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萬水我獨行．茫茫大海何處尋？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千山萬水我獨行；藍海策略，另闢蹊徑　　　　　　　　　　　　　　－－美國著名詩人Robert Frost，1874—1963蘇格拉底對於像伯裡克利斯那樣的人也要看不起。……因為他只曉得國家是一個政治團體，他只從軍事、政治、經濟這一方面著想。他不曉得文化理想、教育政策是最能夠建設人的心靈的。（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1984/1999，台北：黎明公司。第45頁 ）

一、前 言：歷史定位要從時間的縱深和空間的全球文化發展的比較來觀察

政治家的歷史定位，不能從當時他的事功表現來衡量他的意義，必須把他的事功放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縱向與橫向的比較中，來詮釋它的意義。一個時代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時代的危機，需要偉大的思想家，看出其根本核心，再從文化方面培植根基以便療傷止痛。這就是方東美所謂的「崇本抑末」，文化是本，軍事、政治、經濟是末。所以，方東美常說：「近代20世紀的例子裡面，不是弱國亡國，而是強國亡國。」（《中國大乘佛學》，頁47） 強國的文化根本衰頹了，其亡國將是遲早的事。

馬英九在乎他的歷史定位，但很可惜他對中西方文化哲學沒有深邃的體認，更無高瞻遠矚的洞識。真正愛台灣的人，應該把台灣的文化根基建立起來，使台灣成為新時代中華文化的重鎮，融會中、西、印與回教四支文化後的人類新文化精神，具有Joseph S. Nye在2004年所創造的「巧實力」（smart power），可以吸引中國大陸和歐美等西方國家，例如今年1月14日選舉總統／副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過程之和平理性，即接近民主成熟國家的境界，對大陸同胞就有相當的吸引力。

然而，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看，馬英九任用一位擅長譁眾取寵，以批判時代文化為起家的龍應台，則為一大敗筆。龍應台對400年來中西文化的盛衰起伏過程，沒有基本的認識，早已從深層意識的西方世界觀來看待這個世界的變化，對中國文明缺乏敬意和膚淺的認識，在理念上已無助於扭轉時代文化的方向，談何容易歷史定位問題。馬英九又任用一位優秀的土木工程研究人員擔任教育部長，恐怕把教育問題看得過於簡約，而過度膨脹理工人才對教育和文化問題的解決能力，試問李遠哲對政治、文化、教育、兩岸關係等等問題的見解，又有那些能讓人啟發而有益於世道人心呢？馬英九用人之草率與膚淺或浮誇，於此可見一斑，將來何有什麼歷史地位可言？他不過是一位不懂做人之道、略通權謀之術而尚有好心腸的普通人物，因緣際會登上歷史舞台，有這麼個時代機遇伸伸拳腳，比劃比劃，隨波逐流，還自以為有那麼一點可憐的歷史地位，供他妄想把玩而已。

1991年蘇聯解體後，哈佛大學福山（Fukuyama）教授寫了一本書《歷史的終結》，意謂全球從此將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民主時代，社會主義將結束。哪裡想到20年後，《歷史的終結》被中國崛起的勢頭所否證。人類未來何去何從？2008年美國的金融海嘯和2011年歐洲的債務危機，更增加人類迷惘的想像。19世紀工業時代產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危機已然結束，知識經濟時代，生產過程中有形要素如資金、土地、工廠、機器等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而創新、品牌、和學習能力的重要性逐漸上升。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因有形資產而作的區分已無意義，這並非說馬克思主義已不值一顧，而是說將馬克思主義等一系列政治意識型態作為籠罩全國行動方向的意理已一去不復返了。

就在這個迷惘的時代，中國宣告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100年的願景，又在2011年10月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宣告「文化體制建設」，可見中共在這一迷惘的「黑暗時代」正在摸索一條「中國模式的道路」，以擺脫400年來西方文明「意識型態」霸權的宰制。

二、馬英九的歷史地位，要先掃瞄全球人類的共同問題，其次是兩岸的共同利益，最後是台灣的發展方向，才能觀察他的新內閣改組之所作所為是否有助於突破現狀，領先世界潮流。國雖小，其文化上的「巧實力」卻具有深厚而長遠的影響力。

從此次內閣改組的人事變動，吾人實在看不出馬英九的策略規劃，已經掃瞄到全球人類的共同問題，也看不出行政院長執行這些策略的決心，這主要是台灣選民長期以來成為國際孤兒的短視所造成的現象。為了取得政權，政客們不得不討好民意，習慣成自然，其思維慣性早就失去「領導民意」的雄心和魄力。雖有四年執政期，已難以給個性上「不敢為天下先」的馬英九突破現狀，為人類為兩岸同胞帶來和平統一的決心。沒有這個決心和毅力，也沒有文化理想突破400年來西方文化霸權的宰制，最後將再度成為西方文化霸權沒落中的棄嬰，也難以吸引或說服中國大陸同胞的向心力，只好逐步喪失籌碼，再度臣服於崛起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主義。

