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志士和祖國八年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改變近代中國命運的八年抗戰拉開了序幕。在祖國大陸抗日救亡的烽火硝煙中，台灣人民雖然被日本殖民統治了40餘年，並被日本統治者刻意與祖國隔絕，但台灣人民並未缺席，從淪陷區、國統區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從戰爭的最前沿，到後方的宣傳、醫療等戰線，祖國各地與各條戰線上均活躍著台籍志士的身影。他們為抗擊日本入侵，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歷經艱難險阻，飽受戰火的洗禮，甚或獻出寶貴的生命。在看似承平歲月的今天，回顧他們的事跡，將讓我們重新感受到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李友邦和台灣義勇隊

李友邦出身台北蘆洲望族，自幼就具有強烈的愛國民族意識，曾加入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參與抗日活動。1924年4月，李友邦來到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學習。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友邦深刻地體認到要使台灣革命成功，必須先爭取祖國抗戰的勝利，提出了「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口號。1939年，李友邦將居留京滬江浙閩等省的台灣青年組織起來，在浙江金華成立武裝組織台灣義勇隊。台灣義勇隊經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批准並給予番號，隸屬第三戰區指揮，在浙江沿海從事抗日工作，當時隊員共有184名，其中女性隊員29名。1942年夏，金華陷落，台灣義勇隊奉命由浙江轉移至福建，在龍巖設立指揮部，並以此作為抗日活動的基地。

利用隊員掌握日語和閩南語的優勢，台灣義勇隊展開了翻譯日軍資料，搜集日本情報，審訊和教育日軍俘虜等工作，並派人到前線，對敵軍從事反戰宣傳，通過日語和閩南語廣播、組織喊話隊、散發傳單等多種形式，瓦解敵人的鬥志。台灣義勇隊還發行《台灣先鋒》、《台灣青年》等刊物，號召台灣同胞參與抗日復台工作，在宣傳戰線進一步為祖國的抗戰事業服務。義勇隊大部分隊員都有醫學背景，於是醫務工作成為義勇隊的一項重要內容。義勇隊曾在浙江金華、衢州、蘭溪，福建建陽等地設立台灣醫院，以金華的台灣醫院為例，該院設有分工細緻、明確的11個科室，並隨時提供義務打預防針、對貧苦百姓送診等服務。為擴大醫療服務的範圍，金華台灣醫院在義烏縣義亭鎮、金華縣建頭塘設有分診所，並派有前線醫療隊和後方巡迴醫療隊各一支。該院的工業合作社藥品製造廠自己生產藥品，所產「健胃散」、「皮膚膏」等行銷頗廣，該院於是在金華城內交通要道設銷藥攤，專門推銷自製的藥品。對軍人、出征者家屬和貧苦百姓，台灣醫院一律免費就診，醫院經營以「夠本」為原則，如有收入，則全部用於革命事業。作為一個武裝組織，直接武力打擊敵人也是台灣義勇隊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1943年6月17日，台灣義勇隊聯合其他台籍抗日革命團體，組織行動隊，對廈門的日本海軍司令部投擲炸彈，轟炸聲震動廈門，對日軍造成相當大損失。

台灣義勇隊後來還附設「台灣少年團」，少年團由不滿十歲至十幾歲的少年組成，主要是義勇隊隊員的孩子。小團員們通過歌舞、戲劇、演講等方式，在後方從事抗日宣傳活動。應有關部門的請求，團員王正南還曾用日語對敵進行無線電廣播，黃月華則用閩南語對台胞廣播。台灣少年團的組織成立，不僅解除了義勇隊隊員們的後顧之憂，更為革命事業積蓄後繼力量。正如李友邦所說，這些少年兒童不僅是台灣革命的繼承者，還是新台灣的建設者，在他們的身上，寄托著台籍志士們的希望。

沙場殺敵的抗日勇士

正如台灣義勇隊的工作層面涉及前線、後方、敵後與淪陷區，參與祖國抗戰的台籍志士，在各條戰線上奉獻熱血青春。他們中有人服務於當時的軍界，在抗戰軍興後即走上戰爭的最前沿，在真正的炮火中浴血戰鬥。

新竹客家人鄒洪，父輩在日據初期曾參加抗日義軍，失敗後退隱田園。1919年，鄒洪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與陳誠、周至柔、羅卓英等為同期學員。抗戰爆發時，鄒洪任廣東省保安處長，兼任廣東省學校集訓總隊長。1938年11月廣州淪陷前夕，鄒洪率領5,000餘名大專學生，轉移至國統區，獲得蔣介石褒獎。1939年，鄒洪出任新編第二軍軍長，在北江、英德、翁源等地抵禦敵寇，並在蘆苞、四邑等戰役中大敗日軍。1943年，鄒洪擢升第35集團軍副總司令。1945年初，鄒洪再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當時鄒洪負責的區域戰火連天，人民流離失所，鄒洪忙於安頓流亡，終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未能親眼目睹即將到來的台灣光復。1954年，蔣介石下令在新竹中山公園建「鄒洪上將紀念碑」，以褒揚這位「常勝將軍」的卓越戰功。在其祖籍廣東，也有鄒洪紀念學校，表達了家鄉人們對他抗日事跡的永久緬懷。鄒洪七弟鄒滌之和八弟鄒清之，追隨鄒洪參加抗戰，當時為少將銜。

