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黨慶講話之分析

一、解讀的方法：

今年的「七、一」是中共成立的九十週年慶，按往例中共總書記必然發表講話，這也是我們觀察中共黨慶最為重要的文件。所以各方的評論很多，這也說明了中共的重要性，早已隨著中國的重要性，今非昔比了。不過從外界的評論來看，基本上，是用「以經解經」或是「以我注經」的方法去評論；本文則是將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和十年前江澤民在黨慶八十週年的「講話」加以對比，以使讀者理解中共的內在繼承和變化。

二、政治文件的敘事邏輯

從中共的重要政治文件的表述邏輯來看，有兩個敘事邏輯是不變的，一是歷史敘事邏輯：從歷史到現代，再前瞻未來；此一敘事的主要功能在於強化其統治的合法性，由於中共的統治合法性不是經由制度化的參與來認可；所以強調歷史性的選擇便是唯一的合法性根源，這一部份中共不能讓人民忘記，而且外界越是強調選舉，中共也就越重視歷史敘事。二是政績敘事邏輯：在敘述中以成績為主調，此一敘事的主要功能在於強化其統治的合理性，由於中共自我認識的統治合法性，在當前資訊的挑戰下，並不能完全自圓其說，所以中共在歷史敘事中，必然強調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信仰的選擇，如此一來，中共政權對社會主義的建樹越有成績，人民也就越是擁護「社會主義」，則中共的統治也越有理。故而中共堅持統治的合理性，必須依賴大陸人民對「社會主義」信仰，和中共的社會主義建樹，此一建樹恰恰可以補救其合法性的弱化，所以在政績敘事中成績是主要的。由於中共沒有可能下台的壓力，故而在政治作為中，如果沒有自我反省，則很難有糾偏的機制，所以在政績敘事邏輯中，也必會附帶提出缺點與不足，一則用以說明未來的工作方向，同時也用以警惕地方幹部。

准此，我們可以說江澤民的「講話」和胡錦濤的「講話」，在敘事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於江澤民和胡錦濤在行事作風上存在著差距，共黨遭遇的外在形勢的巨大變化，所以，表現在文本中差異性還是大於相似性。

三、江澤民「講話」與胡錦濤「講話」的差異：

（一）個人風格的差異：

江澤民的「講話」全文約21,000餘字，而其中有一半的內容在闡述自己的「三個代表」思想，在文件的末了，則以「萬歲」口號做結束。充分反映了他喜歡表現，重視自我的性格，同時也和他掌權13年之久有關。

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共14,000餘字，從形式來看，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在回顧歷史，之後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強調黨的自身建設是一切成敗的關鍵，再以其餘近二分之一的篇幅來敘述中共成績和危機，一方面說明胡錦濤的性格比較內斂、務實，所以他的「講話」比較簡約，而且以未來的許諾作結語。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中共集體領導的性格和特徵。

（二）歷史敘事的差異：

江澤民「講話」的歷史敘事是從1840年開始，到2001年為止，所以他將中國近代史分為「前八十年，後八十年」，也就是以共黨成立的前後作為對比的基準，這樣一來中國的近代史就可以慣用一個極簡單的邏輯，即前八十年的中國政府就反動、腐朽，阻礙歷史進步的，故而其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不到位的，這裡自然包括了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只有到共產黨出現後，中國才出現希望，於打敗國民黨也就成為合法性的來源；其實這種用主觀詮釋歷史，以「神格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敘事，和1991年的70黨慶講話有其一脈相承的必要性，代表了當時的中共必須藉由「黨慶」，強化「政治教育」的需要。

相對而言，胡錦濤的「講話」，則是將中共的發展歷程用三個三十年來理解，而各階段的主要任務是「革命」、「建設」和「現代化」，第一個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在於中共採取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革命理論指導革命的行動，所以獲得成功，第二個三十年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此一時期，雖有建樹，但是「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這是由於此一時期的政策、作為脫離了中國實際，因此犯了錯誤。再到了「現代化」時期，即「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以鄧小平理論為依據，確定了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時期，從而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此一體系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大類的理論，此一理論，是以馬列的「基本原理」去結合中國現實以思考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所以獲得了當前的成功。這是比較貼近事實的敘事方式，而且突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共90年的真正功能。