（一）全球人類的共同問題：

1.無極世界的非極化（nonpolarity）：資訊革命改變了1648年西伐利亞（Westphalia）條約確立主權國家的性質。「我們面對越來越多影響某國人民，卻主要或全部源自於其他國家的風險、威脅和挑戰……比方說金融危機、組織犯罪、大量移民、全球暖化，流行病與國際恐怖主義……最主要的難題之一是權力水平與垂直的擴散。我們身處的不是多極世界，而是個無極世界」（轉引自Joseph S. Nye，The Future Of Power，中譯本）這種無極世界改變了層級節制的官僚組織。網路溝通使組織內外關係和上下關係的界線日漸模糊，從hierarchy轉變為heterarchy，核心與邊緣的關係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不居的。有人在救災時，自以為是總統、院長、部長、或上將，在民意的壓力下，竟然無視專業的權威性，跑到第一線去救災，這種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作為，只反映了民粹主義的作風，非常要不得。無極化的世界，上下無常，誰是核心誰是邊緣，當事人必須隨時作出適當的判斷，「君子時中」知進也知退嘛！馬政府等一干人號稱博士者多矣！菁英份子自謂高人一等，與群眾心理脫節，難怪所作所為，老百姓沒有Fu，其來有自，行政執行力嚴重，後敘再補充。

2.宗教精神、哲學智慧、和藝術精神的全面衰退：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迷惘的時代，早在1973年，方東美演講《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就說過「今天這個時代，不只是宗教的精神衰退、哲學的智慧衰退，連藝術的精神也衰退，幾乎都到達了一種不可理解的程度。

197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災厄不斷、國勢衰弱的年代。水門事件、越戰失利、貿易赤字節節攀升。1974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2%，創下美國和平時期的歷史新高紀錄；1975年的失業率亦高達7.5%。福特總統兩次遭人行刺，幸未受傷。蘇聯揮師入侵阿富汗。美國感受到經濟、社會，甚至軍事力量都在相對衰退。美國資本主義的保守主義復興運動始於 1970年代，而1980年代的美英兩國又厲行新右派的政策，終於種下金融海嘯的危機及2011年歐債危機的擴大。

1991年蘇聯解體，有人以為「歷史終結」，20年後又被中國崛起所否證。當代全球經濟危機，突顯人類文化自20世紀以來科學主義過度膨脹與文化世俗化，物慾橫流，上帝死了（尼辨之語），精神上的虛無和彷徨，仰賴物質消費和性慾氾濫來填補空虛。在世俗化的潮流下，宗教精神的神聖性消失了；在邏輯實證論流行的衝擊下，形上哲學瓦解了，哲學智慧也消融了；而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的打擊，更使「無所為而為」的藝術精神為實用主義所替代。

《資本主義為什麼會自我崩潰？》（中谷巖，2010）未來10年可謂人類文化的轉型期，400年來西方工業主義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的盛行，舊典範日趨衰退無力，失去整合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的力量，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崛起與傳統中華文化的復甦，所形成的新典範，將重新整合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一新典範必須超越西方300年來的功利主義和100多年來的世俗文化，恢復宗教精神、藝術精神和哲學智慧，方有整合效力，否則新典範存在的活力必不長久，終將為另一新新典範所取代。深受西方舊典範根深柢固影響的龍應台，對於新典範的崛起可說毫無掃瞄的能力，對大陸的崛起也無信心，這種情況反映了馬英九的無知與執著。馬無知於中國文化精神，而執著於台灣本土發展的壓力，何有氣魄談什麼歷史地位呢？馬英九好好做完四年總統，不要再犯錯，過一個平庸無為的領導人即OK了，筆者最怕那種孜孜於歷史地位的人，看不清歷史方向，開大車闖大禍，結果害人害己。

3.科學主義的膨脹與危機：這個時代無人反對科學，但什麼叫科學？還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科學無能無力追求真理，頂多是追求「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百分之百正確的理論只是「重言反覆」的命題（tautological proposition），沒有否證性，那就不是科學命題或科學理論。20世紀的人類過度相信科學的能力，誤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就是科學主義（scientism），其膨脹的結果，十分危險。當然，國家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沒有科學的精神也不行。五四運動時代的科學觀，仍停留在牛頓物理學的典範，當代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又過度膨脹科學的作用，大學校長和從政人士理工背景太甚，多少也反應了對科學過度的膨脹。

人類文化的發展根源於求真求善求美求神聖的心靈要求，因而有科學、道德、藝術、宗教等的現象出現，四者均則社會正常發展，否則如歐洲中世紀宗教過度膨脹與20世紀科學過度膨脹，均非正常的社會發展。馬英九和胡錦濤／習近平等謀國者都必須有此相應的基本認識，否則談不上什麼歷史地位，不要像毛澤東晚年那樣胡搞亂搞，已經是對人類有益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