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土文化即中國文化

七月三十一日《自由時報》「台教會昨舉辦解構馬英九教育文化政策座談會，痛批馬英九傾中媚中去台灣化」報導，長榮大學莊萬壽胡言「四書是維護傳統、支撐統治者的立論，今高中必修四書，是開民主的倒車」，「如此與中國配合，建構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將台灣推向中國的懷抱。」南社鄭正煜亦妄言「馬英九執政後，教育部『九九課綱』，使國文科、歷史科教科書回到讀四書，強化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內容，欲以此去除台灣化，加強中國觀點。」

蓋中國文化悠久綿長，至先秦而百家爭鳴，儒、墨俱號顯學；迨乎漢世，設太學五經博士，儒家定於一尊，太史公司馬遷撰《史記》，已推崇孔子「可謂至聖矣！」五經者，樂經亡佚後之詩、書、易、禮、春秋也。簡言之，漢世之中央與地方政府，皆需是修習五經之優異俊秀太學生，始可躋身仕宦，經世致用，政統之上，更有道統也。

及漢末魏晉南北朝，朝代動盪更迭，人命生死無常，積極入世之儒家思想，有時而窮，至乎唐世，西土入乎中國之佛教，浸浸然遂以取代儒家，上自帝王公卿，下及億民百姓，莫不學佛「佞佛」矣。出家比丘高僧，被尊為「師」，喻之如「父」，頂禮膜拜，而儒學式微矣！

至北宋，實事求是之儒學，不能不取長於佛與道之言心言性，范仲淹開天下風氣之先，手抄《禮記》之《中庸》篇以勵關中儒者張載，《中庸》開宗明義即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張載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宋元學案》居首之胡安定、孫泰山等大儒，其學皆出范仲淹也。他則程明道伊川兄弟特重《禮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朱子注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豈非皆以儒家經典言心性哉？儒學由是在宋代而復興，重新超然佛老之上，號「理學」，即「新儒學」也。至南宋，一代大儒朱熹師承程氏，乃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為《四書》，為集注。自元世以迄明、清，《四書》之地位有如漢世之《五經》矣，道統寓焉，孔孟超越佛與道，再度成為中華文化之主流矣！

朱熹長期講學閩中，流風所及，閩地漳、泉、晉江之子弟，遂多為朱子之門人，號「閩學」，並隨閩人之東渡，而傳佈及於台灣。其後延平郡王鄭成功及其謀士陳永華於台南開科舉，立學校，以《四書》為教。《四書》儒學，遂成榛莽初辟的台灣本土文化之根源。今台南孔廟猶可見「全台首學」匾額焉。如是，實寓中華文化道統的台灣本土文化，便在台灣生根成長，雖經日本據台五十年之虐殺迫害於先，「皇民化」洗腦「去中國」於後，中華文化慧命相續，始終不絕。

如是，台灣中國一也，「台灣化」與「中國觀點」亦一也，莊萬壽、鄭正煜以台獨與「皇民化」妄圖割裂台灣而「去中國」，徒然突顯彼等對台灣歷史與文化之無知而已。在中華歷史洪流前，爾曹只有身與名俱滅，復何害中華文化江河之萬古長流邪？現代本是由傳統發展而來，沒有傳統的現代是無根之木，《四書》誠可謂「維護傳統」之重要經典了，維護了台灣文化之主體性，防止了台灣文化成為膚淺無根的文化，《四書》既是台灣最早之學問與教材，亦可謂最「本土」之文化教育根源了。台灣「本土」學術文化，由「閩學」亦即由《四書》來，則今高中之恢復必修《四書》，正是恢復台灣之本土學術文化而已，復「沙文」了何許人？「沙文」了日本對台灣之「皇民化」？或「沙文」了台獨之「去中國」嗎？

且莫論孟子之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或儒家所重「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等，千古垂訓，儒家人文之教，其精義厥在民本也。反而長榮大學是基督教長老會大學，是信奉《聖經》的。《聖經》產生於奴隸社會，千百年來成為支撐歐洲封建勢力「統治者」之宗教力量，難道不是「開民主的倒車」？真不知比起《四書》，究竟有何高明之處邪？莊萬壽無知於《四書》可以，卻不能無知於基督教或《聖經》是否在開「民主化的倒車」，並且在「維護歐洲傳統」、支撐歐洲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也。至於鄭正煜虛無於台獨，既無知於「台灣化」即「中國化」，亦無知於台灣之本土文化亦即中國文化，則其豈能知只有恢復台灣與大陸文化歷史關係的知識教育，如高中學生之恢復必修《四書》，才是真正強化「台灣化」？豈能顛倒扭曲必修《四書》為「去除台灣化」？鄭某之無知，值得一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