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要和謀士們關於對華政策的討論

去年8月，布希總統發表了1991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這份洋洋數萬言，以全球為對象，以按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一個國際新體系」為目標的戰略報告中，勾勒其對華政策基調的畫龍點睛之筆只有兩句話：「同中國進行磋商和接觸以免加劇庇護鎮壓的孤立狀態將是我們政策的主要特徵。在中國變革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同中國的聯繫一定要持續下去。」這兩句話雖稍嫌晦澀，卻不失為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綱」。此後美國政界朝野內外，凡對制定美國對華政策有參與和發言權的人物幾乎都紛紛出來發表了意見。其中包含的建議和點子大多已付緒實施，也有些尚屬一家之言還處於爭鳴階段，或暫時只起恫嚇作用還不到實際操作的時候。但不論屬於哪一類，我們都要認真研究，冷靜觀察，沉著應對。

「如果我們現在把中國大門關上，重回1972年以前的道路，實在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自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被平息，美國政府宣佈對中國制裁以來，一方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成了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另一方面，中國恢復了穩定和發展，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制裁併沒有達到搞垮社會主義中國的目的。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應確定怎樣的對華政策，是繼續制裁還是恢復同中國政府的接觸和交往，成了美國政界爭論的首要問題。

曾於70年代參與中美《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的起草，80年代出任美中商會會長的羅傑．沙利文以《丟棄中國這張牌》為題，在美國《外交》季刊1992年春季號上表達了在對華政策問題上被稱為鷹派的見解和主張。沙利文說：「如果美國要圍繞一種新的一致意見重新制定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人首先必須明白為什麼那個舊的一致意見會崩潰。原因並不是天安門廣場：如果說對於電視播放的暴力行為的強烈反感曾是摧毀那個國內一致意見的力量的話，那麼，天安門就只不過是一個警鐘，它使美國人警醒過來並提出他們的對華政策是否仍然明智的問題。」沙利文認為，真正的原因在於：「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崩潰，蘇聯的瓦解和華沙條約組織的解體使得原來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反蘇基礎沒有意義了。」所以他主張：美國「應該將增加聲譽的高層次政府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應當盡量設法使中國的現時領導人活得不自在」，甚至公然說，「我們可以勇敢而現實到」改變中國現政府，「支持中國出現一個負責的政府」。

美國傳統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政策分析員安德魯．Ｂ．布里克在該會出版的《背景材料》1991年11月15日刊中，以《美中政策：保持建設性的交往》為題，表達了對華政策問題上被稱為主流派的觀點。布里克指出：「隨著蘇聯地位下降、伊拉克戰敗和利比亞歸於沉寂，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目空一切地維護那些在美國人看來已經過時的、令人憎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喬治．布希是知道這點的」他還指出：「在國會正當關注的影響下，想要懲罰中國，甚至摒棄中國的傾向是很強烈的。這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自蘇聯自八月未遂政變以後中國的地緣戰略價值及其影響已經縮小，情況就更是如此了。任何把北京看作對待蘇聯冒險行為的抗衡力量的想法現在無疑是毫無意義的，就像它當初曾是令人深信不疑的一樣。」但是，布里克繼續說：「然而，這一切仍不能說明美國應該對北京採取敵視態度，甚至放棄與它打交道的努力。因此，布希應繼實行他與中國進行建設性交往的方針。」在布里克列舉的美國應繼續與中國打交道的理由中，他特別指出：「80年代曾使中國成為全世界共產黨國家中最為進步、最有希望的國家的那些改革並未倒退」，「保持中國改革道路的關鍵是與外部世界接觸，特別是與美國接觸。這就是布希得當地派遣詹姆斯．貝克國務卿本周前往北京的原因」。

