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二二八」從政治還給歷史

前 言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的66週年，今年2月18日則是許壽裳先生遇害65週年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已經平反了，除了各地方的二二八紀念館外，還設置了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每年2月28日也定為國訂假日以資紀念。但，二二八的真相和背景仍有重重政治忌諱，而諱莫若深。前年，郝柏村質疑教科書中殺害民眾二萬人的紀錄，和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死亡補償相差太遠，而引起軒然大波，後由國史館出面定調維持二萬人的紀錄，以平息風波。

二二八之所以平反，當是定性二二八事件為貪官污吏，官逼民反，而殘酷鎮壓。

我們不否認光復初期的貪污腐敗，我們也不否認劉雨卿部隊登陸後的濫捕濫殺。但經過了歷史的沈澱，我們卻發現，推動戰後台灣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人物中，好些都是陳儀當年邀請來台的人才。例如，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嚴家淦、孫運璇、汪彝定，對台灣的「經濟奇跡」都有卓著的貢獻。任顯群後雖遭白色恐怖入獄而無所發揮，但他開創的「愛國獎券」，在台灣困難時期對財政的貢獻亦不可抹煞。在50、60年代推動台灣民主的朱文伯、沈雲龍，也都是隨陳儀來台者；更有協助李萬居創刊《公論報》推動台灣民主運動擔任總編輯的鄭士鎔，還是追隨陳儀來台的機要秘書；中央通訊社的葉明勳，後曾擔任世新大學董事長，也是隨陳儀來台。後來，擔任台大哲學系教授的許恪士、范壽康也是陳儀網羅來台者，還有教育家蘇雪林、錢歌川、台靜農教授，也是隨陳儀來台者。另外，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及台灣經濟叢刊的周憲文也是隨陳儀來台，後淡出政治，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而有如此鉅大的貢獻。

這些人是「貪官污吏」？這些人的清廉、品格、能力都經過了歷史的考驗而有一定的定論。這至少證明了陳儀率領來台的光復團隊，有貪官污吏也有不是貪官污吏。

因此，要研究二二八和光復初期貪污腐敗的現象，也必須一分為二。又何以這些清廉的才幹之士，在光復初期不能力挽貪污腐敗的狂瀾，而任由民變的爆發，造成歷史的悲劇，這更是我們研究二二八歷史所要追究的問題。

還有一位受陳儀之邀來台，在二二八後的第二年遇害慘死的許壽裳。

許壽裳何許人也，為什麼陳儀要力邀他來台參加光復重建的團隊。

許壽裳與魯迅、蔡元培、章太炎

許壽裳（1883-1948），字季茀，浙江紹興人，卒業於杭州求是書院。1902年，以官費赴日留學，入弘文學院，結識同鄉魯迅，遂成終身摯友；1904年，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院，在學期間擔任《浙江潮》編務，鼓吹革命，加入光復會（1904）又加入同盟會。

1908年畢業。在高師期間旁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注》課程，並結識蔡元培。在留日期間還結識了陳儀。

1909年，許壽裳學畢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後，魯迅亦返國，同校同事。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任教育總長，聘許壽裳和魯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遷都北京後，許壽裳任教育部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奉蔡元培之命起草《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主張「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1〕。並代蔡元培起草《新教育意見》。

1914年，許壽裳還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1917年，任江西省教育廳長，開風氣之先，除學校教育外，注重社會教育，設立博物館和民眾圖書館。

1920年，返教育部任編審，1922年，任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924年，辭校長；1926年，又被聘回教授兼教務長，旋即又辭職。3月18日，發生槍殺學生慘案，許壽裳和魯迅聲援學生，而被段祺瑞政府列入通緝犯。

逃離北京後，1927年，魯迅受聘為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許壽裳則為文學系教授，然4月15日，蔣介石清黨，廣州大逮捕，魯迅和許壽裳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而辭職。

1927年9月，定都南京，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許壽裳被邀任職大學院。後，大學院取消，蔡元培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許壽裳亦改任中研院幹事兼文書主任，協助蔡元培，對中研院的創建和規劃貢獻良多。中研院任內，楊銓（杏佛）被刺身亡。

