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度中越間的分合之路

中央社7月21日專電：「南海爭議近日來逐漸擴大，聯合國擔憂引發更進一步衝突，今天在例行記者會上特別呼籲，希望南海問題能夠透過區域對話方式和平解決。近日來菲律賓與越南等國，紛紛針對南海表達主權；越南已經多次公開主張對南海的主權，數名菲律賓議員還登上南沙群島升國旗、唱國歌，引發中國大陸方面的強烈抗議，南中國海緊張局勢浮現。」由此可知「南海問題」如今已成為亞太各國戰略競合的一個焦點，區域內各國所形成的軍備競爭、各相關國家對處理該問題所持的態度，都關係著地區的穩定與繁榮發展。

越南做為中國一衣帶水之隔的近鄰，若就兩國互動實況而言，半個多世紀以來歷經了兄弟同志、敵人寇讎、合作夥伴三大階段。自1945-1975的30年間，越南面臨對法、對美的救國戰爭，中國皆給予大量物資與技術援助，協助其贏得曠日持久的戰爭，故而彼此有著兄弟同志般的情誼。1975-1979年間，在國際局勢變化與國家利益認知分歧的矛盾下，最終導致雙方武力相向，兄弟同志變成了敵人寇讎。雖然，戰爭或許無法避免，但也算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處理上的一則瑕疵與無奈。1986年6月，越共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稱：「保衛海洋領土與海上資源，已成為新時期國防與經濟建設兩大戰略任務中的重要內容。」實為越南在南海的「東進戰略」做了最明確的宣示。另一方面，近20年來彼此在經貿往來上的蓬勃活絡，卻也呈現了與軍事較勁迥然不同的發展面貌。回顧過往、面對當下、盱衡未來，兩國在政治戰略與民生經濟之間，應該找出一條和平互利、永續經營的共生之道！

「印度支那聯邦」之夢

中法戰爭（1883.12-1885.4）結束後，1885年6月9日，清廷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確立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自此中越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反抗殖民主義的大旗下，越南老一輩的革命者分別與中國不同階段、黨派的先賢關係深厚。潘佩珠一生深受梁啟超、劉永福和孫中山的影響與協助；1912年2月，成立「越南光復會」，其宗旨「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國」，猶如同盟會的翻版。胡學覽、張佩公、嚴繼祖、阮海臣與武鴻卿等人，則與中國國民黨關係密切，抗戰時期他們除往返中越國境從事抗日工作外，並先後負責越南國民黨的領導工作。至於胡志明、武元甲及範文同諸人，則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密切往來。以胡志明（1890.5.19－1969.9.2）為例，1920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30年在香港組織越南共產黨（又名印度支那共產黨或越南勞動黨），抗戰爆發後曾以不同的化名在廣西各地與越南左翼抗日革命力量聯繫。1942年8月13日，他被靖西縣地方政府逮捕，先後在廣西13個縣的18個監獄裡監禁了13個月，經中國共產黨營救，國民政府於1943年9月10日將其釋放。1945年8月24日，根據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派遣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率軍進入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受降。與此同時，隨著美、英、法、中四國同盟關係的緊密，國民黨政府原先對於戰後支持越南獨立的態度也有了關鍵性的轉變；1946年2月28日，中法兩國在重慶達成最後協議，簽訂《中法新約》。法方以放棄天津、漢口、上海及廣州等地的租界與治外法權為條件，交換中國撤回入越的軍隊。此後，法國再次掌握了對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地的殖民統治權。1945年9月2日，胡志明於河內巴亭廣場發表《獨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次年1月6日，以胡志明與越南共產黨為核心的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以「反抗殖民主義、堅決爭取獨立」為號召，積極致力於越南民族獨立運動，並因游擊戰而致勢力迅速擴張。3月，在越南舉行的第一屆國會中，他被推選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簡稱北越）主席兼政府總理。11月，隨著法越雙方談判的破裂，最終演變成全面性衝突，開啟了法越戰爭（1946-1954）的序幕。1951年2月，越共舉行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以共產黨為核心的越南勞動黨，胡志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54年4月27日，歷經8年的奮戰後在國際調停下，法越簽訂《日內瓦協定》。法國承認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獨立，劃北緯17度為分界線，北越歸越共政府管理，法軍退到南越維護其扶植的保大皇帝政權；兩年內，越南則實行選舉完成統一。不過，隨後法國食言，把南越交給美國統治；1955年10月，在美國支持下吳廷琰成為越南共和國（簡稱南越）總統，隨即引發長達近20年的越南戰爭（越方稱為抗美戰爭，1959-1975）。1975年4月30日，一架直升機從美國大使館屋頂上撤離了最後一批美國公民，象徵了結束美國捲入越戰的標誌。同日西貢陷落，北越攻陷了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和南越獨立宮總統府，南越政權覆滅。同年，柬埔寨和寮國的共產黨也先後奪取了政權，越南戰爭以共產主義的全面勝利告終；5月2日，北越軍隊佔領南越全境。與法、美兩大強權歷經近30年惡戰的洗禮，越南已蛻變成一個驍勇善戰的國家，如今除了要獨立自主之外，還要追求理想中的國家利益。