與此同時，詹姆斯．貝克啟程赴北京前，在美國《外交》季刊1991年秋季號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在亞洲：正在出現的太平洋共同體結構》一文，權威性地解釋了美國為什麼要同中國接觸，他說：「這就是布希總統執行同人民共和國接觸的政策的原因。我們只有在保持向中國人說明我們有理由的能力的時候，才能最終解決我們同中國之間的問題。我們的議程是明擺著的，是中國人和美國人一目瞭然的。我們希望保護人權和促進自由。我們希望對付核武器和導彈擴散的威脅。我們希望進行有利於兩國和地區的自由和公平貿易。」「中國的國際作用涉及影響我們利益的範圍越來越廣的全球和地區問題：從人們所關心的導彈和核武器擴散到海灣危機中的合作，到解決地區衝突。這就突出強調了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繼續與中國接觸的必要性。我們最近就柬埔寨和平進程同中國合作，和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所取得的經驗表明，我們同中國接觸能產生結果。」

更為全面的解釋見之於美國現任駐華大使芮效儉今年4月3日在香港美國商會午餐會上的演講，題目是《瞬息萬變世界中之中美關係》。除布里克和貝克陳述的理由之外，芮效儉還特別補充強調「中國市埸不但富有吸引力，而且從策略方面而言十分重要，又是決定美國工業的未來的競爭市埸之一」，「歐洲共同體和日本正以積極進取的姿態從這一重要的市埸獲益。為了保持和擴大我們現有的陣地，我們必須認識到，進入中國市場是我們國家利益所在。」最後，他歸結說：「總而言之，讓我強調一句，除了一些經濟和戰略原因使我們必須與中國打交道外，我們在道義上也有一個強大而迫切的理由要保持關係，民主思想改變了各國，同樣地，變革終必將降臨中國」，「只要我們繼續和中國打交道，我們就可以對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起一點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總統尼克森發表的意見，他在其新著《掌握時機－－美國在單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中受到的挑戰》一文中告誡：「我們一定要瞭解，如果不是在1972年打開了中國門戶，讓中國人民接觸了外在世界，因而對民主自由繁榮富足滋生嚮往之心，根本就不會有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如果我們現在把中國大門關上，重回1972年以前的道路，實在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應有別於對付蘇聯的「遏制與孤立」的冷戰政策，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也是行之有效的」。

沙利文說：「在1989-1991年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崩潰之前，幾乎沒有人懷疑指導華盛頓的對華政策的兩個關鍵的設想：第一、共產黨政權不能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或被推翻；第二，中國的共產黨政府牢牢掌握著控制權，並且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東歐和蘇聯的事態發展對動搖這些設想比天安門屠殺起了更多得多的作用。」「政府的論調已經從尼克森的國務卿、向中國開放的設計師亨利．基辛吉所長期鼓吹的立場轉移開來，基辛吉鼓吹的立場是：美國必須按現狀接受中國並與之打交道。現在布希採取了一個聽起來較為強硬的方案，它把中國現政權描繪成一個時代錯誤，並且認為美國必須支持它的改變。」「不管在策略上有多大的差別，國會和政府應該在這樣一個共同的戰略目標上達成一致意見：結束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見《丟棄中國這張牌》）。

布里克對此是這樣說的：「從漢城到新加坡的各國政府及工商業者所看到的現象正是美國人認識得比較遲緩的一點，具體地講，中國現在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格局：經濟是80年代的經濟，政治還是四○年代的政治。……」《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詹姆斯．格雷戈寫道：「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但黨不想讓任何人有機會彼此承認各自在想些什麼」。被摧毀的條件已經具備。每個人正在想的是：除非中國共產黨急劇地改變路線，否則它就會被它在十年前釋放出來的那些力量所摧毀，事實正在迅速地證明，改革後的共產主義正是共產主義的後階段。」「中國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證據，它證明有兩種方法可以使集權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垮台，一個辦法－－美國對莫斯科及其衛星國使用的辦法－－就是長達40年的進行遏制與孤立的鬥爭。但是，冷戰不一定是唯一的辦法。「和平演變」也是行之有效的。中國在過去十年對外部世界的開放已經使這個國家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發展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如果幸運的話，它就不會倒退。」那麼布里克依據什麼斷言「和平演變」對中國是「行之有效的」呢？其主要依據是：「十年前北京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東部沿海省份獲得了自由，這些省份現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堡壘，而它們的成功明顯有賴於外國投資、私營企業和出口」；「十年前，中國80%以上的生產資料由國家直接擁有。今天，不到一半的生產資料由國家控制，而這一部分正是效率低得多的那一半。個體企業家、合資企業和面向市場的合作企業控制了其餘的生產資料。今年，蓬勃發展的私營部門幾乎佔去中國大約3,050億美元的國民收入的70%，私人企業的這一水平與中國或義大利的水平相同」：「從鞋襪到玩具、到塑膠製品，從陶瓷到玻璃製品，中國經濟發展勢頭差不多百分之百都來自其經濟中非國營的那50%。」（見《美中關係：保持建設性的交往》）

