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之相關論述

日據初期之「鴉片漸禁策」研究(三)
郭譽孚
(民間台灣史學者)


這次民眾黨的行動,活動期間各地回應熱烈,尤其在後來國際聯盟的遠東鴉片調查團來台期間,不僅全島各地醫師公會紛紛響應,島內外民間社團也出而支持,可說是相當成功的。可惜其所造成的壓力雖使殖民當局稍作讓步,但那只是短暫的勝利;往後的史實是在國際壓力下,1930年1月15日後,數月之間,全台各地為鴉片癮者的矯治增設了435個床位,但在1934年,當「第一期矯正計畫」告成時,總督府就下令把各地總督府醫院的矯正科完全結束了;此外,更早被結束的勝利則是1931年2月18日,推動此禁絕鴉片運動的「台灣民眾黨」即被日警迫解散,從此,我們被日據下的島嶼上不再有禁絕鴉片運動。

顯然,無論什麼合理的要求,民氣欲作為主體而伸張自身,在那時代中顯然絕非殖民當局所能容忍。

三、「印證日據下鴉片問題外的史實」

在日據台灣史上,直接相關於鴉片漸進策之實際發展,已略如上述;然而,作為社會自覺的振作與殖民統治者的宰制之辯證,尤其,當後籐新平高揭「生物學的」經營原則,於是我台習於被宰制的當代主流學者自然人人奉命唯謹,視後籐所舉的所謂「生物學的」理論為不可冒瀆的「進步」,則上述的掌握顯然不夠說服他們,此再由社會的他方面來幫助讀者充分認知:

(一)章太炎對於日本當局的批判

1899年中,國學大師章太炎受富有票舉兵失敗的影響,他因與該案多往來而避禍來台;受後籐新平之聘為「台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筆,以本名章炳麟與筆名茢漢閣主署名;該報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報,然而章氏素來秉筆直書,時我台人記者謝汝銓曾回憶,他「對於日本治台政策每多恣意抨擊,幾忘其所居何地,任何職」;因而後籐常對該報社長提醒「要深加注意,不宜接稿就登刊,為讀者笑。」章氏滯台期間正是後籐主台政的初期;在該官報上我們至少可見到其關懷我台民的文章兩篇,即「論學校不宜專校語言文字」與「論醫師不可休息」,可以反應與日據下鴉片政策相呼應的其他政策樣貌。

以「論學校不宜專校語言文字」一文言--

「萬族不可以卒分,故萌動出險而輻湊乎一區,湊則相處如喑聾而交際之道以苦,是故為之遞譯舌人以通其語言者,則交際之始事也……今之求國際而設學者,授以語言而勿授之以所以言……教育之則物理之分、政事之法,此所以言也」。

文中所攻擊的「今之求國際而設學者,授以語言而勿授之以所以言」,為我當年台民爭取受教育所應有的權利,反應了日據下,與其鴉片政策相呼應的教育政策的實際;

另由「論醫師不可休息」一文,深通醫道的他言--

「昔法之工役苛暴棓克,拏坡侖於是乎倡禮拜休息之議;……余獨以醫師為不宜休息者,災疾之時作,緩之一演則深入骨髓而不可拯,炎障之地,癘疫不戒,其為變也尤速;迎而得醫師則猶溺者之獲匏矣,迎而失之,則猶枯魚之無沫矣;曩令扁鵲之入號,遲以數刻,而莫為治其三陽五會者,則屍厥者遂長往也。且夫休息者亦視其事之緩急而已;今制度繩墨雖大同要自有出其外者。……灶下之養,力役之至勞也,然不得以禮拜休息者,豈不曰一日不爨,則人有噱饑也哉;夫醫事之急豈獨救饑爾乎……茍擬以二事而方其緩急,則醫之不宜休息也,章矣。……」

此文中,他不僅為我台民的健康說話,也指出了後籐氏在1901年破壞我傳統醫療體系前,先於1899年推出每週醫師休息的新制度,顯然醫師休診就已經足以使我台民以鴉片自力救濟,章氏做此文,我們不知是否已專對鴉片特許落筆,然而,卻為我們對於當年日本殖民統治的真實面貌提供了深刻的事證。

上引我國學大師流寓島嶼期間的兩文,前者可印證後籐氏於1903年學事諮問會上自白的。

「這個會議是以國語普及為目的,只要討論如何去普及國語就夠了……對於智育開發,我們必須防止陷入荷蘭及印度之弊害……只到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辦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做法。」

後者則似乎當年後籐推行醫師周休制度,在章氏的公開反對與我傳統醫療體系關於人命關天,濟世救人之自我實現下,後籐的陰謀並未見成果,因而才有後來「台灣醫師免許規則」的提出,以破壞整個醫療體系來打擊我台民那已見成效的偉大戒毒運動。

(二)日據下摧毀我台民傳統醫療網

降筆會事件之發展,曾充分顯示了作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凜然風範,既如上述,它曾使後籐新平不能不密諭日警;「對於參事、街莊長等地方名望家不可直接採取強烈制止的手段,宜切實取締以防蔓延。」就顯示了他對於此一運動之知曉與重視。

但是,這位醫師背景,留德學習衛生行政的「現代化」能吏,不久推出的應變之策,竟然是於該年7月下旬提出摧毀我台民傳統醫療網的「台灣醫師免許規則」,以加強管理為名,實行中醫師的鑒定考試,規定必須要有執業十年以上經驗的中醫人士才能應考;這就大大地削減了我台民傳統醫療網中中醫師的人數 ──在日據五十年裡,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僅不足二十五歲的人口結構中,要能執業十年的經驗談何容易,而依據該法,合格錄取者給與開業執照,只此一次,往後不再發給,加強管理、嚴格取締──於是它就造成了醫療資源強烈不足的現象,數量不足的醫師疲於奔命,固然短命;病患難於求診,病痛自然求助於麻醉效果良好的鴉片,於是該制度立刻產生了抵消降筆會斷癮的作用。

