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和格達費的悲劇下場
穆巴拉克和格達費的悲劇下場
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於去年11月底交出政權後,埃及革命在舉國一片歡騰聲中落幕;今年8月3日,83歲的他躺在籠子裡被抬著進入法庭,與兩個兒子一起接受審判。對這位在阿拉伯世界素有「強者」稱號人物的「籠審」,是標誌了這個具有悠久歷史與革命傳統古國的新氣象?抑或種下進一步分裂衝突的根源?埃及情勢的跌宕起伏,值得持續觀察。自3月19日美國與北約開始空襲利比亞以來,歷經5個多月的猛烈轟炸,格達費(Muammar Al-Qadhafi)以一國之力力抗列強與反對派,其韌性與耐力不但大出英、美、法諸國的預料。美國與北約一直以格達費的去職或死亡,作為停止轟炸與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即使格達費去職或死亡,利比亞的局勢與和平秩序,就能馬上好轉並建立嗎?
中國有句俗話:「馬上得天下易,馬上治天下難。」被史學家視為革命典範的法國大革命,自1789年7月爆發以降,期間160餘年在政體上歷經兩個帝國、五次共和的遞變,直到1958年戴高樂執政後方才穩定下來。俄國共產黨人於1917年11月7日,透過革命手段建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12月30日改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1991年12月26日旋告瓦解,為時不過70餘年;曾經為革命者嘔心瀝血所建構的共產社會與制度,亦隨著時代的轉輪而改弦更張。可見相較於僅只鬧鬧革命放言高論、殺人放火奪取政權,要真能坐穩位子立下些宏圖規制,並能行之久遠,有益民生,就確實不容易得多。期間若細細分析研究,觀點立論可不下千百多種,不過,歸根結蒂權力結構的穩固還是最基本的條件,這同時也是國家政治秩序與政局平穩確立之所繫。弔詭的是革命的徹底與否,雖未必與統治權力的穩固有必然關係;但一個不徹底、一場不完整的革命,則一定無法為平穩的政局及體制的改革帶來新作為。埃及在歷經了「不一樣的顏色革命」後,其所遭遇的困境正屬後者;而利比亞的未來至今雖依然難有定論,但即使進入後格達費時期,持續陷入分裂與戰爭的可能性仍然極高。
埃及軍方所面臨的新局勢
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是目前埃及社會中最具組織及影響力的兩股力量。在歷史糾葛與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兩者間的較勁走向與分合密度,對未來埃及的發展與文化生態,具有決定性的指標意義。
長期以來,埃及的政權並不是只掌握在穆巴拉克一個人的手上,在長達30年的統治期間,軍方是他權力來源的真正基礎,彼此之間更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共生結構。雖說在他領導的最後幾年裡,力圖培養兒子作為權力的繼承者並取得相當的成功;但就這項安排而言,軍方仍有不同的聲音,也未能取得徹底且一致的共識。當民眾以穆巴拉克過度的腐敗與獨裁統治為訴求,在解放廣場上展開了長期且大規模的反抗示威活動後,為避免社會秩序失控進而確保政權的穩固,軍方乃迫使他下台以平息民怨。美國在這整個過程中,則扮演了一個見風轉舵的狠角色。而民眾由悲壯喧囂、義憤填膺到舉國歡騰、興奮異常的革命激情,也最終在軍方的寧靜革命中,得到了暫時的紓解。最初,軍方未曾懷有將穆巴拉克送上法庭、進行審判的本意,故而還周全地安排他到莎爾梅謝克(Sharmel-Sheikh)的西奈度假區休養以至終老。爾後,由於要求審判獨裁者罪刑的示威活動,始終不曾間斷,做為過渡政府的軍方礙於民意壓力,不得不將他「繩之以法」。如今,他所承受的「籠審」羞辱,與其說是對國家罪人的清算,還不如說是一個犧牲者成了替罪的羔羊。穆巴拉克最終會被判處死刑嗎?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命題,當然,有來自各種不同階層且為數眾多的人,極希望看到他受審甚至公開處決,以示正義之伸張。然而,身為非洲與伊斯蘭世界具有指標性國家的埃及,穆巴拉克的領袖地位尤其具有象徵意義,一旦死刑確立,動見觀瞻,那日後還會有哪個統治者願輕易放棄權力?而穆巴拉克也還擁有不少的支持者與同情者,為此,埃及將極有可能陷入分裂的局面。其次,如果速審速決落得個像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1937.4.28-2006.12.30)般的下場,除了反映外力的介入、不同政治派系間的鬥爭外,於埃及的司法改革實也毫無助益,更不意味著埃及民主的春天會立刻到來。另一方面,軍方始終沒想把政治大權交給革命群眾;「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是由20-28名來自軍方高層官員所組成,這一個性質猶如過渡性議會的組織,成為事變後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負責運作整部國家機器。未來新政府不管由何種方式產生,軍方及其所代表的既有勢力,不可能也不會自權力結構中消失。