關於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可行性，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也作了論證。他在香港談中美關係的演講中宣稱：「有人說我們需要在利潤和人權之間選擇其一。其實，並不需要作這選擇。正如布希總統所說：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發明一種方法，可以一方面輸入世界的商品和服務，同時又可以在碼頭上阻止外國觀念登陸。我們的商人不會把自己的民主理想留在碼頭上。他們的存在，就足以推動我們大家都贊成的那種開放向前發展。」（見《瞬息萬變世界中之中美關係》）

尼克森在他的新著《掌握時機－－美國在單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中受到的挑戰》中，集中論述了美國應如何使中國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為了使中國和平演變，在政治經濟上有長足進步，美國應該在幾方面努力」：第一、美國必須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第二、美國要促成中國大陸在政治上和平演變；第三、如果中國在地緣政治上表現得不負責任，美國一定要讓北京當局付出代價；第四、美國必須提升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為什麼「必須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呢？這是由於：「在北京的經濟改革政策之下，私營企業已具雛形，並逐漸向國營事業提出挑戰」，「假如美國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可以鞏固私營企業的地盤，並進一步向國營企業蠶食鯨吞，漸漸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要強化經濟改革派人士在北京的地位，才能在經改之後出現政治改革」。怎樣才能「促成中國大陸在政治上和平演變」呢？尼克森強調：「促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行策略，就是鼓勵北京繼續推動經改，並且在政治上保持接觸」。緊接著，尼克森還特別指出：「而且我們一定要瞭解，這項策略要奏效必須等待長久時日，千萬急不得」，因為，「改革並非一蹴可就，而且經緯萬端錯綜複雜，我們不能給北京當局太大壓力，而是要給予合宜壓力，並且壓力不能斷斷續續，必須長久恆長。……把制裁當作討價還價籌碼，比真正付諸實行還會有更大功效。」尼克森主張提升台灣國際政治地位的理由，則是「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這與「使中國和平演變」的深層次聯繫是：「中國三分之二人口是1949年『革命』之後才出生的，這一批人會給中國帶來改變，他們沒有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剝削、日本佔領及國共兩黨內戰的記憶，他們頭腦中所想的就是要繁榮與成功，他們不僅嚮往西方國家，也被香港和台灣深深吸引」。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布里克在其《美中政策：建設性的交往》中設計了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總體方案，並稱之為「確立『建設性美中政策』的框架」。該框架的主要內容，包括：「無條件地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繼續推動中國取消貿易壁壘」，「加強對北京施壓迫使它停止向美國出口中國監獄製造的產品」，「恢復美國國防部門同中國軍方領導的高級接觸」；「增加同中國的政府間接觸，尤其是同各省政府領導人的接觸」；「增派駐外商務官員和駐外代表官員並以擴大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和各領事館的商務處」；「重申以往作出的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關係中將保護台灣中華民國的利益的保證」；「繼續在影響美中關係的種種人權問題上對北京施加壓力」等等。

