兆玄面對賴幸媛任命案的人事爭議時，他說兩岸關係由總統負責；馬英九則說賴幸媛的任命，是問過蕭萬長和劉兆玄。讀者請看這一幕官場現形記，或可題名為「總統沒高度，宰相無氣度」。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面對其下官僚們推責於上，幽默地放一牌子，上書The Buck Stop Here (責任到此為止)，未聞杜魯門再往下推卸責任(To Pass The Buck)。

由此可見九萬兆內閣之一斑，他們沒有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亦無實踐台獨的勇氣，更無以終極統一的使命願景作為推動政務的精神原動力，剩下的只有維持政治現狀的經濟發展工作，在外省人原罪的自卑感下，始終不願面對一個中國下具有兩個中國的國號的台灣主權與大陸主權重疊的事實。

然而，以利用中國解救台灣的策略，則是單向度的思考。馬英九工具性的利用國民黨以前的老技術官僚，雖然大致上可以馬上上路，立即補上陳水扁的破網，值得點頭讚賞。但是以馬英九的高度和劉兆玄的器度而言，他們的責任應是注意各部會之間的關係 ( interrelation )；注意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注意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等等關係的關係，這就是Peter Senge所謂的「系統思考」( System Thinking )，而不是拿個筆記本抄寫教育或內政的個別問題，那是部長們的事，系統思考需要直觀的能力，職位愈高愈需要直觀統合的能力，職位愈低愈需要理性分析的能力，這已是決策理論的知識。從選後九萬兆三人的言行舉止來看，理性分析能力高於直觀統合能力，已非一流領袖氣質，再加上前述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可能淪為二流領袖氣質；如果再加上自以為留美博士未經意的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傲慢，那就有可能在權力的迷幻藥下，墮落為三流領袖的氣質。諸位如果不信，可查閱美國哈佛或耶魯一流大學畢業的MBA，他們在15年或20年以後的事業成就，反而不如二流或三流大學的畢業生。

九萬兆內閣有許多博士當部長，有專業卻無通識，更難奢望他們有中國歷史文化或台灣史的基本修養，也找不到當年台灣的經濟大功臣尹仲容，每日體會《呂氏春秋》的微言大義，這些博士們或略通西方某部份狹窄的專業知識，屬於單向度的「一曲之士」，更需要九萬兆的直觀統合能力來領導，可惜九萬兆也差不多接近「一曲之士」。明明剛說過用人要「德勝於才」，轉眼就「論功行賞」，用了幾個無德的部長。或許有幾位搞財經的部長們，短期內可見功效，但治國要看重「系統思考」的能力。當大前研一推測25年後日本的GDP可能將是中國的10%左右，日本人要用「中國客戶論」取代「中國威脅論」以拯救日本；林毅夫也認為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不是不可能，而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2.5倍，中國市場當然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也是所有投資者所希望參與的市場。

現在中共要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設「孔子學院」，馬英九則要設立「台灣書院」，與之對抗，這種對立而非和諧的文化戰略思考，更充份證明馬英九沒有中國民族歷史文化意識的自保心態。馬英九一方面要利用中國，以壯大台灣，同時又不能以「中國客戶論」善待中國，時時以六四天安門事件、法輪功問題、西藏問題等處處從西方文化價值觀，討好美國人的口味，以修理中共來博得深綠群眾「我馬英九非賣台集團領導人」，如此自卑無謀，又膽小保守的性格，將來政績或許沒有陳水扁那麼惡劣，但也不必奢望有何豐功偉績傳之後世。馬英九的一生不過以其家人遭受對手的羞辱，換來總統的權力寶座，他平常對人的感情在理性的壓抑下，充份表現不沾鍋的現象，這種性格已是單向度的政治人格，能成就多大的功業，大家或可拭目以待。

五、結 語：管子的一段話

馬英九雖然不敢為天下先，但從賴幸媛和鄭瑞城兩人的任命來看，頗有其父馬鶴凌「化獨漸統」的謀略，只是忘了「策略執行」比「策略規畫」更重要。他如果不先請教連戰和吳伯雄，是OK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嘛！但若能先密告江丙坤，取得諒解，也就減輕不少是非，幸虧不久爆發外交大醜聞的新聞，蓋過九萬兆內閣人事的糾紛，此事暫告一段落，只等520後的表現再說。

筆者在去年10月的《海峽評論》有一文，呼籲台灣愛國主義統派要從含淚不投票轉向含淚投票，不料仍有一些人表示他無可奈何的要含恨投票。馬英九結果大勝對手220萬多票，這其中只能說明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的失德敗政，激起天怒人怨，並非表示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給人民帶來希望，換言之，觀望大於希望，為了台灣的未來，我們仍要繼續監督九萬兆內閣的所作所為。 《管子》(立政篇)有一段話正可以送給九萬兆作為警惕之言：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至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才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雍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

寄語九萬兆內閣，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菁英份子，不要得了美國博士忘了中國文化要義，更不能以有限的專業忘了系統思考的能力，缺乏終極統一的精神動力，又無台獨的膽識願力，所作所為只有維持現狀的經濟現實自保，又不能視中國大陸為客戶，還有冷戰時代的對立性思考，前提已誤，欲求和平往來、和諧相處，已了不可得，遑論利用中國壯大台灣的策略，早已為人所洞悉，遲早將為時代潮流所拋棄而日趨邊緣化，將得不到13億中國人的同情，而遭鄙視於海外，真有那麼一天來到，歷史將會記載九萬兆內閣錯過大好歷史機運而自棄自外於中華民族再度崛起的時機，那已成為民族的罪人，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