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歷史經驗與戰略選擇

據《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海上自衛隊及美國、澳洲的海軍，於7月9日在汶萊的南海水域進行聯合演習，這是三國海軍首度在南海實施海上訓練，其目的是為了因應日趨緊張的南海局勢。而三國在此時此刻舉行聯合演練，則明顯具有牽制中國的意涵。稍早前的6月間，在美日外交及國防部長安保諮商會議（通稱二加二）上，兩國就曾以中國海軍頻頻出海一事為由發表共同聲明，將維護航海自由及保障海洋安全列為共同戰略目標，強調美日澳三國要加強防衛合作。此次聯合軍演即是要落實這項目標。以往（2007年以來）美日澳也曾舉行過多次聯合軍演，但一直都是在九州或沖繩（琉球）近海等地進行，此次將演練地點移至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區域，顯然是衝著中國而來。由此亦可看出美日等國高調介入南海問題的意圖。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針對美日等國大力介入南海事務和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當局應改變思路，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中國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分層次地對待南海島嶼爭議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認同某些學者的論點，即當前中國的南海政策應當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首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者適度的讓步與汶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島嶼爭議糾紛。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南海諸多島嶼爭議中，與越南的糾紛是南海問題的焦點或曰主要矛盾。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項目，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共同開發」（詳見鞠海龍《區分主次矛盾破解「國際化」「先開發、後合作」推動「共同開發」》，載《中國社會科學報》，6月28日第5版），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作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基於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國大力介入南海問題及日趨緊張的局勢，學者特別有必要仔細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戰後美日等國對東南亞各國採取的立場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有必要研究其他類似解決海域爭端的國際法案例以及外交實踐。

歷史經驗值得重視

從歷史資料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對南海諸島的開發肇始於秦漢時代。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由徐聞、合浦至南海諸島及東南亞各國皆有航海紀程和針路可達，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至於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據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稱，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闢土，休養生息。當地人稱他們為「唐人」，可見華人移植南洋，至遲為始於唐代。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有記述。及至鄭和下西洋時，華人在東南亞的勢力已甚盛。「有建設國家者，其在蘇門答臘，有三佛齊王梁道明，曾於明永樂三年（1406年）入貢。」特別是《鄭和航海圖》及跟隨鄭和使團出海的費信著《星槎勝覽》、馬歡著《瀛涯勝覽》、鞏珍著《西洋番國志》，以及海南漁民代代相傳的《水路簿》、《更路簿》等，對東南亞各國的風土地理及南海諸島的島嶼名稱皆有記載。其中《鄭和航海圖》提到的「七洲」、「石塘」即今之西沙群島；「石星石塘」即今之東沙群島。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被列入中國版圖，即「悉歸職方」。明代也將南海諸島納入行政管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巡視南海，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就是由鄭和及其隨員首先發現、命名和開發的。至於明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包括東亞的朝鮮和琉球），則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宗藩關係。

由於宋朝的對外政策因過分強調「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單北方不斷遭受外族侵入，對東南亞海域亦無力控制。南宋時期高宗試圖與高棉帝國、爪哇等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但沒有得到他們的積極回應。元朝建立後，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過分強調「威」而不重視「德」。特別是忽必烈統治中國後，屢屢耀武海外，要求東南亞各國「臣服」。這種依恃武力的單邊政策遭到東南亞各國拒絕後，又頻頻對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後皆以失敗告終，南海諸島自然也不在元朝掌握之中。明代吸收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敗教訓，採取「德」與「威」並重的對外政策。

首先，明洪武帝對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爭端採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時對遠邦和近鄰，不論其國或大或小、或強或弱，只要是認同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者，皆一律平等對待，將其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即文明秩序中（即所謂「示無外」）。

其次，明朝對外政策最成功之處在於顯示「權威和實力」的同時，卻沒有任何擴張領土的野心和佔有慾。明朝對於向中國朝貢的東南亞各國，不論大小，一視同仁，實施一種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謂「無間內外，均視一體」（《永樂實錄》卷47，第4頁）。誠如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這些舉措屬典型的傳統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對待東南亞各國則是發揮中國的「權威和實力」的一種手段（參見王賡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載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由於明洪武帝的對外政策方向正確，因而獲得了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及至永樂帝派遣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憑藉優越的文明和超強的實力，對東南亞各國採取「恩威並施、王霸雜用」的方針，將東南亞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納入朝貢體系。正是因為這些國家不但認同而且仰慕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所以才紛紛投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將其國的山川河流一併納入中國版圖，與中國一同享受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羅等國納入廣西，三佛齊、爪哇納入廣東，琉球、渤泥則納入福建）。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明朝的實踐顯示，只有中國的內部政權穩定，綜合實力持續成長，才有可能落實其「無間內外，均視一體」的公平政策。如果沒有持久的實力，或者其內部統治和國家安全受到挑戰，就不可能保持穩定的朝貢體系，甚至還會出現「進貢國有一天也許會變成索貢國」（引自王賡武前揭文）的現象。永樂帝之後明朝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關係便出現如此的情況。

經驗總結與戰略選擇

以上的分析顯示，明朝由於採取了正確的對外政策，並且通過鄭和七下西洋的行動，把東南亞大批新國家納入朝貢體系，同時也將南海諸島納入中國的版圖，並且在亞洲地區建立起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價值體系和統治秩序，對於明代的這一歷史經驗，筆者認為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認真總結。如果將美國自二戰後實施的遠東外交政策與明代的對外政策作比較，我們將會發現兩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美國奉行的遠東政策簡直就是明永樂帝對外政策的翻版。戰後美國吸取了早期歐洲殖民主義憑藉武力攻城掠地、最終遭拒被逐的失敗教訓，以價值認同取代領土佔有，從而在遠東建立起以美式文明為主體的統治秩序或曰新宗藩關係；這與明朝以中華文明為主體建立的亞洲統治秩序或曰中華朝貢體系何其相似乃爾。

回顧歷史，審視現狀，總結明代對外關係的歷史經驗，無論對認識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抑或是處理當前錯綜複雜的南海問題，都是有幫助的；即使對未來中國崛起後的戰略選擇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助益的。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領導層確實有必要通過深入研究本國歷史和瞭解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來探索未來中國將要扮演的角色。當中國和平崛起之後，在展示「權威與實力」（即所謂「綜合國力」）的同時，有必要強調堅持以國際法來處理對外事務和南海紛爭。只有將傳統中華文明中的「德」與「威」放在現代國際關係的框架內，才有可能使中華民族的元氣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