出身霧峰林家的林正亨，是國民黨元老林祖密的第五子。1937年抗戰爆發後，林正亨放棄一直喜歡的美術，棄畫從武，考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939年從軍校畢業後，林正亨被派往36軍軍部任見習官，次年1月，隨部隊赴廣西作戰，所屬部隊和日軍第五師團在崑崙關展開大戰，林正亨等人血戰四天四夜才衝出敵人的包圍圈。1944年，林正亨辭別待產的妻子，參加國民政府遠征軍，赴緬甸作戰。1945年春，林正亨在和日軍的肉搏戰中，以一對八，身負16處重傷，雖僥倖撿回一條性命，但雙手幾乎被砍斷，留下終生殘疾。不過林正亨對自己的遭遇並不過多介意，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的殘廢不算什麼，國家能獲得勝利、強盛，同胞能獲得光明自由，我個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

出生於新竹的黃國書，早年就因不滿日警對台灣人的壓迫，憤而潛回祖國大陸。先是以華僑子弟身份進入暨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並加入國民黨，後經由國民黨保薦，考入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炮專攻讀軍事，歸國後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團及炮兵學校任教。不久又奉命赴歐美考察，在法德兩國學習軍事，回國後，恰逢對日抗戰開始，黃國書出任獨立炮兵團長，由於作戰有功，屢次陞遷，至軍長職。八年抗戰期間，黃國書轉戰各地，在豫西會戰中，軍功尤其卓越，有「炮兵三傑」、「常勝將軍」之稱。

出生於台北縣的王民寧，和黃國書經歷較為相似。他於1922年來大陸，進入北京大學攻讀經濟，後赴日本，在日本士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回國後曾先後供職於國民政府直轄教導隊和工兵學校，抗戰爆發後，任工兵第五團團長，參加了歷次長沙戰役。抗戰勝利後，奉命參與台灣軍事接收工作。

情報戰線上的台人菁英

戰時的對敵情報工作，無疑是另一個短兵相接的戰場，和戰場上的直面相遇一樣，充滿危險。抗戰期間，不少台籍志士不顧自身安危，利用自身工作等做掩護，為祖國搜集情報。

國際問題研究所是戰時國民政府最為重要的情報機構，該所1939年正式成立於重慶，主要負責人為湖南人王芃生。國際問題研究所名義上隸屬於軍事委員會，實際上所有情報直接送交侍從室第六組。王芃生和雲林人李萬居是姻親，據國際問題研究所領導骨幹之一的潘世憲的回憶，西安事變後不久，王芃生自日本回國，在李萬居的介紹下，認識上海光華眼科醫院院長、台灣人張錫祺，在治療眼疾期間，又通過張的介紹，結識當時住在該院樓上、自辦華南通訊社的台人謝南光。在光華眼科醫院的病房裡，王芃生、李萬居、張錫祺、謝南光等人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情報，細心分析研究，判斷日本可能於7月上旬在華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5月15日，他們寫成了一份報告，由王芃生署名，經南京政府外交部轉交蔣介石。雖然這份報告未受到當局的重視，但王芃生仍將5月15日作為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紀念日」，以顯示對這一天的重視。抗戰軍興，王芃生奉命籌組國際問題研究所期間，即將李萬居、謝南光、以及張錫祺族弟張錫鈞拉進來一起工作，派他們分別負責廣州、香港和福建的佈置。1939年謝南光由香港回重慶，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室，日本反戰同盟的青山和夫（又叫林秀夫）配合謝的工作。香港的工作則由李萬居接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萬居出任粵港區辦事處少將主任。連橫之子連震東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1943年到重慶後應聘到國際問題研究所，任第一組主任，從事日本戰時經濟的研究，也對戰時情報工作頗多貢獻。

彰化人謝東閔原在廣州任教，廣州會戰開始後，所在學校內遷，謝東閔失去工作，並因其台灣人身份，廣州的治安單位多有疑忌。為避免無辜被捕，謝東閔只好避難香港，不久在港英當局的郵電檢查處謀得一份職位，負責檢查日人的郵電書刊。在郵電檢查處工作期間，謝東閔只要發現有價值的情報，就秘密抄下來，送給當時在香港的李萬居，由李萬居再循管道送交重慶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進行處理。

在淪陷之前，香港作為國際商埠，往來台、港間的台灣同胞不少，國民黨為發展抗日復台力量，曾派翁俊明、劉啟光等在香港秘密籌備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並以俊明醫院做掩護，一邊發展組織，一邊搜集情報。籌備處組訓科主任陳哲生則在香港的日文報社工作，伺機搜集情報資料，並發展組織。日本佔領香港後，翁俊明等人撤退到大陸後方，陳哲生堅持留港繼續潛伏，但被日人識破身份，遭到逮捕，被送回台灣後，陳哲生死於日人的嚴刑拷打。

