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災之後，誰沉誰浮？

人們記得，中國政府同達賴的特使舉行會談以後，達賴決定於最近走訪歐洲五國，爭取西方對達賴集團的支援，以便與中國進行下一輪談判。人們也記得，三月十四日西藏拉薩發生暴動以後，西方媒體幾乎異口同聲地對達賴表示同情，認為將達賴拒之談判門外，是中國政府的不是。歐洲若干政府的態度甚至有可能鼓勵了達賴。特別是英國和法國利用北京奧運聖火傳遞的機會，突顯甚或炮製藏獨分子搶奪聖火火炬的鏡頭，用以抹黑北京奧運，支援所謂的藏獨運動。在此之前，德國總理麥克爾甚至接見達賴，美國國會接著贈予達賴國會勳章。離北京奧運越來越近，達賴及其從眾在國際上的行動也越來越密集。西方一些人也許企圖綁架北京奧運，以突顯藏獨的地位和立場，說不定在今年八月八日之前幫達賴搞出個名堂來。

誰知在達賴五國之行前夕，四川汶川發生慘絕人寰的大地震，改變了達賴的處境。到今天為止，四川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達五萬五千多人。失蹤的還有兩萬多人。作為佛教領袖，達賴卻不能額手稱慶，說什麼這是中國人罪有應得。他也不能說，這是中國人的「共業」，所謂「種瓜得瓜」，自食其果。最重要的是因為災區遇難的人民很多是西藏同胞，另外有一些則是與藏人相當接近的羌族。地震發生後，拉薩寺院的喇嘛紛紛捐款幫助受難災民。達賴在柏林為四川地震舉行的禱告大會，是非常適時的。但是這回在德國，他卻沒有得到麥克爾總理的接見。他訪問德國的五天中，麥克爾夫人正好出國。唯一能夠接見他的是德國開發部長海德麥利。德國外交部長斯坦麥爾從頭就反對高規格接待達賴而開罪中國。他認為：任何反華行動不能在德國領土上發動、沉默外交勝於風頭外交、德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不能因達賴而受到破壞。這次德國給予達賴的唯一禮遇，就是安排他在柏林為四川地震災民舉行一次禱告大會。

達賴訪歐之行的下一站是英國。布朗首相已經做出安排，不在唐寧街十號首相辦公室接見達賴，而在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蘭貝特宮與達賴會晤。布朗首相用這種安排，把達賴當作純宗教領袖，會談的內容也只限於「不同宗教信仰間的對話」，不涉及任何政治問題。英國和德國的態度轉變，一方面是中國外交的勝利，另一方面也是形勢比人強。特別是在四川地震以後，達賴集團爭取與國的努力，顯得如此地不合時宜。達賴特別代表與中國會談後，達賴親自進行的「西方之旅」，顯然與造勢有關，希望在與中國政府舉行下一輪會談之前，在歐美各國籌措一些政治資本，誰知中國維持領土主權完整的堅定立場，說服了西方一些政要；而震撼人心的地震災情，卻分散了世人對西藏分離分子的注意力，使達賴感到欲振乏力。中國政府領導對災民的關注，贏得世人稱道。拆穿了藏獨分子所謂中國迫害西藏的宣傳，降低了達賴的地位。

誰知達賴在好萊塢的信徒，也在這個時候湊熱鬧，卻碰了一鼻子灰。李察基爾和莎朗史東都出面支援達賴。李察基爾重複支援達賴的老套，適可而止；但在坎尼斯影展上，莎朗史東居然說四川大地震是中國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取其咎，因為中國政府虧待她好友達賴。這個說法引起中國大陸網民的極大憤怒。她低估了在這次震災中煥發出的中華民族的正氣。狄奧公司不得不停止利用她的性感照片在中國大陸做廣告。莎朗史東知道闖了禍，連忙發出道歉信，認為自己的不當言辭傷害到中國人。對此，她感到非常抱歉和難過。她要對災民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同時願意參加救災活動。不論莎朗史東如何為自己搽脂抹粉，要恢復昔日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美貌，確有一定的難度。把四川大地震說成中國人的「共業」，自己的內心深處要有一定的「狠度」，當然表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李察基爾和莎朗史東都是靠性感電影起家，七○年代的《酒吧尋歡》(Looking For Mr. Goodbar)和九○年代的《本能》(Basic Instinct)，造就了這兩位明星。前者突出美國都市單身婦女的性生活悲劇，後者揭露了美國同性戀者可能有的殘害本能。二人都是達賴的信徒。

中國政府及時救災的行動，以及對災情和救災行動的透明度，顯示出中國是一個更自信而更開放的國家，不僅引起全世界注意，而且得到很多讚賞。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第一時間就來到災區，與生還的災民見面，告訴他們政府沒有忘記他們，並向各級幹部一再強調「救人第一」。國家主席胡錦濤則調動十萬以上的大軍馳赴災區救人。美國、日本乃至印度，都對中國調動部隊的神速效率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奧運前發生這麼一場大地震，沒有把中國人嚇倒，反而將全國人民其中包括台灣同胞團結在一起了。中華民族煥發出的凝聚力，在這場地震後有使人熱淚盈眶的表現。周美青做捐款義工，一口氣接了四個小時電話，在大陸和海外一時成為美談。溫家寶總理注意到災後最需要的是帳篷，浙江省就立刻開始製造大量的帳篷。胡錦濤甚至親自視察生產帳篷的工廠，強調一要牢固，二要防水。他們緊鑼密鼓的行動不是為了競選，而是要落實或突顯「以人為本」的原則。這才是菩薩心腸的體現，比達賴的說教更有說服力。一貫支援西方民主法治的美國媒體，也無法不注意到四川地震和紐奧連斯卡屈納颶風在救災行動上的明顯對比。

但仍有美國專欄作家指出，在四川這次震災中，學校樓房受損特別嚴重。有7000個教室成為一片瓦礫，其中當然掩埋了許多無辜的小生命。而學校周圍的商業或政府樓房卻只是受損而沒有倒塌，這使人想到建築質量可能有所不同。人們知道：對學校樓房安全係數的重視，是「以人為本」原則的固有部分。四川地震災難突顯的這種現象，值得中國政府注意。在這次震災以後，似有必要對所有學校校舍作全國性的安全檢查，並採取必要的鞏固措施。對新建校舍，似應有周密的構工標準，所有兒童使用的房舍都必須符合這個標準，否則不發給使用許可。

這些專欄作家也指出，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上，大災之後必有「巨變」。他們認為救災行動的草根性，以及媒體活動的擺脫政府宣傳框架，會為中國社會帶來根本性的變化，例如和平演變、新聞自由等等。他們同時認為，中國中央首長親赴災區，其中特別是胡錦濤和溫家寶以及其他中央首長對災民的親切慰問，已經柔化了中央首長一貫嚴肅的形象。

其實「巨變」已經在中國發生。建設西部正是中國即將來臨的大變化。重建四川災區，勢將成為建設西部的一部分。甚至需時十年，也與建設西部的時間很接近。西方經濟學家估計，這次震災對中國經濟增長只有輕微的影響。災區重建顯然將成為「發展內需」的一部分，最終與建設西部打成一片。地震災區的需要，可能為沿海地區帶來工業刺激。浙江省和黑龍江省已經在承製災區所需的帳篷，就是一例。其他各省正與四川災區建立對口經貿關係。這種戰略性的部署，在宏觀架構內是順理成章的事，在推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內並不多見。在這一點上，一些專欄作家一廂情願式的期待有可能會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