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群的「全球化」策略：華人文化創意園區的全球佈局

根據美國未來學學者塔夫勒夫婦 (A.Toffler) 對人類文明進展的演繹，及馬克思的社會進化論，全球化體系的發展已然是不能逆轉的歷史必然。從功能角度而言，儘管全球化的動能是「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但是，從價值層面來看，全球化應該是「全球地方化」的文化整合型式。所以，就如康德的本體論所言，全球化的本體特質是由理性功能程序和多樣性價值內涵統合而成，是科技與文化的共生、物質與精神的共生。

西方全球化的體系是透過資本主義物質理性的推動而成；主要是透過經濟性功能的全球性運行，激化普世的人性物質慾望，推動市場機制，配合有效的科技工具，突破了民族國家的權力規範，得以竄行於全球性空間及各生活領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網絡不斷的擴張及緊密化，社會網絡由經濟溢出到其他領域，最終將歸結到整體的生活領域，也就是滲入到文化層面。然而，全球一體化的領域機能，卻必須體現於各地文化的價值內涵，形成異質文化入侵，卻又相互調和，成為「全球地方化」。顯然地，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人類生活及社會關係相對於「時間－－空間」的概念架構產生了巨變。作為人類生活空間及反映社會關係結構的「城市」，也將在全球化的體系內呈現出緊密的矛盾關聯性；「城市主義」成為全球化現象的明顯像征。

相較於西方全球化，華人社群主義也顯現了「全球在地化」的特質。其全球一體化的動能來自於歷史悠久的華人社群主義；華人社群主義以華人為載體，在全球領域內流動和駐留，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結構體系。另一方面，為了生存與發展，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又必須接受各僑居地異質文化的入侵，並與之調和，形成多元相容共生的地方文化。從整體華人世界的文化來看，它呈現出道地的「全球地方化」，它是一個「去中心化」及「去組織化」的世界社會；儘管它存在一個「中原」概念的「虛擬中心」，卻無近代文明所指涉的權力意涵。嚴格說來，華人社群主義比西方全球化體系，更具有「全球化」的特質。

立基於物質化自利動機的現代性全球化機制，欲圖調和已經顯像的物慾擴張，以物慾機制來調和物慾，功能上恐怕會有排斥性，其效應也值得懷疑。本來，人類的生命尊嚴及生存價值就需要物質與精神二大層面的相互調和，才有可能維持一個「全人」的人格；任何的偏頗都將導致人格的扭曲。「西潮」東進以前，中國文明偏重精神生活的陶養，曾經也建構了「中國價值的全球化體系」，最明顯的體系就是漢唐盛世的「四方來朝」。然而，長期生存在過度偏重精神生活的狀態下，經驗證實也不是一個「全人」的生存意涵；一旦天性的物慾被激起，精神生活的價值很快就被壓抑。全球規模的現代化物質體系也正需要一個全球規模的精神文明體系的調和，才能建構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世界社會。

當代人類在物質豐沛的條件下，無形中促進了精神生活的需求，自然也帶動了滿足該需求的產業建構；於是，文化創意產業因應而起。簡單的說，文化創意產業就是文化的價值內涵商品化的過程，包括研究、設計、製造、行銷和消費；它是以商品及媒體為載體，讓文化的意涵，包括藝術價值及符號美學，展現出商品的「文化品味」。由此可知，文化創意產業的商品，一方面要有文化的特殊性及創意性，另一方面也要有產業的規格化與統一性。

當人類生活於空間的型塑過程中，無形中塑造了文化與思想；相對地，文化與思想的變革，也會改變生活方式，進而重構空間型態。從經濟生活而言，資本主義的擴張某種程度導源於消費的擴張；因而，消費主義與全球化的運行互為表裡。深一層來看，消費本身不僅僅是物品需求與滿足的交易，它也隱含著一種社會關係。「城市」就是消費關係實踐的場域；消費主義中私人生活關係及社會生活關係型塑了當代的資本主義文化，也造就城市空間的生產過程。另外，從政治的途徑來看，公民社會的利益結構會反映在城市的格局規劃中；民主化的程度可以從城市的格局和文化的氛圍中感應出來。

綜括而言，建構立基於東方精神文明的全球化體系，將有賴於文化、產業及空間的全球性規劃來完成。具體來說，全球性的擴張必須靠高效能的載體，包括華人、媒體和商品，載運著普世性精神價值的文化，穿透各國國家主權的藩籬，在全球各「地方」注入文化的空間氣息，發揮人文空間的擴張性及人品修養的內斂性，進而重塑其空間顯像；那就是「華人文化創意園區的全球佈局」。當前中國在世界各地方設置的「孔子學院」，從當地的生活機能而言，依然處於功能分離的狀態；本身一方面未能融入當地的文化空間，另一方面亦無法轉化「異質文化」，並與之共生，因而，自己反而成為被隔離的「異質文化」。學院生態與庶民生活存在著高牆藩籬；文化終究需要體現於生活。

關於東方精神文明的全球化體系，其共生機能的建構應該先從全球化體系的「全球地方化」特質來分析說明；其次探討東方全球化如何對當前西方全球化造成的物慾橫流進行調和，包括需求與功能；最後則針對調和議題規劃全球文化性的空間佈局。總結而言，這個機制的建構才是人類共同福祉的希望，也是人類文明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