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
俞力工
近代社會，每當一個國家出現不同政治實體爭奪統治權（如國共），或者每當一個政治實體意圖建立新國家（如90年代的巴爾幹地區）之時，便涉及到國際承認問題。對處於內戰狀態的國家而言，國際承認涉及的是承認哪個交戰團體為代表全國的中央政府；對新國家而言，涉及到是否承認它具備建國的條件。兩種國際承認雖然性質略有不同，但國際社會確有一個公認的評價標準，即被承認方是否獨立自主，或說，是否不具有傀儡身份的嫌疑。
當然，這種客觀、合理的評價標準經常會受到強權政治的影響。譬如，撤退台、澎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自保能力薄弱，卻能夠憑藉外力的影響將國際承認維持到1971年；巴爾幹地區的波士尼亞與科索沃，雖然也不具備獨立自主、自我保護的能力，卻能夠在北約組織的庇護下，取得西方主要國家的國際承認。
對被承認方而言，維護本身政權的存在，固然是最優先考慮，而其先天性的弱點便是要受外力的支配和擺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命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系列事件，諸如美國戰後單方面將釣魚島劃入琉球托管區的範圍；1952年不顧中國的利益與日本締結《舊金山和約》並埋下「台灣地位未定」的伏筆；以及，1971年正式將該島嶼的管轄權移交日本；還有，美國為了執行「聯中制蘇」的政策，1979年初與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外交關係；最近的事例則是，數天前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國務卿薛瑞福對台灣當局提出的一系列「最高指示」或警告，要求台灣當局不要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大陸合作以至於給美日同盟「添亂」。
上述諸多事例明顯地貫穿了一條紅線，即作為「保護國」的美國，時時會忽略甚至踐踏被保護方的主權與利益。對這種先天性的無奈，卻在台灣產生了不同的反應，或說構成了兩種截然不同政治文化：一種是對自己的不自主與所面對的屈辱感到痛心疾首；另一種則是唯唯是諾卻又揚言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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