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誠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楊志誠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真正的讀書人,不受權位所限,得以傲視山河,不為利益所惑,而能敦養品格, 性歸自然,透析真理,故近乎「大知」--超脫芸芸眾生,跨過熙熙攘攘,笑開滾滾紅塵。儘管世事如棋局局新,亦能笑談天下事!
「第四次江陳會」終於在紅、藍、綠三方紛紛擾擾的亂局中閉幕了,可能由於相關人士概都心繫自我利益及代表利益,自然顯得其作為無法跳出「當局者迷」的窠臼。自古以來,真正的讀書人或知識份子因為藐視「功名利祿」,得以縱橫古今笑談天下事;此乃上天給予讀書人在「安貧樂道」之餘的最大補償。「第四次江陳會」從會前放話、會中對立到會後紛擾,各路英雄好漢,包括兩岸政、官、商、警、民,可以說汲汲營營,都想從這次盛會中爭取到最大利益,但在「利慾薰心」下難免落空。如若不信,以下就來笑談「第四次江陳會」吧!
平心而論,世界上真的很少有這麼大陣仗的「談判」,就連談了三十年的美蘇核武談判也沒有這麼大的陣仗。從談判程序的角度來看,談判地點選在台灣,有利方本來應該是地主方,但是一旦接待方式擺出如此大陣仗,優劣態勢立刻逆轉,除非另有所圖或是為了誘入預設的陷阱;事實證明,台灣方面並沒有如此的「深慮」或「遠慮」。針對該項失慮,民進黨當然會完全歸責於執政的馬政府;然而,客觀而言,如果沒有民進黨在會前的一再放話,誇大抗爭的規模及激烈性,與馬政府官員表功心態的相乘效應,應該是不會造成這樣的情形。以台灣整體而言,這種情形就驗證了「內鬥內行,外斗一定外行」的諺語。
從談判內容來看,雙方本來預計簽署的四項協議,最後卻把「經濟合作」機能最為重要、且有助於短期內紓解台灣財政赤字壓力的「租稅協議」擱置,實在是台灣方面重大的利益損失;相對來說,該項擱置也無利於大陸方面。「租稅協議」本是回應全球化對政府徵稅權的衝擊,主要對象是針對資產階級所採取不公不義的、跨界的逃漏稅行為。由於目前投資大陸的台商遠遠超過來台投資的陸商,「租稅協議」的擱置當然對台灣方面的衝擊遠大於大陸方面;然而,一旦雙方投資者的商務資訊不能透明化,大陸方面也不一定能夠課徵到「應課」的稅額,甚至只會徒增官僚腐化而已,屆時還是「得不償失」。也因為如此,大部分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如歐盟,都會優先考慮簽署「租稅協議」,以維護該區域內部整體社會的公平正義。
另外,以機能進化而言,「第四次江陳會」提供了各方機會和挑戰,但是事後看來,紅、藍、綠三方都沒有跨越挑戰及掌握機會。從大陸方面來說,幾次的「江陳會」只不過是為了將來正式簽署ECFA的「過河石頭」而已,甚至ECFA本身也是只扮演工具性角色而已;最終的目標,毫無疑義的,就是維持「和平」狀態的發展基調下達成「統一」。首先,大陸方面應該瞭解,今天是大陸要「統一」台灣,而不是台灣要與大陸統一;因此,處於「被統一」的台灣內部,不管怎麼說,都會產生「疑慮」、都會有反對群體,這是自然、而且也是必然的現象,再加上國際間仍有「他者」覬覦台灣所能提供的利益,「統一」的工作將更具挑戰。大陸方面既然追求統一,就必須勇於面對挑戰,要以「平常心」看待反對者的抗爭、以「包容心」消融「疑慮」。然而,四次的「江陳會」似乎在這方面都無明顯的進展;大陸方面是否也該針對「政策目標」客觀評估執行效益呢?