穆斯林兄弟會的新機遇
變天期間以來刻意保持低調的穆斯林兄弟會,原先為了維持過渡時期的社會穩定,故而與軍方尚能保持合作關係。但依恃著綿密又深入社會各階層的人際組織網絡,8月4日,終於在解放廣場上發動數萬人示威,公然提出要建埃及為一個伊斯蘭國家的訴求。傳統上軍方與美國的關係素來密切,代表的是受西方文明力量影響較深、掌握實際統治權力、意識上較傾向現實的一股世俗力量。而就埃及近代歷史的發展而言,無論在納瑟、沙達特或穆巴拉克執政期間,都曾對穆斯林兄弟會進行或多或少的襲剿,以遏止其勢力的膨脹。然而,自19世紀泛伊斯蘭主義運動崛起以來,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誠可以根深葉茂形容之。9月,埃及將迎來革命後的第一次議會選舉;12月,再舉行總統大選。以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動員能量,藉由選舉取得政治版圖上的優勢,已然是被各方預料中的結果。有鑒於該會對埃及人政治與生活的影響與時俱進,為了適應這種新局勢的變化,根據6月30日《人民網》、《中評社》的報導,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決定與穆斯林兄弟會建立正式的關係,並解除外交官與兄弟會會員接觸的禁令。7月6日,國務卿希拉蕊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新聞發佈會上,針對此一政策的轉變也做出了以下的聲明:「我相信,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面對目前正在改變的埃及政局,有必要接觸所有的和平黨派;有必要承諾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完成議會與總統選舉。」利益當前的美國人身段何其柔軟、話語又何其高調,日後美國又將以怎樣的身影遊走並介入埃及的政治?或許言之尚早,但眼下對埃及情勢的掌控肯定有不及之處,轉變政策乃不得不為也。
《人民網》7月28日發自開羅的消息指出,埃及目前猶如一個還未訂下遊戲規則的競技場,各方勢力都試圖卯足全力,在未來的政治版圖上搶佔先機。其中以穆斯林兄弟會為首的伊斯蘭主義者和以軍方所代表的世俗派,兩股力量角鬥的最為激烈。事實上,解放廣場上的示威活動依然時常上演,但政府卻採取放任的態度,致使暴力衝突不斷升高。這種無政府狀態是否要到總統大選完,塵埃落定後方止?根據埃及官方新聞網的報導,「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塔維(Ta-Wei)針對當前局勢的發展,7月27日在會見第三野戰軍將領們時表示:「一些外國勢力利用年輕人不諳世事的特點,慫恿他們不斷鬧事,以激化國內的矛盾、干涉埃及的內政,並試圖左右其演變,把埃及帶向更大的混亂和動盪。」
當美國向伊斯蘭兄弟會伸出友誼之手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一股制衡軍方的力量,已逐漸形成並得到美國的認可與支持?與此同時,在面對國家發展與民族強盛這個大願景下,能否成為開啟軍方與穆斯林兄弟會,攜手合作,共同對抗美國這個影武者的契機?革命走到這一步自然不能稱之為已經「結束」,只能算是漫長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開始。但無論如何,穆斯林兄弟會是這齣戲的最大贏家,未來歷史或許會告訴我們,不是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改變了埃及,而是穆斯林兄弟會以伊斯蘭元素賦予民主新生的力量。
「拿起武器,去戰鬥!」