1934年，許壽裳辭中研院職，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

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軍興，北平各大學撤往後方合併，成立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被聘為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1938年，遷漢中改名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兼法商學院院長，因教育部長陳立夫質疑其政治立場，憤辭院長，專職史學系教授。1939年，受鄒海濱（魯）校長邀請，故再辭西北聯大，前往雲南任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1940年，應成都私立協合大學邀請以講座教授身份前往執教。1941年，辭協合大學，赴重慶任國民政府考試院簡任秘書。

許壽裳不但是教育行政的長才，是參與民國以來中國教育的奠基工作者，且精通日、英文，學識淵博，思想開明，尤其賦有革命的正義感，不與權勢妥協，堅持自己的立場原則。

台灣光復，百廢待興。1946年5月2日，許壽裳獲老友陳儀來自台灣的密電謂，「欲促進台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注2〕請其前往主持。

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

5月27日，許壽裳覆陳儀信謂：「尊函敬悉。計劃的宏大，指示的周詳，惟有感佩。編譯館事繁責重，弟雖自知力薄，不敢不勉效駑駘，……又這事以求才為先，所以擬先邀專家二、三人相助為理，名單容面呈，俟核定後，即行電邀，余或可就地取材。」〔注3〕

此外，許壽裳到任後，1946年7月28日日記還載：「公洽（陳儀）謂希望編一部中國通史，份量不要多，須令學生精讀，其餘之史變成演義，使人瀏覽。國文亦須選百篇，為代表作，令學生精讀。」〔注4〕

許壽裳到台灣擔任編譯館館長，從無到有，一手策劃籌建工作，編譯館的任務為何，許世瑛在《父親許壽裳生活雜憶》中說：

「事過境遷，今天回顧起來，對為什麼要設立編譯館恐怕都會有疑問，但在當時，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後剛剛回歸祖國，有其特殊性，對此父親有他的認識和設想。他認為：『編譯館的要旨，不外一方面要使台胞普遍的獲得精神食糧，充分的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因為台灣的教育雖稱普及，可是過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對於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台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本館的使命就要供應這種需要的讀物。另一方面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來開創我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為此父親設想：『根據上述的兩項要旨，本館的工作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翻譯、台灣研究四組。』」〔注5〕

關於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翻譯、台灣研究他特別聘請了程璟、鄒謙、李霽野、楊雲萍為組長。其中楊雲萍為日據時期的台灣作家，編譯館撤銷後，由許壽裳的極力推薦，轉任台大歷史系教授，開拓了戰後台灣史課程和研究，另外，還邀請和網羅了李何林、謝似顏、戴君仁、林本、章銳初、馬孝焱、喬大壯、袁聖時。一時間，台灣文化教育界的實力倍增。

為了實現編譯館的宗旨，還發行了《光覆文庫》、《台灣學報》、《台灣研究叢刊》。並親撰《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列入《光覆文庫》第一冊，說明中、日文法的轉換。並在《光覆文庫》編印的旨趣中說：

「台灣省編譯館是為了要普遍地供應本省同胞一種精神食糧，使他們能夠充分地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而成立的。所以除了編印中小學教科書以外，還要編選許多社會讀物來供應本省的一般民眾（包括中小學教師、大中學學生、公務員以及家庭婦女、農工商各界在內），使他們對於祖國的文化、主義、國策、政令等一切必須的實用的知識，明白瞭解，這就是本館現在編印的《光覆文庫》的旨趣。

為什麼要用『光復』兩字呢？這次台胞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是多麼一件可紀念的事啊！所以用《光覆文庫》這名詞來編選介紹祖國的和國際的一切有價值有趣味的新知識，也有著很深的令人警惕和興奮的意義在。

又因為重在充實本省同胞的知識，所以本文庫所編選的範圍非常廣泛，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方面都有，可以選印的就選印，無法選印的就重新編著，文字力求淺顯，字數不求繁多，定價務必低廉，現在本文庫第一期的書已在出版，以後第二第三期也要陸續編印，使它成為全省民眾所愛讀，所能購買，而完成它的任務。」〔注6〕