－－在布里克的上述政策框架中，有以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為什麼要「無條件地繼續給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布里克說：「在所有的經濟關係中，沒有一項像最惠國待遇那樣名不副實。它不提供任何優惠，更談不上提供「最大」的優惠。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對進入美國的中國產品給於同美國給於其他約180個國家（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和許多其他令人討厭的國家）一樣的待遇，停止給於大陸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幾乎不會刺痛北京年邁的領導人們。然而，這倒會傷害那個國家的改革者，並使香港受到沉重打擊。」對此，美國其他政界要人都作了相同的說明，例如：芮效儉的說法是：「不給最惠國待遇或者附加一些使中美貿易無法進行的條件，會損害美國利益，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打擊中國主張市場導向及現代化的人士，削弱香港，以及墮入那些反對民主和經濟改革的人的圈套裡，對美國來說只有百害而無一利。」（見《瞬息萬變世界中之中美關係》）尼克松的說法是：「取消最惠國待遇，會使北京保守強硬派人士開時代倒車。許多權勢在國營事業裡，隨時在等著看笑話，要看私營企業全面崩潰，如果西方國家不經意地摧毀中國大陸新興私營企業，那正合他們心意。取消最惠國待遇會傷害到在中國投資的美國資本家。但是最嚴重的則是會動搖中國政府及共產黨中支持改革的勢力。」（見《掌握時機－－美國在單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中受到的挑戰》）貝克的說法是：「我們認為保持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是重要的。最惠國地位一直是我們雙邊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催化劑。也是8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全面發展而達到每年超過一千億美元的一個重要催化劑。最惠國地位也促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面向市場的部份，－－廣東省的面向市場部分現在超過了國營部分。這種接觸已導致中國沿海省份同香港、台灣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見《美國在亞洲：正在出現的太平洋共同體結構》）沙利文的說法是「通過繼續提供最惠國待遇，美國就可以加強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的中國南方的力量、介紹新思潮並削弱共產黨體制。這就是使北京領導人惶恐不安的『和平演變』。」（見《丟棄中國這張牌》）

－－關於「恢復美國國防部門同中國軍方領導的高級接觸」，布里克是這樣考慮的：「恢復這些聯繫，特別是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一級的聯繫，可能會使美國能在阻止中國對阿爾及利亞、伊朗、巴基斯坦和敘利亞轉讓軍事技術方面發揮一定的影響」。更深層次的理由則是因為，「有重要的證據表明，1989年北京發生的血腥鎮壓已經使人民解放軍內部出現深深的裂隙。毛澤東時代以意識形態為動力的老軍人與較年輕的、受過較好教育的軍官之間出現代溝，後者想使人民解放軍成為現代化的專業軍隊，因為軍隊可能證明在決定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華盛頓現在應該改變其防務政策，以便更好觀察事態發展。」

－－關於美國政府應增加「尤其是同各省政府領導人的接觸」，布里克在論述了「中國各省的和平演變」後說：「地方經濟的輝煌發展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面貌。隨著富裕的亞洲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的內地聯成一體，北京對經濟的控制迅速削弱了。香港美國商會沃倫．威廉斯說：「中國領導人對國內所有比較大的企業，無論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都仍然保持著影響。但是，真正的商務上的決定－－商業成功的要素－－是由當地一級和省一級做出的。指導經濟的權力正是在這個層次日益形成。」「最近一位中國工商業家在廣東參加討論時說：『老頭子們在財政上受到各省的壓力，要他們繼續進行經濟改革計劃。地方政府和黨的領導人都注意聽北京有什麼最新的流言蜚語，但是在制定政策時卻是看沿海的。這正是說明中國當今政治的關鍵』」。據台灣《聯合報》1992年3月26日刊登的一篇發自華盛頓的題為《李潔明：對中共政策轉趨攻勢》的報導，這位前任美國駐華大使、現任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李潔明說：在中國，「40-60歲的領導階層正逐漸興起，他們遍佈於各個部門，沒有抗日及國共內戰的經驗，多具工程背景，接觸過外面的世界，故想法較為務實。」所以，「保持並加強與華南、沿海各省及中生代領導階層的接觸，將是美國今後發展對中共關係的重點。」

－－關於擴大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和各領事館的商務處的理由，布里克是這樣說的，「因為此類人員的增加將有助於觀察中國各省的經濟變化，提高華盛頓在北京共產黨權力中心以外的地區促進資本主義和經濟增長的能力。」

