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戰略再保證」可信乎？

2009年美中關係的起點，是歐巴馬新政府入主白宮，歐巴馬決心要改弦更張，整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各種盤根錯節的介入與操弄，並因這樣意圖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到了年底，他在得獎的演說中，大談人道與義戰，似又與和平獎的頒發有所矛盾，說明這一年的盤整，並沒有完全如所預期。不過，在與中國的交往方面，則又表現得中規中矩，在沒有任何意外干擾的進程中，穩定向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處理不了的諸多問題，如中歐的反飛彈防禦系統或中東的民主化，華府是採取片面說服的手段，對方的意圖並不重要；但面對中國的時候，華府在關係全面開展的同時，卻仍對於中國的意圖感到不能掌握，成為等待中國澄清意圖的一方。過去華府實力強大時，對於對方的意圖總是以最壞來打算，但金融危機以降所揭露的國力頹軟，迫使華府必須更明確的掌握各方意圖，以便更有效的配置有限的戰略資源。

美國對外交往有兩個傳統

在美國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一直有兩個傳統在相互折衝，就是耳熟能詳的現實主義傳統與理想主義傳統。在中國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也有幾個特性相互交織，但外界宥於一般國際政治的既定原則，總是不能體會。比如，中國受到馬列主義的薰陶，對世界上存在的不正義與不公平現象有一種鬥爭性，這就形成愛國主義傳統，表現成與帝國主義的針鋒相對。其次，中國固有的天下思維廣結善緣，和而不同，這就形成儒家文化的傳統，表現成建構和諧世界的韜光養晦。最後，改革開放的潮流澎湃洶湧，就形成效益優先的機會主義傳統，表現成唯利是圖。因為雙方的外交傳統有所差異，所以美國各界不論用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解讀中國時，都感到不能掌握。理想主義者不能進入和諧世界與唯利是圖的循環中，現實主義不能釐清中國四處結盟灑銀的動機。其結果，便形成如今已經膾炙人口的一個新手法，便是要求中國不斷對美國提出戰略再保證。

簡言之，既然不能掌握中國的意圖為何，便直截了當的詢問，中國這樣或那樣做有何意圖，並將之轉變成為一個交往的原則，亦即建立管道不斷向彼此相互澄清各自在當下的政策與意圖為何，如此不但不會有誤判，並可以藉由不斷相互澄清，迫使自己有系統的管理對外交往，則對內與對外達成戰略清晰的效果。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內，雙方必須根據事件進行溝通，且往往都是在某種猜忌與誤會已經發生的氣氛中，因此影響到合作解決問題。當美國視自己為世界獨霸的時候，也許可以片面行動，就算造成中國感到委屈，也不在意。但如今，要求對方澄清戰略意圖的，不再只是北京方面，而是華府與北京都有此要求。依照中國外交的既有風格，總是必須等對方澄清意圖之後才願意進一步發展合作，想不到華府如今也以此預期北京如法泡製。倘若建立定期的管道，相互簡報，就可以事先避免情緒的起伏，或就算有起伏，也不會因為誤解造成衝突。

中國－－極為難纏的對手

2009年的美中雙邊會談，是國務卿希拉蕊就職以來唯一一次連續出席兩天的會議，也是唯一一個美國所有部會首長都全程兩天出席的雙邊會談，幾乎所有部會都自忖在中國有戰略利益。國務院不斷增加中國方面的人手，2009年，中國成為國務院僱用最多專員處理的單一國家。他們對中國一個共同的感受是－－極為難纏的對手，談判幾乎從來沒有結局，主要的收穫似乎是兩國部長級官員之間建立的私人情誼。2009年還證實，唯一歐巴馬以總統身份願意接見的外國部長級官員，是中國的部長。雖然在歐巴馬的評估中，過去一年的對華政策似乎是失敗的一年，他最重要的政策政綱之一的全球氣候問題，因為中國與印度的不合作，無法達成共管的協議。談判代表斯特恩(Todd Stern)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屢赴中國，他的夫人透露他極度沮喪，日日報怨中國。美國不瞭解中國為什麼反對獨立的監測人到各國確保執行，但中國人向來不願意在自己國內一團混亂的時候，容許外人來看。打掃乾淨再請客，是毛澤東立下的外交規矩。但由於戰略再保證的作用，華府並不懷疑中國確有誠意致力於減碳，只是對於中國造成的阻撓感到沮喪，尤其是其他國家會借用中國來延遲或拒絕配合美國的立場。

華府改弦更張提出戰略再保證作為外交方式，部分原因當然是在於認識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道德號召力日益不彰所致。本世紀中國崛起以來，領導人出訪各大小國家的腳步不斷，但已經與早先為了突破美國圍堵而風塵僕僕的動機迥異。某種朝貢體系復辟的氣氛正在形成，但不是各國來朝，而是崛起的中國巡弋四方，主動拉攏，為各種長遠的合作可能與資源交換奠定基礎，在世界各地樹立一個不同於美國的發展典範，並探究如何在不同體制之間促成合作，而擺脫美國過去那種凡事要求對方必須改造體制，納入美國政經管理系統的作為。簡單說，就是在國際上推動某種型態一國兩制，尊重各國自己的體制，並謀求不同體制之間的合作與交換。這樣的做法，符合所謂和諧世界的主張，也與數十年來宣揚的和平共處原則保持一致。從歐巴馬上台之後的調整看來，似乎美國已經認知到這種交往模式有其吸引力，因此必須緩和反恐活動開展以來以美國片面行動領導世界的布希主義。