據資料顯示,當時日人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自1897年設立至1901年,畢業生僅14人而已;自該「台灣醫師免許規則」實施後,當年我們擁有接近三百萬人口的島嶼所需要的醫療網中,遂只有中西醫共2,153人可以提供服務而已,即每位醫師竟要為近1,400人服務;為何這位留德的醫學博士堅決如此置我台先民在那樣的境地。

(三)教科書中灌輸我台民自卑意識

這是指當時(1906年)「台灣教科用書」之「漢文讀本」裡的「阿片」一課的文字與詩篇的所謂: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它明顯地呼應了官方每一次進行鴉片新癮者網羅時文告上與相關揭露違法吸食新聞時,那些虛偽仁慈之語,試以往往出現在台灣總督府官報「台灣日日新報」上曾公開出現的幾段表現統治者「同情與憐憫」文字──

「世或有鴉片癮者失受許可之機,而不得吃食鴉片者,為其情最可憫者。政府特設法,是昨日已載矣。及本年三月末日,為了特許之期,又昨年十一月末日,新特許者達七千人,皆行合之,則新受許可者當達一萬人以上雲。」

「若一一課以體刑,人道上不忍……」

「超過預期的志願者……台南州下鴉片吸食志願者多至兩千名,當局頗為意外……非吃煙者欲得特許權而出志願者全無。大都癖癮深重,檢診結果。想不合格者無幾也。」

試想,誦讀過上述課文的我台年輕人們完全不能想像自身的族群曾經掀起那壯闊的戒絕鴉片運動:卻常在報章讀到這類關於我台民鴉片癮者的消息,或聽到鄰里中傳來我台人這類消息,學童豈能在他們面對日人時不自然易居於某種自卑的地位。

殖民統治者竟將過往的悲慘史實完全抹煞,然後擺出一副統治者與我先民吸食鴉片的事是完全無任何關係,並且還擺出「最堪憐」、「真可憐」、「更淒然」的萬分仁慈的同情姿態,真是令識此事真相者,痛心之至;而難怪先民之某些無歷史知識者,竟會有深度自卑於日人的皇民心態了。

相對的,我們也可聯繫到前及1930年民眾黨當年沉痛抗議之所謂「聲明書中謂『對此等秘密吸食者按修正令科以嚴刑,於人道之基礎上認有未便』,偽裝出自慈悲心之處置……蓋准許其吸食使其浪費金錢,毀損身心,較之修正令所定之刑罰,不知有幾十倍之殘酷。」顯示我台先民必非沒有感到自身悲哀的處境;只是我們遺憾倘若往後的人們缺乏了對於前此種種史實的認知,確實日本殖民當局意圖消滅我台人自尊的陰謀可能就真的會得逞了。

(四)皇民化運動的最後設計

日本據台達五十年,日據初期的作為固然如此,然而日據末期是否仍然那樣一脈相承?尤其在戰爭進入末期,當殖民統治者提出美好的口號──由「皇民化」而「皇民奉公會」到「皇民煉成」,由軍夫、軍屬到志願兵與第一次徵兵;由美好的名目與軍事的急切需要上,很難得到什麼印證;但是仔細研究,我們卻可以由實質性的口號上探索此問題;下面,就以小林總督在日據晚期,為了達成日本國策而提示的三大要務「皇民化、南進、工業化」的後兩項來看。

關於南進

這在當年是日本殖民當局極為積極的作為,也表示了他們似乎真的相信日本雖然國家資源不足,卻能夠「武運長久」,隨著自己不斷地發佈著日軍在各地戰勝的消息,似乎就真的可以攻無不勝、戰無不克;

同時,殖民統治當局發起了皇民文學,向青年們散播對於台灣社會否棄的批判,要在前及自我凌辱外,更進一步強調鄙棄台灣傳統的社會,如著名的皇民小說「陳夫人」中,運用像「大好的喜事嘛,這些人何不穿整齊些。……抬轎或抬吊台的漢子衣著如此,這總是美中不足。民族性的心情鄙野,從這一點便暴露無遺。」之類文學技巧的誇大批判,讓男主角終於做出了前往南洋發展的決定,就是一例子。

最後,當局更以優厚的待遇向社會青年提出「南進」的召喚;戰時,島上民窮財盡,在大量名為「奉公」的義務勞動與各種訓練下,不能從事生產工作;絕大多數人吃不飽、穿不暖,響應「南進」的青年卻不但有頭路,有優厚的薪水,家中還可得安家費;據稱,當時「出去海外當軍屬的薪水是那麼高,幾乎是一般基層警員的三倍,而且只要家中有人出去做軍人軍屬,家裡的人不用去作義務工,日本巡查也會比較客氣。」這更是有力的吸引。

不過,為何如此呢?除了「南進」,本身是「侵略」,是做沒本的生意,去「幫忙」可能真好賺外,有說這是日人想讓我台人離開我們的島嶼,日人正好可移民入據 。

工業化

皇民化運動下,「工業化」是個受到許多望文生義的主流派學者高度肯定的「進步」,他們不但強調從此「農業台灣」轉成了「工業的台灣」,是一種「現代化」,並且還強調1939年開始台灣的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把戰時的經濟發展數據當成是平時的經濟發展數據來看待;完全忽略了戰時的工業發展是接近畸型的,是必須以戰爭勝利才能運轉下去的,否則就是廢墟和泡影;而對本研究言,其更重要的,應該是當年提出該「皇民化、南進、工業化」三大方針的小林躋造對於日人的計畫中所透露的──該計畫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