－－關於重申美國「將保護台灣中華民國的利益的保證」的必要性，布里克這樣說：「自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一百海里寬的台灣海峽兩岸商業聯繫的發展，大陸和台灣越來越多地方聯結一起，雙方的關係已漸漸趨熱」，「然而，兩個政府互不承認對方。事實上，北京繼續保留著使用武力奪取灣的權力。」布希總統的權威說法是：「我們的目標之一是創造一種種環境，使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越過台灣海峽行建設性的、和平的相互交流。」（見1991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這種「建設性的、和平的相互交流」內涵，1991年11月15日《紐約時報》週刊文章《從經濟共生走向和平演變》是這樣揭示的：「通過貿易和投資，台灣企業家在大陸所從事的事實是意義重大的。他們是不自覺的「資本主義第五縱隊」，正和其他來自西方、日本、南韓和香港的投資者聯手，一步一步拆毀共產黨過去40年在經濟上建立的一個准自足系統。」「赴大陸探親旅遊的台灣人民，如果也有類似的傾向，不但能夠增進民族情感，也有助於『和平演變』的實現。對中共『和平演變』的最終目的是要使共產黨在經濟變質中解體。」

－－關於「把對香港未來的責任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組成部分」的重要性，布里克說：「美國實際上已取代英國成為在香港影響最突出的國家」，香港「在許多方面已經變成了美國的一個經濟與文化的前哨基地。」尼克松講得更透徹，他說：「香港是中國大陸走向市場經濟的一盞明燈，我們要加速中國和平演變，卻做出會傷害香港的事情，這是不合邏輯的。香港對中國的指引作用不能被減低，尤其是香港正值97年大限，更必須強化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見『掌握時機－－美國在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中受到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正在醞釀通過《美國－香港關係法》，企圖明目張膽地干涉中國內政。據路透社華盛頓今年5月7日報導：「這項法案表明，美國在1997年之後將繼續支持香港的民主化，同時表明，主權的過渡必須保證人權。它還說，美國應該設法擴大貿易關係，在經濟和貿易問題上繼續把香港作為一塊單獨的領土來對待。」

據台灣《聯合報》1991年12月7日報導，李潔明曾於當月5日晚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舉辦的「中國結」研討會上表示，「他對於香港對廣東及台灣對福建的影響，留有深刻的印象。現在大陸沿海地區與內陸經濟差距極大，已經對中共的政權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加上民心的向背，他懷疑中共教條式的『四個堅持』是否堅持得了十年。李潔明並特別以中文表達『和平演變』這四個字，他說，中國政府不喜歡這四個字，但他不認為『和平演變』這個字眼不好，他表示：我們提供獎學金給中國學生，邀請政府官員來美國訪問等作法，就是要『和平演變』中國大陸。」據紐約《世界日報》同月6日報導，李潔明還在該研討會上「聲稱美有能力履行對台灣承諾」，說大陸「任何提及用武的威脅，都是癡人說夢」，「那是放空炮」。而台灣方面對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謀略以及台灣在其中應起的作用，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的。據《聯合報》今年5月8日報導：在同來訪的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李登輝表示，「中國大陸應該（和平）轉變」，他強調：「如何促使中共在穩定中（和平）轉變，這我們是要努力的。」

－－關於「繼續在影響美中關係的種種人權問題上對北京施加壓力」，布里克在他的文章中說：「布希政府應該從本周貝克的訪問開始，在外交的最高級別上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

－－布希政府正是這樣做的：貝克1991年11月15日訪華，布希1991年12月31日會晤出席聯合國首腦會議的李鵬總理，美國國務卿坎特1992年5月6日訪華，沒有一次他們不重提「人權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坎特此次訪華恰在美國洛杉磯事件剛發生之後，據法國新聞媒介報導，幾乎在同時間：一方面，布希在白宮發表電視講話時公開承認，由於洛杉磯發生種族衝突和暴力事件，美國政府在世界面前感到「處境難堪」；另一方面，坎特在北京對新聞記者們宣稱，儘管「洛杉磯騷亂暴露了美國的人權問題」，但是，「人權今後仍然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原載《當代思潮》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