不過，讓華府在交往風格上進行改革的，還有對美國自身國力衰退的認知。美國國力衰退的經驗在戰後早就多次出現，最早是透過尼克森的現實主義管理模式，將中國、西歐與日本拉入成為五級世界來遏制前蘇聯擴張勢力；後來到了八○年代，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主張取得上風，認為美國所建立的霸權秩序不會因為美國國力的衰退而被取代或推翻，因為各國在這樣的霸權秩序之下同蒙其利，所以都願意共同分擔維護霸權秩序的成本，並拱立美國繼續擔任霸主的角色。這樣的理論在中國崛起之後能否繼續適用呢？

師法中共先講原則再談技術的手法

顯而易見的是，21世紀的中國，不同於1970年代以降西歐與日本，因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兩黨或多黨制國家，能否與美國通力合作維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無疑問。但是，又不能不顧及國力的消長。這就是美國需要北京一再進行戰略保證的原因，也就是採取了中共外交慣用的先講原則，再談技術的手法。

美國國力的衰退不止是相對於中國的崛起而已，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國力的維繫所必須仰賴的對象。最明顯的，就是中國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等於間接在支應美國的飛彈防禦體系。美國是近三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世界最大的環境污染來源之一，也對中國出口的消費品極度依賴以控制國內物價水平。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華府對與北京沒有太多的籌碼可用，因為北京的經濟與貿易渠道多元而暢通，並不特別仰賴美國，唯一可以牽制北京的，是從道德上進行民主對專制的圍堵，並以人權為其主要思想後盾，在西藏、新疆與台灣問題上，給北京製造治理上的實質困擾與難題。但是這些問題都可能失控，煽動西藏與新疆的抗爭活動將與恐怖主義難以劃清界線，是否會影響反恐的信用與戰線的維繫，必須加以拿捏。而台灣問題上，從2002年到2008年之間台北方面刻意操弄激進台獨所帶來的台海危機殷鑒不遠。說明即使在北京最為忌憚的一些問題上，華府也仍須有所節制。

戰略再保證的執行分成方方面面，包括軍事的、外交的、經濟的，甚至是文化的。美中雙方在軍事上的交流是現實主義最關心的國際政治內涵，這樣的軍事交流逐漸形成傳統，尤其是軍官之間交換觀摩，透過個人之間接觸理解，與實地的學習觀察，對於戰略再保證具有長遠的效益。另外，在宏觀層次推動反恐或其他如緝捕海盜方面，能否從零星偶發的合作提升到結構性合作，是值得觀察甚至可以預期的成果。外交上的定期廣泛交換意見，是雙方戰略再保證的制度化方向，已經早有基礎，來年應會進一步加強。至於大陸的經濟體制以什麼步調與方式進一步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足以揭示社會主義改革的長遠方向。美中雙方在環保議題上的折衝，更是戰略再保證能否促成彼此信任的重大挑戰。為地球的生存而共同努力具有營造夥伴氣氛之作用，不過迄今雙方難以互信，尤其是華府堅持國際監測引發北京的疑懼，以致雙方要形成對抗地球環境污染的同仇敵愾，尚在未定之天。

買賣不成仁義在

戰略再保證如何能夠讓各方滿意，是2010年的挑戰。在2009年，凡參與過雙邊談判的美國官員，似乎都不喜歡中國，都認知到價值觀的巨大差距，都感到非常沮喪。顯然北京雖然沒有意願與華府發生衝突，但也沒有意願仍然如前十年那樣處處忍讓，因此雙方戰略再保證的執行，便有其重要的功能。戰略再保證容許雙方不會將技術上的或個別事件與個別領域的衝突，擴大到其他領域，或升高到不可收拾，而可以達到一種各自維持立場的均衡，類似於某種買賣不成仁義在的關係。但是這終究只是理想，因為北京決策體制的不公開與共產黨的一黨獨大，始終令美國各界感到不安，甚至不信任，這或許將導致戰略再保證的挪用，變成是相互牽制的手段，而不是相互保證的手段，亦即根據階段性戰略再保證的內容，做為指責對方破壞戰略再保證的依據。在這其中，台灣問題便是一個可以促發爭議的所在，其中特別是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在歐巴馬重申尊重中國主權完整的同時，華府又對台灣澄清說所謂主權完整指的是西藏與新疆，如此破壞信用，勢必為北京記入賬簿，在將來成為雙方口角時的彈藥。而北京不斷在軍售問題上表達反對，也正是在質疑華府違背其戰略再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