受許壽裳極力推薦，稱許為「恩人」的楊雲萍，在《許季茀先生的追憶》文中說：

「許先生來台負責籌備的，是『編譯館』，不是『文獻委員會』。編譯館裡雖然有台灣研究組，但沒有傳纂修《台灣省通志》的計劃，更不是為《通志》而設。我們計劃研究台灣的先史、歷史、社會、民俗以及原住民的文化，和校刊、影印有關台灣的希見資料。其他有，學校教本組、社會讀物組和名著翻譯組。當時，編譯館的目標很大、很高，計劃不僅僅為台灣一地方編輯、翻譯，或作研究，而是要為整個中國。例如編出來的學校教本，是計劃要供全國採用的。

許館長和長官公署當局，認為台灣的條件好，環境安定，人才亦多（來台的專家不少），各種印刷的設備和技術也比大陸內地進步。曾預定台灣總督府的二樓作編譯館之用，可知道其規模之大（現在，或有人不相信）。這些事情，曇花一現，現在知道的人已經不多。可是，後來的人們，一定會給與一鄭重的評價。」〔注7〕

任陳儀機要秘書而與許壽裳有所接觸的鄭士鎔在《悼念許壽裳先生》回憶說：

「至台灣，先生主持編譯館務，煞費苦心，嘗謂應盡最大努力，羅致國內專家，開拓台省編譯工作。未及一年，經先生之銳意擘劃，所譯西文名著，已有《莪默詩譯》（波斯，莪默），《我的學校生活》（舊俄，亞克沙科夫），《鳥與獸》（英，哈德生），《四季隨筆》（英，吉辛）等書。對台灣研究方面，先生計劃編譯《過去日人在台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台灣昆蟲志》、《高山族語言集成》、《台灣先史時代之研究》、《台灣民俗研究》、《台灣通志》、《台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小琉球漫志》等書，且已分聘專家，著手譯述。復編《光覆文庫》，第一期書目中有《台灣三百年史》、《劉銘傳與台灣》、《中國通史論》、《中國發明史略》、《三民主義淺說》、《魯迅及其阿Ｑ正傳》等；先生且自為《文庫》寫就《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以期有助於台胞之學習語文。倘使環境許可，以先生之工作精神，領導編譯人員，必能為台灣甚至中國之學術文化，多所貢獻。後因台灣省府改組，編譯館奉令撤銷，先生遂轉入台灣大學，重度教授生涯。」〔注8〕

可見，許壽裳以近65歲的暮年來台，不但不是為了「貪污腐化」，而是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抱著「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理想，把在大陸政治環境下不得一展的長才，到台灣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二二八事件與許壽裳之死

二二八事件，許壽裳人在台北親身經歷，在日記中，他留下紀錄，摘要如下：

「廿八日（星五），下午赴館途中聞槍聲甚多，至館見館門已閉，對面之永安堂、間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毀，賴子清送便當，館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

一日（星六），晨六時搭交通車回，子清來。得培元信。

二日（星期），雨。梓屏來，仰秋來。葆方來信，一粟信。子清來。

三日（星一），雨。得海文片，知仰秋昨日歸途被擊數拳。信公洽問局勢，托授謙轉。

四日（星二），雨。

五日（星三），雨。往公署欲見公洽，以客多未得見，晤沈仲九。民政處函詢山地教科書編撰情形。

六日（星四），雨。信范允藏得覆。知銳初亦同乘中興輪晚到，即派車至館問訊，旋從季谷處接到，相見忻然即邀其弟鈍初、甥周渭清三人來同住。至公署知公洽客仍甚多，晤張用中，樓文釗。淺井惠倫，國分直一來慰問，以茶點、香?見贈。銳初帶來家中給瑛書一包，朱文叔致館書信。