法國曾統治的印度支那地區，包括了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舊稱高棉）、寮國（舊稱老撾）三國，因此，越南的革命者在反侵略求解放的過程裡，始終懷抱著要建立一個統一印度支那區域的國家。1930年代初期，胡志明在籌組「印度支那共產黨」時，就主張當法國殖民統治解放後，要建立一個由越人控制的「印度支那聯邦」。1950年代因與法國作戰的關係，棉共與寮共乃脫離「印度支那共產黨」獨立；但要成立「印度支那聯邦」的目標，仍列於越共的黨綱之中。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主要的參與者除中、美、英、法、蘇五國外，還有南、北越及柬埔寨、寮國兩個印度支那地區的政權。之後，在各方達成的協議中，柬埔寨與寮國分別於1955-1956年間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成為各自獨立的國家，此舉意味著越共勢力被迫退出印支地區。不過，越戰期間北越透過游擊戰與胡志明小徑使其勢力再次滲透印支地區。1975年南北越統一，成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在外交上改採「一邊倒」的親蘇冷中政策。是時，寮國的永珍王室與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都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12月，永珍王室政府被親越的寮共推翻，另成立「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1977年5月，越、寮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中國被迫撤出駐寮國所有技術人員，隨後600餘位蘇聯顧問、6個師的越南部隊先後入寮。另一方面，越共則在柬埔寨成立「吉蔑越盟」組織，以對抗由波布領導、原屬非共黨組織的赤棉政權。

自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以來，中蘇交惡趨向表面化。蘇聯除在邊界遽增駐兵外，1971年與印度簽訂《友好和平合作條約》，欲自南亞次大陸圍堵中國。另一方面，為填補美國逐步自中南半島撤出的權力真空，進而達到制壓中國的目的，乃全面加強與越南的關係。1978年6月，俄共總書記布裡茲涅夫發表將公開支持越南的談話。7月，越南加入蘇聯的「經濟互助合作理事會」，9月，蘇聯開始透過空運向越南提供援助。11月範文同訪蘇並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其中第6條規「一旦締約國一方成為攻擊目標或攻擊威脅目標，雙方將立即進行協商，以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蘇聯的海軍得以進駐金蘭灣與峴港，而越南每月也至少可獲得100萬美元的援助；這一切標誌著雙方在聯手制中的策略上，已達成經濟與軍事上的密切合作。1979年1月，在取得蘇聯領導者的口頭保證後，越軍進攻柬埔寨推翻了波布政權，建立了一個親越的韓山林政權，雙方並簽訂《友好互助條約》；至此，越南初步達成了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夢想。

在蘇、越夾攻中國的戰略威脅下，越南已成為蘇聯在東南亞地區勢力擴張的「代理人」，1979年2月，中國發動了「懲越戰爭」，此後兩國陷入長達近12年的決絕對立。至於越南一手建立的區域霸權，也受到美國與東協國家的反對。1979年1月11日，東協外長於曼谷集會，呼籲「國外軍隊自柬寮撤軍」；11月14日，聯合國也向越南提出自柬寮撤軍的要求。1985-1990年，隨著戈巴契夫的主政蘇聯對內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與美國的關係也逐漸轉向緩和；另一方面，為積極尋求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乃支持越南自柬寮撤軍的議案。1991年10月23日，在各方力量的協調同意下簽訂《巴黎協定》，確立了柬埔寨的主權、獨立和統一，也宣告了「印度支那聯邦」之夢的破滅。12月，蘇聯解體、《華沙公約》隨之解散，以美、蘇為首的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宣告結束，世局開始朝向一個新的方向發展，中、越間的關係也面臨著新的轉折。