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973號決議案,同意在利比亞設立禁航區。19日,法、英、美三國的軍隊就自空中、海上,分別襲擊利比亞;此舉不但嚴重違反了決議案旨在保護當地平民的精神,更溢出了決議案授權範圍外的行動。自3月至8月,美軍與北約對利比亞的轟炸幾無日不有,除摧毀防空設施、政府機構、軍事重地、電視台與村莊外,也造成成千上萬平民的傷亡,至於為逃避戰禍而流離失所的海上難民更與日俱增,並為義大利造成極大的壓力。僅以3月19日的轟炸為例,法國出動20架戰機進行數次空襲,英、美則則出動水面戰船或潛艦,對各項目標發射了112枚「戰斧」巡航導彈。美國與北約另一個對付利比亞的方式,就是全面加速武裝併合法化反對派的力量。英、法兩國不但向反抗軍提供武器與其他軍事援助,法國的軍事專家更直接參與指揮這支部隊的作戰。希拉蕊也公開宣稱,美國要將凍結的利比亞資金轉交給反抗軍使用;以美國為首的28個西方國家,更先後承認利比亞反叛組織「國家過度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的合法地位。面對西方多國部隊的圍剿, 6月22日格達費在國家電視台發表談話:「我們不害怕也不求苟且偷生,我們將堅持下去,這場反對西方十字軍的戰鬥,將一直持續到清算日止。」7月28日,反對派領袖武裝高級指揮官尤尼斯(Abdel- Fattah Younis)在「國家過度委員會」的詔令下自前線返回班加西(Benghazi),卻和隨行的兩名侍衛軍官遭射擊身亡,至今三人的屍體仍不知去向。尤尼斯原為利比亞的內政部長,為政府中的二號人物,是格達費最信任的官員與同僚;早在2月利比亞爆發抗議浪潮之際,他就投向了反對派陣營。毫無疑問地,他的死給西方國家帶來極大的難堪,也引發了一些媒體如法國的《費加羅報》、英國的《衛報》與《獨立報》,對參與戰爭並支持反對派政策的質疑與憂慮。尤其是英國,剛於前一日承認「國家過度委員會」為利比亞唯一合法政府,如今就迎來了「竟然連自己武裝部隊的指揮官都不能保護」的調侃,「這真是給英國人的一記響亮耳光」,格達費的發言人易卜拉辛(Moussa Ibrahim)如是說。
畢竟,曠日持久的戰爭對美國與北約參戰國的軍費支出,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況且,師老兵疲總是戰場上的大忌。因此,自8月以來北約對利比亞的打擊強度、首都的黎波里的轟炸密集程度,有愈發集中綿密且呈現上升的趨勢;而國際社會也增加了對格達費政權的制裁,並給反對派相對增多的經濟援助,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要趕快解決利比亞的問題。
18日以來,反對派在軍事上發起了所謂的「週末攻勢」,自東、南、西三面對的黎波里發動全面性攻勢,這使格達費陷於自3月開戰以來的最大困境。
根據8月20日北約公佈的最新戰報顯示,19日當天北約共出動了戰機130架次,在的黎波里附近炸毀了9處軍事設施、3個雷達、1套防空武器系統和1輛坦克,共計14個關鍵性目標,這也是為反對派減少抵抗力的一項配合行動。
在北約的協助下,反對派攻佔了距首都的黎波里以西60多公里的小城薩布拉塔、70公里的重鎮蘇爾曼、40公里的扎維耶以及南部的蓋爾揚市;其中扎維耶尤其是產油重地。這樣反對派不但控制了的黎波里與西部山區之間的交通要道,扎維耶城失守後,也使格達費政府從鄰國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獲取物資供給的路線也被切斷,致使的黎波里成為三面被圍的「孤島」。
20日晚間,反對派軍方發言人艾哈邁德‧巴尼(Ahmad Bani)表示:「已佔領了的黎波里的國際機場和一個軍火庫,首都市內暴發全面騷亂;今晚將是關鍵的一晚,今天將是格達費政權結束的開始」。不過,另據半島電視台援引利比亞國家電視台畫面的報導,「目前的黎波里一切平靜,政府軍仍分佈在全市各個角落並保持控制力。」
8月16日,隨著局勢的吃緊,格達費呼籲民眾「拿起武器,去戰鬥!從『叛徒』和北約手中一寸一寸解放利比亞。做好戰鬥準備,解放我們乾淨、美好的土地。」21日凌晨,他再次發表電視講話,要求利比亞民眾走出家門,共同抵抗北約和反對派部隊的進攻。
同時,他不但堅定地駁斥了將要逃離利比亞的流言,並指出這個流言只是要打擊我們士氣的一種宣傳;在使用了各種武器依然遭到失敗,他們現在只能散佈謊言發動心理戰。北約在利比亞殺害無辜、摧毀城市和基礎設施的目的,只是要掠奪我們的石油資源,反對派則是北約侵佔利比亞的幫兇。為了證明自己的電視講話不是錄音,格達費還特別點出其說話的時間:「8月21日星期天凌晨1點40分。」
「我們希望格達費回來」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格達費的力量在內外交逼的狀況下日漸衰弱,或許他的時日的確已不多。不過,後格達費時代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景象呢?
