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年中國經濟預測

花俊雄
(旅美評論家)


由於中國和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兩個主要火車頭,因此對於中國經濟的預測以及中國何時趕超美國的問題一向為世界所矚目,尤其在全世界受到金融海嘯衝擊之後,對於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將世界經濟拖出谷底,更是寄望甚殷。

聯合國《2009年世界經濟概覽》報告中指出,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2008年為22%),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首次出現這種經濟格局。高盛公司預測2009年和2010 年中國經濟增長將達到9.4%和11.4%,高於目前市場普遍預測的8.4%和9.5%。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創造」BRIC(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這個縮寫專有名詞的吉姆.奧尼爾(Jim O』neil)更大膽預測,到2027年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達到21兆美元,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只要在今後20年內每年的經濟增長達到6%到7%。吉姆.奧尼爾認為這次的金融海嘯危機對中國的可持續增長是壞事變好事,因為它的衝擊使北京的決策者認識到大規模出口增長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通過巨大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以及展開認真的社會安全保障改革和發展,中國決定擴大內需來促進經濟增長。

最近由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率領中國經濟學家,在紐約證交所舉辦的中國經濟論壇上,林毅夫強調2010年中國經濟將維持快速增長,他更樂觀地認為這種勢頭將持續,使中國在不到2025年就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林毅夫更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2.5倍,但由於到那時中國的人口將達到美國的5倍,因此中國的人均所得將只有美國的20%至40%。但是再過10年情況又將大為改觀。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芝加哥大學布思商業學院人口經濟學中心主任羅伯特.福格(Robert Fogel)在今年1月和2月合刊的《外交政策》上題為「123兆美元的經濟體」的一篇文章中預測,到2040年中國的經濟將達到123兆美元,或2000年全球經濟產出的3倍。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到8萬5千美元,超過歐盟預測的2倍,並且比印度和日本也高得多。換句話說,如果說2000年中國還是一個窮國到2040年中國將是一個超富的大國,中國超大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準將達到法國人的2倍。根據福格教授的預測,2040年中國人均財富還無法超過美國,但是中國在全球GDP中將佔到40%,遠超過美國的14%和歐盟的5%。福格教授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歸因於以下五個因素。

第一個主要因素常常被人忽視,那就是中國在教育方面大量投資。工人受教育越多生產力越大。美國的數據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的生產力是僅受過少於9年級教育的工人的3倍,高中畢業的工人的生產力則是後者的1.8倍。在中國,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由於國家的大量投資急劇上升。1998年江澤民主席呼籲大量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當時中國大專院校的在學生只有340萬。在此後4年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增加了165%,留學生增加了154%。在2000年和2004年之間大學入學率持續劇增約50%。福格教授預測在今後30年期間高中生的入學率將達到100%,大專院校入學率將達到50%。這本身就可以給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增加超過6個百分點。福格教授認為這些高等教育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他指出,西歐各國大專院校的入學率也是在20世紀最後20年內由25%上升到50%。不僅是個別工人受教育的水準和生產力成正比,對公司也一樣。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埃德溫.曼斯菲爾德(Edwin Mansfield)的一項研究指出,公司的總裁越年輕,受的教育越高,越容易盡快接受複雜的新技術。

第二個因素是農業,這也是許多人在預測中國的經濟時常常低估的部分。人們想像中國的未來時,常常只重視上海的高樓大廈和廣東的工廠而忽視了基層的中國農村這個經濟引擎。福格教授認為在分析經濟增長時不妨把經濟分成三個部門:農業、服務業和工業。在1978年至2003年這25年裡,中國這三個部門的勞動生產力都獲得很高的增長,平均每年約6%左右。工業和服務業工人的產出水準要高很多,它們也是最受重視和分析最多的部門。福格教授估計,中國迅速都市化,將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對全國年平均增長率加了3個百分點。但是,即使留在農村地區的勞動生產力也在增長。2009年中國有55%的人口約7億人仍然住在農村地區。今日,這個龐大的農村部門的生產力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佔了約三分之一,這部分在今後的30年不會消失。

第三,儘管有人指責中國的數據造假或誇大,但是中國的統計人員很有可能低估了中國的經濟進展。這在服務業部門尤其如此,因為小公司不會把他們的數據報告給政府,因此官員經常很難估計它們產出質量的改進。美國和其他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但是中國服務業部門的迅速增長,更突出了這方面的低估。

第四,可能讓多數人吃驚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那樣。外界的觀察者經常假定北京掌控大多數的經濟改革,包括最成功的經濟改革,但是他們忽視了地方推動的經濟改革。福格教授指出,儘管北京還不是一個公開的民主體制,但是在上層和決策部門經常有尖銳的批評和激烈的辯論,這是很多人沒有認識到的。比如在中國經濟學者協會召開的年度會議上,出席者就經常非常公開地批評政府的決策,而政府部門在接受批評時常常組織學者座談,讓他們提出對策。很多人沒有認識到在北京有這種來來回回的討論。從這方面來說,福格教授認為中國的經濟規劃比過去對新的思想反應更靈敏,更開放。

最後,福格教授指出人們對中國長期受到抑制的消費者趨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很多方面來說,他認為中國可能是現在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在中國的大城市中,生活水準和人均收入,在世界銀行的劃分上應該歸入「高中間收入」一類,因為它們已經高於捷克共和國。在這些城市中人們的消費水準不斷提高,而政府已經認識到擴大內需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關鍵,並且已經出台一系列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

當然中國也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懷疑論者指出,許多障礙很可能使中國的子彈列車在今後的30年期間出軌。這些障礙包括: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發生社會動盪、領土爭端、燃料短缺、水資源不足、環境污染以及仍然不健全的銀行系統。雖然批評者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些憂慮對中國的領導者並不是什麼秘密,最近幾年來,北京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已經相當駕輕就熟。再者,對中國而言,歷史好像正在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最有可能發生動亂的台灣主權問題爭端,現在正朝著解決的方向發展。在國內,政府對於公共輿論也越來越敏感,加上生活水準日益改善,人民對政府相當信任。福格教授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太可能發生重大的政治動亂。

對西方而言,全球經濟重心在亞洲這種想法似乎不可思議,但這並不是第一次。中國學者從長遠的歷史來看,經常指出在過去2千年來中國很多時候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英國駐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推算,在過去20個世紀,有18個世紀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當歐洲還在「黑暗時代」摸索並進行慘烈的宗教戰爭的時候,中國已經享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福格教授認為,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在中國人眼中看來,只不過是回復原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