（三）政績敘事的差異：

江澤民的「講話」中的全文共有四大段，除第一段為歷史敘述，已如前述；而政績敘事部份共三大段，其中有兩大段，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在闡述「三個代表」的理論意涵和實踐方法，而對共產黨的政績敘事是鑲入「三個代表」中敘事，感覺上不是重點，也不深入，似乎80年的黨慶只是配角，「三個代表」才是重心，有些喧賓奪主的感覺。從文件的敘事邏輯來看，並不是成功的文獻。

相對而言，胡錦濤的「講話」，完全扣緊黨的執政議題，而且大多數是以作為和反省並敘的方式來鋪陳，不迴避黨在執政過程中遭遇的問題，雖然在問題的敘事上份量並不特別多，然而用詞比較確切；感覺上反而是胡「講話」的重點；例如在敘事黨的建設時，胡先提出共產黨在「黨建」中面對的「四個考驗」和「四個危機」，然後再解說各種「危機」的根源與化解之道，例如：精神怠懈上，表現為教條主義的危險傾向；在能力不足上，表現為人才制度的危機；在脫離群眾上，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和幹部要堅持工作重心下移，經常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消極腐敗上，胡警告「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面對未來，胡認為「今後在世情、國情、黨情都出現深刻變化的情況下，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於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上，所面對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特別是外界所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胡在這一部份共3,400餘字中，使用1,100餘字來敘述，在政治體制改革內容上，胡提出他們已經做到得改革，如廢除終身制、確立任期制、多黨合作制、改善決策機制和用人機制、建全了法制體系、完善了監督制，不過胡也承認在法制、制度和保障人權方面仍有不足，所以也認為必須不斷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應該也算胡錦濤對近來出現在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論的明確表態。所以從政績敘事邏輯來看，中共當代的領導集體對中共自身的問題和困難有著深刻的認識。

其三是胡錦濤在「講話」的最後花了一些篇幅，重點闡述了「青年問題」，這是中共的黨的重要文件中，極罕見的表現方式，胡要求他的黨必須和青年增加雙向互動，這似乎點出當代共產黨某些「遠慮」和「近憂」，其「遠慮」是共產黨的理想不再是吸引大陸青年的志業，如果欠缺青年人理想性的投入，則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必然日趨萎縮，所以黨必須加強對青年的工作，讓青年願意以青春在為黨建功立業；其「近憂」是一個九十歲的黨，其幹部和黨員在黨的宣傳、教育下，已經表現出「自滿的」老大心態，胡警告「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換言之，當今的共產黨還要保持青春活力，因為共產黨還要團結帶領人民完成兩個宏偉目標：小康社會和現代國家。

從以上的對比，可見得胡錦濤的黨比江澤民的黨遇到的困難更多、更大、也更複雜，江澤民的重點只在調整共產黨自身的馬列屬性，「三個代表」的真正意義，在於轉變階級政黨為全民政黨，階級利益為全民利益，共產黨就可以繼續掌權、執政。但胡錦濤則遭遇內外情勢的巨變，不僅是對馬列主義只能傳承其「基本原理」，其餘的部份都不能以教條主義態度照搬照套，必須有所發展，甚至連八○年代初鄧小平的「發展」論都必須向「科學發展」觀作調整，足見胡錦濤對世界發展趨勢的把握，是相當快速和敏銳，在應變上也很穩重到位，這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十年是有變化的，變得更開放，也更融入世界，更有自信。但是外界如果只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很容易得出負面的評價，那是因為他們忽視「穩定」「穩妥」才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反之，如果「穩定」變成「固定」，則「穩妥」也就變成不妥，所以我們觀察中共的變化時，一方面必須從歷史脈絡切入；另一方面要觀察中共在改革「度」的把握，以便從中評價中共的作為。

但是，中共畢竟是一個擁有八千萬黨員的大黨，個別領導的講話，不等於全黨幹部的覺悟，中央的政策不等於地方實踐，領導的號召不等於黨員行動指南。中央的憂患意識到了基層只是幹部的「耳邊風」「口頭禪」，所以縱使是「認識到位，處置有力」，如果不能落實，一切都是空談。所以當今中共的問題不在是否進行「政改」，是否學習西方的民主，而在是否落實中共自己的社會主義民主，讀讀胡錦濤的「講話」，確實比江澤民的「講話」更務實，也更自信。但是令人懷疑的是除了重要講話、除了深入學習之外，似乎應有更有效的方法去落實，才能真正見效。（2011-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