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在往回走？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最近發表米夏埃爾．施蒂默爾寫的一篇社論，題為《歷史在往回走》，全文如下：

1990年慶祝冷戰的結束像慶祝世界上邪惡的結束一樣。即新的世界秩序是否將是一種新的世界混亂。

一切根源是蘇聯帝國的崩潰，以及在這之後它內部的崩潰。東部和東南部的這些國家、民族以及潛在的實力和經濟力量如何重新組合，將出現怎樣的政治幾何學，最終是出現以民主和市場為特徵的穩定呢，還是出現以邊界倒塌的不安全國家為特徵的不穩定？所有這些還都沒有定論。事情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西方，它不能誤以為悲劇正在結束，而要懂得，歷史正在有力地往回走。

西方世界在40年之久的時期裡對外把威懾和緩和，對內把增加財富和實現福利政府視為歷史的終點，而現在則處於一種沒有先例、沒有制度和沒有保證的形勢下。如果說歷史在往回走，那麼這不是因為舉行了雞尾酒會，而是由於國家的變革，由於各國人民的覺醒和帝國的崩潰。

蘇聯的結束不僅動搖了在1945年雅爾達會議和1949年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形成的世界秩序，而且大俄羅斯國也在解體，而這個國家在彼得大帝取得軍事勝利、攫取波羅的海帝國以及向南作戰略推進以後，從來就不知道對自己作長期的限制。他的繼承人在1945年靠火箭炮和坦克作為勝者打到了易北河邊，1979年靠直升飛機和榴彈炮作為佔領者到了興都庫什山，沙皇沒有做成的權力夢，在他們後繼人手中成了現實。在40多年的時期裡守衛著達達尼爾海峽、北角和易北河的西方，看到了地球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的自我摧毀。

但是，與此同時，1919年的那些國家的外部邊界和內部平衡卻失去了控制，這使得未來變得無法預料和無法把握了。當時為了結束一切戰爭而在戰後簽訂了凡爾賽條約、特里亞農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這是為了使和平變得持久，但卻是徒勞的。歐洲對於實現各族人民自決和建立民族國家來說，證明太狹小了。可是，經歷了戰爭之間的時期和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被蘇聯坦克席捲、在這以後受斯大林的地方長官管束的各族人民，現在有了想起自身的自由。

因此，現在的情況是，從波斯灣直至亞得里亞海的奧斯曼人的遺產以及從加利西亞直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多瑙王國的遺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爭議。海灣危機和南斯拉夫的瓦解使人們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伊拉克從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以及從協約國的協定和英國的石油利益中誕生的。當時的南斯拉夫是泛斯拉夫的浪漫主義、美國的政治學以及法國對遏制德國和奧地利的興趣所帶來的結果。老的處方，19世紀歐洲各強國的協調以及20世紀世界核大國的兩極狀態甚至都不能增加一點穩定。

現在匈牙利不僅想起了1919九年它在南部、東部和北部失去的孩子們，而且也想起了特里亞農和平所帶來的刀痕。摩爾多瓦共和國的戰鬥要歸因於20世紀開始前很久俄國人和土耳其人爭奪多瑙河河口的戰鬥。再往南，在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對立的地方，一些部族從墳墓裡站了起來，他們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曾一再被鄰近的大國用火與劍所鎮壓。現在他們看到有機會在可靠的邊界內恢復自己本來的樣子了。

可是，民主和自決權目前帶來的後果是，現在可以痛苦地感覺到一切矛盾，與之相聯繫的還有貧困、落後、優秀份子的被消滅以及國家文明的缺乏。

在40年之久的時期裡，那裡流行這樣一句冷酷的話，即應當由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屍體。在社會工程師們的美好新世界裡，過去的事情、時代和歷史都會被說成是不合理的殘留物。歷史學家們對自己存在的用處提出了問題，而得到的往往是機會主義的回答。現在的情況是，歷史在進行報復了。任何東西都沒有結束，一切都被保留了下來，並且在繼續起作用。

冷戰時各國之間的敵友模式不適用了。又可以塑造國際安全了，而且它也需要得到塑造。歷史的返回使一切東西運動起來了。法國哲學家和政論家雷蒙．阿隆說過，在這種時期，對未來的啟示是不可能在政府的秘密案卷中找到的，而是要從過程、從各國人民的文化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