其次,關於ECFA的協議及簽署,對中共而言,應該沒有急迫感;越急迫,思慮可能越無法縝密。當馬政府在缺乏有利政績向台灣選民交代的迫切心境下,不計後果,過度誇大ECFA的預期效益;幾乎把台灣的經濟再生完全寄望於該協議。平心而論,不管從政治或是經濟層面,中共要在短期內滿足相關需求,可能也有其困難。如果真的如馬政府預期在2010年4月前簽署ECFA,我個人預估所能產出的經濟效益應該有限。經濟合作或整合想要在短期內發生效果,除非原來雙方的經濟體系具有功能的互補性及資源的可整合性,否則很難達成,甚至在初期還可能因為功能排斥、資源排擠而雙方受損;目前兩岸經濟體制及運作,仍然處於功能重疊、資源排擠的狀態,所以雙方更需要專業、縝密的協商與規劃。談判如果能夠像參訪或旅遊一樣,或是送送禮物就行,談判就沒有價值,也不會受到世界各國及企業的重視了。
一旦ECFA簽署,經濟又沒有如馬政府所宣導的效益,台灣人民必然會從高度期望、一線希望、失望到絕望,這一結果不僅害了馬政府自己,也會損害台灣人民對「祖國」的原鄉情。以目前馬政府的執政能力來看,它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期盼,絕對不是想靠自己的政策能力去提升,而是完全心存僥倖的機會主義者;當然,它確實也寄望ECFA真的促成台灣經濟的復甦,另一方面,它也估計2010年國際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 將復甦而帶動台灣經濟。事實上,台灣社會目前痛苦指數如此之高,其主要原因來自於高失業率、國民所得相對於物價的低購買力、貧富懸殊差距太大;這些問題就算上述二項因素帶動台灣經濟,對普羅大眾的生活及痛苦指數的降低,也不會有太大的效益(台灣股市行情與社會生活、人民生計已經疏離)。更何況,在兩岸經濟功能互補的規劃未能完善之前,加上長期因資訊及知識的自我邊緣化,台灣經濟機能的運作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已處於邊緣狀態,ECFA的簽署及世界經濟的緩慢復甦是否能夠帶動台灣經濟的復甦,都值得懷疑。如此一來,到了2011年年底,人民在失望之餘,除非馬政府能夠提出令人民感動的政績,否則2012年的大選,國民黨將再度陷入艱困奮戰的生存危機。相對來說,既然馬政府已經大力誇大了ECFA的效益,而民進黨又如此激烈的反對,為何不能順勢延後到2011年下半年簽署,一方面把未能簽署ECFA的責任推給民進黨,另一方面讓台灣人民在「不確定的期望」中投下2012年的選票呢?所以,對「紅」與「藍」而言,簽署ECFA應該沒有急迫性。
既然ECFA的簽署沒有急迫性,那麼就可能以時間換取戰略空間。中共就可以把「延簽」轉為「對整體台灣人民的同胞愛,不論藍或綠,同樣尊重台灣內部不同的意見」,以溫情喊話舒緩「疑慮」。「尊重支持者、厭惡反對者」是常人的作為,而「歡迎支持者,尊重反對者」才是成大事者的襟度;想促成「兩岸統一」,非有成大事的襟度不為功。再從馬政府的立場來思考,「延簽」的負面效應正可以歸咎於民進黨的「激烈」抗爭;若有正面的效益,則可歸功於馬政府施政的開明。屆時(2011年下半年),民進黨只能「啞巴吃黃蓮」,硬吞苦果。以整體賽局來看,民進黨的抗爭剛好成為中共與馬政府在促成ECFA的共同威脅,有利於雙方的合作,成就其共同利益。
最後從民進黨的立場來看,難道它對ECFA的反對,在策略上就這麼無奈嗎?其實,民進黨的策略盲點就在於它為反對而反對的不智作為;「知己知彼,以退為進」才是阻擾ECFA簽署的上策,而且可以將賽局轉移,迫使中共與馬政府形成競爭的賽局。民進黨應該在抗議ECFA達到馬政府必須正視其意見時,提出ECFA高標準要求的預期協議版本,並向台灣人民及社會證明此要求的必要性,同時,公開鼓勵馬政府努力準備談判,以達成這些條件;該版本將迫使馬政府在面對與中共談判時,無法或不敢被動接受中共所提的協議內容,另一方面中共在現實上也無法接受民進黨版本的條件,那麼,協議的達成必然延滯。馬政府如果不顧一切,勉強接受中共的協議條件,二個版本一比較,相形之下,將突顯馬政府的無能。而如果協議被延滯,台灣經濟情勢受國際經濟復甦的帶動而好轉,如此就證明了ECFA並沒有必要性;相反地,因為協議的延滯而使台灣經濟更艱困,那也是執政者的責任,馬政府責無旁貸,再怎麼向人民解釋,只能被解讀為「失政的藉口」而已。如此一來,三方互動的關係將轉變成「民進黨在後方厚植實力,國民黨奔向前線與中共進行競爭」的賽局;這種情況就有如中國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國民黨與日本三者之間的賽局,最後是中共得利最大。然而,所幸的是,民進黨那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屬性,以及其競爭思維總是擺在抗爭策略上,也因而錯過了最好的取勝機會。
綜觀「第四次江陳會」的賽局發展,顯然地,紅、藍、綠三方都因為當局者迷,而無法獲取應該可以得到的利益;越汲汲營營,離各自的目標越遠。真正的讀書人,不受權位所限,得以傲視山河,不為利益所惑,而能敦養品格,性歸自然,透析真理,故近乎「大知」--超脫云云眾生,跨過熙熙攘攘,笑開滾滾紅塵。儘管世事如棋局局新,亦能笑談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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