格達費經營利比亞40餘年,儘管60%的軍事基地已被北約摧毀,但他掌握的武器裝備,相較於反對派仍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因此,要作風強硬、不輕易言敗的他屈服,實非易事。但在美國與北約的干預下,他個人的實力卻也已無法完全決定利比亞的局勢;故而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存在正代表著一個分裂的利比亞的事實。此外,反對派雖聲稱要在8月這個齋戒月內,結束所有的戰鬥,但近半年多來戰事的僵持與尤尼斯的被暗殺,著實反映出其內部狀況的複雜性。
根據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李安山主任的看法,反對派是由五種不同的份子組成:一、被格達費解職的前利比亞政府高官,二、長期受到格達費忽略的東部部落力量,三、部分的中產階級,四、不滿格達費近年來親西方政策的極端伊斯蘭派系,五、因金融危機而受害的下層民眾;因此,這不是一個統一的集團,它的內部存在著激烈的權力鬥爭。尤尼斯的死至今仍是一個無解的謎,可為利比亞當前的混亂,提供了很好的註腳。
一種說法是,尤尼斯不是一個真正的叛逃者,故而死於反叛軍的間諜之手,這突顯了反對派間的內哄與對他的不信任。而曾與尤尼斯爭權的哈利法(Hifter Khalifa)上校,也被指控有謀殺嫌疑。但根據Mathaba.Net中的文章指出,東部小城德納(Derna)是「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聚集的重鎮,上個世紀90年代,尤尼斯曾對之施以殘酷的鎮壓,因此數位成立於2月17日的「殉教者敢死隊」(Martyr's Brigade)的成員,基於復仇而將「叛徒」殺害,這個存在於反對派內部的伊斯蘭激進民兵組織才是真正的兇手。不管哪一種理由為真,反對派陣營的分歧,既給高舉民主化與自由利比亞的西方國家一記當頭棒喝,也難以整合出一個能統籌各方勢力的中心。
8月12日,尤尼斯的兒子阿什拉夫(A-Shraf)在父親的追悼會上,對著群眾高喊「我們希望格達費回來!希望綠色國旗回來!」期望格達費能為混亂的國家再帶來穩定,這多少表達了班加西一部分人的真實情感與想法。
距北約9月底結束作戰計劃的期限,還剩不到40天時間,屆時利比亞會出現一個在北約認可下的聯合政府嗎?一個世俗的聯合政府能領導利比亞的穆斯林嗎?反對派中的激進民兵組織,裝備非常精良,但即使與政府軍作戰時,也常以保持自己的實力與內部安全為原則。他們對異教徒則滿心憤恨,並與蓋達(Al-Qaida)組織關係密切。法國總統薩科齊眼下正為利比亞政、叛雙方,想於下個月籌開巴黎會議,提供溝通平台,好協作出一個聯合政府的架構;另據《衛報》報導,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利比亞特使見證下,格達費與叛軍的代表也已在突尼斯傑爾巴島,會見研議相關聯合政府之事。不過,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這個目標的主要障礙卻來自格達費的兒子賽伊夫(Saifal Al-Islam Kadhafi)。他選擇站在伊斯蘭主義者這一邊;在和伊斯蘭重要部落與部會的領導人廣泛會談後,他告訴《紐約時報》:即使沒有格達費,利比亞應該也還是一個伊斯蘭國家。換言之,利比亞即使出現一個北約支持的世俗聯合政府,但還須時時得面對伊斯蘭本土運動與實力派的挑戰。
6月27日,非洲領袖於南非會談後發表公報,要求北約組織停止以格達費為目標的空襲。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也對格達費能不參加終結利比亞內戰衝突的談判,表示支持。納米比亞(Namibia)的國父努喬馬(Nujoma)更發出呼聲:「非洲必須在非盟的旗幟下站起來」,共同來譴責北約這個「破產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為。在未來相關非洲的國際議題上,非盟到底能扮演並要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也是一個可以觀察的方向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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