「增結友、減樹敵」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各大國間相繼調整自身的發展戰略，相對於武器軍備的研發競賽，經濟科技的發展反而成了新時代的主要氛圍。中國自70年代末期，以務實穩健的態度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國家經濟不但得到飛躍的發展，人民生活與社會面貌也發生巨大變化。越南則一方面歷經30多年戰爭的破壞，基礎建設普遍不足；80年代末期蘇聯中止了對越南的援助，更使原本就已捉襟見肘的經濟急遽惡化。另一方面為了戰爭的需要，長期以來經濟政策上過於偏向重工業的發展，加上國際社會對其侵略柬寮的制裁，致使通貨膨長嚴重、農糧生產不足，整個社會幾乎瀕臨饑荒的危機狀態。1986年12月，越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越南的全面革新揭開序幕。1988年5月，越共政治局通過《第13號決議》：「確立國際間已由軍備政治競賽，轉而藉經濟科技合作與發展以維持自身的利益。經濟的力量是支配世界的動力，已成為一個新的世界觀；因此，越南應努力革新以超越資本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在對外政策上乃強調「增結友、減樹敵」，以取代過去「強化越、柬、寮三國聯盟」的訴求；在經濟改革上則倣傚中國以求突破困境。1991年11月5日，越共總書記杜梅訪問北京，雙方宣佈恢復正常化關係。自此到2010的19年間，雙方領導人互訪的次數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之上；在頻繁互動的過程中，共計發表了13次的聯合公報或聲明。2008年5月30日至6月2日，越共總書記農孟德在進行友好訪問期間，還與中國確立了「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雙方一致同意在「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針及「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的精神指導下，發展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越南有6個省份分別與中國廣西自治區、雲南省接壤，1991年經兩國政府商訂，互開國家級口岸4對、省級8對、互市點24對，試點實行邊境貿易，其中又以越南廣寧、芒街－中國廣西、東興；諒山、同登－廣西憑祥；老街—河口為最重要。這些地區受戰爭影響，原先少有人居住或成廢墟，交通不便，居民生活落後。隨著優惠政策的實施、基礎交通建設的興建，旅遊業、關稅收入與商貿發展為該地區的個人與政府帶來巨大利益。脫貧致富更是邊境地區的共同現象；以越南為例，6個邊境省份收入的30%來自邊境貿易；芒街地方的關稅收入，由1990年的113億盾到1996年1,000億盾，整整增加了近10倍。廣西農村的貧困人口也由1985年1,500萬人，到1999年降至169萬人。由南寧、昆明到海防、河內已有鐵公路直接相通，連接兩國間的陸路運輸網也四通八達。至於兩國間整體貿易的發展，1991年只有3,223萬美元，1992年即升至2.1億美元，此後逐年以倍數成長，到2009年已遽增至210.5億美元；兩國並期許2020年雙邊貿易額能擴張到250億美元。

2004年5月20日，越南總理潘文凱至中國訪問，期間向溫家寶總理提出合作建設「兩廊一圈」的建議。10月6-7日，溫總理訪問越南並於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明確提出，在兩國經貿合作委員會框架下成立專家小組，探討「兩廊一圈」發展的可行性問題。所謂兩廊是指昆明—海防、南寧—河內兩條走廊，一圈則指「環北部灣經濟圈」。就中國而言，這個計劃不但與廣東、廣西、雲南、海南四省及西部大開發相連結，還遠可與澳門、香港銜接；就越南而言，越北18個省市地區，將成為中國與東協諸國的經濟紐帶。中、越兩國都可以在交通網路逐漸完善的情況下，藉資源與市場之便，重建並優化自己的產業結構，並進而帶動大西南、華南、華東與北部彎區的經濟建設；實在是共創雙贏之舉。根據2010年的紀錄，屬於經濟走廊內的中國各重要省份如雲南、廣西，其國內生產總值已達20億美元，是全國平均水準的1.2-1.4倍；這完全與當初的規畫相當，預計2015年將達到45-50億美元，2020則達到100億美元。此外，中越關係正常化後，中國開始向越南提供經濟援助，藉優惠利率貸款、無償援助的經濟技術協定、免除債務等方式，提供金錢或技術協助其修建鐵路、氮肥廠、鋼廠、文化中心及發電廠。自1997年迄今，總計已不下數十億人民幣。

中國永遠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2005年9月3日，越南胡志明市《青年報》刊登了一篇《中國永遠是我們最大的敵人》的文章，文中言道：