中共領導下的台胞抗日活動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成為進步青年的心中聖地，不少台籍知識青年懷著對紅色中國的嚮往，穿越重重阻隔，來到陝甘寧、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從事各種抗日工作。還有部分台籍志士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在國統區或淪陷區進行秘密的抗日活動。

台南人楊誠自幼僑居印尼，1930年代回到祖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楊誠奔赴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會說流利的印尼語和英語，楊誠在延安主要承擔涉外工作，先後擔任歸國華僑救國聯合會主任和延安外語學院外語系黨支部書記。後擔任周恩來的翻譯，和軍調部的軍事翻譯，深得周恩來賞識。

出身台南貧家子弟的蔡嘯也是在愛國熱情的推動下，在1930年代回到祖國大陸，在廈門當學徒。抗戰爆發後，為了驅走日寇、光復台灣，蔡嘯投奔閩西南抗日游擊隊，在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領導下，多次參加戰鬥，積累了相關軍事經驗。後來蔡嘯調入新四軍，逐漸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和蔡嘯一樣在抗戰前就來到大陸從事革命運動，並於抗戰期間加入新四軍、八路軍的還有嘉義人張志忠和彰化人蔡孝乾。張志忠早年參加革命，在福建打游擊，後來北上抗日，抗戰後期，擔任新四軍團長。蔡孝乾是台共創始人之一，曾參加紅軍長征，抗戰期間擔任第十八集團軍敵工部部長。

除上述早期參加革命、戰時從大陸各地加入中共抗日隊伍的台灣青年外，還有更多台灣知識青年在中共抗日路線的號召下，從日本、台灣和大陸，輾轉來到延安以及其他各抗日根據地。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的台灣青年邱剛明，抗戰爆發後放棄學業，經華南來到陝甘寧邊區，後到大別山地區參加艱苦的抗日游擊戰爭。台南人董克，放棄了在菲律賓的優渥生活，瞞著家人輾轉來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一段時間後，在邊區從事新聞工作。台共創始人之一的翁澤生的妹妹馮志堅，抗戰期間從台灣經新加坡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後到哈爾濱參加審判戰俘的工作。

台南人林棟、高雄人楊美華、嘉義人林思平，他們都曾在日本著名大學學醫，畢業後又都放棄了相對優渥的生活環境，取道朝鮮等地，歷經坎坷，進入抗日邊區，對戰時邊區的醫療、醫藥工作，有突出貢獻。楊美華和林思平還曾利用懂日語的優勢，參加對日軍的宣傳工作。

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台灣總督府即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刻意切斷台灣人民和祖國大陸的聯繫，台籍志士要回祖國參加抗戰極為不易，上面提到的很多人都是繞道日本、朝鮮，極為艱難才能到達重慶、延安等地。為了避開日本的封鎖，前往抗日前沿，不少台灣青年只好尋求極為迂迴的方式，1938年5月正式開學的偽滿建國大學就成為這些台灣青年前往內地的一個選擇。建國大學一共辦了九屆，就讀的台灣學生30多名，因大多學生志在抗戰，真正畢業的僅有3人。1940年考入建國大學第三期的台灣青年呂芳魁（後改名李子秀），就讀期間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1942年和幾個同學一起離校，試圖前往抗日根據地，但被學校發現後攔阻下來。1943年呂芳魁被強徵入伍，但他並不放棄投奔紅色中國的希望，抗戰勝利前夕，他冒險從日本取道朝鮮回國，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歷盡艱難到達晉察冀邊區，擔任炮兵教官。在完成教學任務之外，多次到前線參加戰鬥，英勇殺敵。在一次訓練中，他意外觸雷，犧牲時年僅26歲。

台灣農民運動的領導人李偉光，和前面曾提到的上海光華眼科醫院院長張錫祺，都曾在上海利用各自開辦的偉光醫院和光華眼科醫院，作為中共地下黨的活動聯絡站，為秘密活動做掩護。1945年7月，張錫祺因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憲兵逮捕，經受嚴刑拷打，但他堅貞不屈，直到抗戰勝利後保釋出獄。李偉光、張錫祺，還有前面提到的眾多台籍志士，他們中很多人具有醫師身份，這是當時祖國大陸亟需的人才，他們對祖國抗戰的貢獻可以說是雙重的。

抗戰時期從世界各地和台灣前往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籍志士可能多達數萬人，他們中大多數人的事跡難以在本文一一提及，如丘念台在華南領導的東區服務隊，謝南光領導的台灣民族同盟會，張邦傑領導的台灣革命黨，李純青、宋斐如等在文化、新聞戰線的工作，黃朝琴等人在外交領域的工作，等等。這些台籍志士來到祖國參加抗日鬥爭，首先要放棄之前更為優渥的生活條件，並可能因其日本屬民的身份，在戰時祖國遭到誤解，而回國路上的艱辛，更是一般人難以想像。但他們仍義無反顧地來了，並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一切只因為在他們心中，充滿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祖國命運的深沉關懷，並對台灣與祖國之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人民取得八年抗戰的勝利，使中國終於從列強環伺的惡劣環境中解放出來，從此走出百年近代歷史的低谷，這雖有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但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努力，才是扭轉國勢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