七日（星五），小雨陰。季谷來，同車至公署見公洽，訪允臧，訪仰秋，訪乃藩未得晤，見其夫人。

八日（星六），終日大雨。夜十時後，開槍聲甚密。偕銳初訪仰秋又偕至館。我理髮。訪汪培元，為作片紹介於陳禮節。

九日（星期）晴。台北到軍隊，知局勢漸平。」〔注9〕

軍隊把局勢平定後，開始逮捕涉嫌者，編譯館亦有人員被捕，許壽裳一本初衷挺身救援，致函警備司令柯遠芬謂：「本館編審張常惺、劉世模，於三月二十八日為貴司令部第二處傳去問訊，已歷三日，查張、劉二君夙患胃病，尚請轉知主管部分早日訊明開釋，不勝企盼。」〔注10〕並親自驅車前往，把他們保釋出來。

但身為教育家，許壽裳對二二八事件另有看法，在致王澤民的信函（4月2日）中，他說：

「忽奉教言，猥以台省事變，遠承存問，良感厚誼。此次變故，純係奸人有計劃暴動，與普通民變?殊。溯其遠因，當系受日本侵略教育之遺毒太深，語文隔閡，祖國文化，懵無所知。近因則系昔日為日寇徵用之浪人流氓，悉被遣回，彼輩素無國家觀念，慣於搗亂，益以日人暗中策動，以致肇此巨變，其愚可憫，其悖可誅。當日情狀，即京滬大報所記所論，亦未詳確，茲已漸次明瞭。此後治本之方，端在教育。弟忝司編譯，自維力薄，亦惟有盡其在我而已。」〔注11〕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4月23日，報載，發佈魏道明將任台灣省主席的消息。24日，許壽裳即「以辭呈面交公洽，不肯受」〔注12〕。但5月15日，許壽裳即接受了台大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聘書。〔注13〕

果然，5月17日，「《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可以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於台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注14〕

6月25日，許壽裳日記又載：

「來台整整一年矣，籌辦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注15〕

編譯館為何遭撤銷，袁珂在《悼憶許壽裳師》中說：

「後來大家分析，不外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許師是魯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傾嫌疑，所邀來館工作的職員，含左傾進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霽野等；二是所編教本或讀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變後，本館有張、劉兩位同事以共黨嫌疑被捕（說他們是事變的策劃者），許館長知其無辜，親自坐車去將他們從警備司令部保釋出來。」〔注16〕

陳儀離台後，編譯館遭撤銷，許壽裳避往台大，但仍逃不了被殺害的命運，竊盜殺人的嫌犯雖繩之於法，但真相如何，仍疑雲重重，議論紛紛。許壽裳案遂與楊杏佛、李公僕、聞一多一般成了千古懸案。

直到《魯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一期刊出張啟宗《許壽裳先生在台被害五十年記》，引述了前國民黨軍統重要幹部，戰犯釋放的沈醉說法：「此案曾有所聞，據說是蔣經國指使魏道明、彭孟緝等人搞的。高萬敘系受人利用，而行兇則非有兩三人不可。顯然這是先用蒙汗藥麻醉悶倒，然後再用刀的。屍體手足鬆弛而面容無異常，這說明是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受害的。然而，當特務為滅口而再殺人時，高萬敘即成為『替罪羊』了。」〔注17〕

〔注1〕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紹興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許壽裳紀念集》，頁214，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一版。 〔注2〕同〔注1〕，頁234。 〔注3〕同〔注1〕，頁266-267。 〔注4〕黃英哲等編校，《許壽裳日記》，頁782，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 〔注5〕同〔注1〕頁23。 〔注6〕倪墨炎，陳九英編《許壽裳文集》，頁564-565，百家出版社，2003年5月，上海。 〔注7〕同〔注1〕，頁117。 〔注8〕同〔注1〕，頁128-129。 〔注9〕同〔注4〕，頁800-801。 〔注10〕彭小妍等編校《許壽裳書簡集》，頁939，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11月，台北。 〔注11〕同〔注10〕，頁945。 〔注12〕同〔注4〕，頁805。 〔注13〕同〔注4〕，頁806。 〔注14〕同〔注4〕，頁806。 〔注15〕同〔注4〕，頁810。 〔注16〕同〔注4〕，頁61。 〔注17〕馬會芹編《回望魯迅，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頁9，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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