某些越南人在談到中越關係的時候，總要重覆越中友好的調子，然而，歷史與現實非常明確的證明，越中友好的說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自欺之談。兩千年的交往，越南與中國之間，越南人民與中國人民之間，從來沒有過平等友好的關係。宋朝以前，越南一直被迫稱臣於中國，被漢人稱為南蠻之地，遭受長期的迫害和仇視。中國強盛時，中國人不斷派兵侵略越南，中國衰弱時，又假意求和安撫越南。至今越南的大片領土仍然被中國侵佔不還，他們不僅無任何歸還之意，還打起侵佔南沙群島的主意，是可忍孰不可忍。越中友好既沒有歷史根據，也沒有現實的基礎。向越南人民宣傳越中友好的觀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錯誤和混亂，不是導致人們思想麻醉，就是引起越南人對政府的不信任。

這一篇語帶激憤的文章，相當程度的反映了越南官方與部份人士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認知與立場。近半個世紀中越關係的糾葛，由密而疏、親而仇、友而敵、兄弟同志而至不共戴天，其原因中越兩國各有不同的角度與認知。1979年10月4日，越共發表白皮書《30年越中關係真相》，指責中共於抗法、抗美及全越解放時期三度背叛越南。即50年代中期，阻攔越南人民在抗法戰爭中取得完全的勝利，並分裂印支三國的人民。60年代初期，則為美國直接侵略越南鋪路，並間接鼓勵了「東京灣事件」的爆發。70年代則阻止越南人完全解放南方，專搞大國主義並以仇恨的眼光看待越南。此外，中共往往以援助為手段，對越南拉攏威脅雙管齊下：中共反對越共與美國和解，自己卻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

上述觀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1945-1980年的中國可算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但無論是抗法或抗美戰爭，中共都投入了極大資源與人力加以協助。姑不論對美作戰期間200億人民幣的耗損，奠邊府之役期間，越盟不但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得到了以韋國清為首的大批軍事顧問，他們遍佈於總司令部、各師、團甚至連級單位。這些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顧問，精通攻堅戰的各種戰術，為越軍提供訓練，使其能快速而熟練的掌握現代化武器和戰術。中國還向越盟提供了大量的馬克沁機槍和榴彈炮，構成一個堅強的空中防禦網，致使法軍空投部隊損失慘重，奠定了該次戰役勝利的基礎。戰後以胡志明為首的革命者，本想乘勝追擊統一越南並建立「印度支那聯邦」，此一願望則在《日內瓦協定》後完全破滅。中共當時認為法國雖然戰敗，但螳螂捕蠶，黃雀在後，美國正虎視眈眈的覬覦著越南，為免談判破裂、和議能順利進行，進而使北越政權於安穩中建立，故而採取勸告越方應自柬、寮撤軍的立場。越共則對這樣的思考與結果，歸咎於中國的「出賣」，以致犧牲了「印支人民的利益」。若以當時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而言，其實力應該也還沒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越方的求全責備是否太強人所難？

由於近20年的決絕，越南對中國的文化、外交、政治與其他相關研究，無論就深度、廣度、個案和面向都相對不足。其中越南中國研究所的《中國研究期刊》代表一股新興的言論力量；但就研究者而言，卻面臨了老成凋謝的困境。學術觀點不若政治語言激憤，越南學者主要的立論有二。傾向以「邊緣」、「小國」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崛起，並主張以中為師。偏重微觀的敘事，鮮有理論旨趣的討論；其中對歷史問題的耙梳，則以不整理、不研究、不評價的「三不」態度迴避之。面對中越經貿的發展，越南學者認為：「中國在越南的直接投資，無論項目、數量與金額，都無法與柬埔寨與緬甸相比。」因此，「越中表面上是要建立一個緊密的經貿夥伴關係，但實際上卻從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中越建交倏忽也已20年，越南與中國的革新開放，為兩國間關係的重建與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但要如何走出歷史的陰霾，避開政治的短視，以「四好」的精神出發，放眼長久共生的利益，真誠互信的默契是一道不易卻必須修習的功課。作為大國，當代中國未曾有亡人國、佔人地的紀錄；假設的「中國威脅論」則是倒果為因的污衊。作為主權國家的目標，本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也各憑本事。《孟子．梁惠王篇》曰：以小事大者以智；以大事小者以仁。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政治智慧，昭示我們量力而為的分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