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華府：永遠糾纏的交往與對立

前 言

要將華府與北京之關係交待清楚，是件不太可能的任務，如果一定要將「兩強（G2）（2010年華府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首提出）之關係說清楚，講明白既然不可能，那就只好用一句繞口令的方式來說了，即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既有「交往」也常「對立」，而且是長長久久，很可能永遠存在。其所致此，原因不一，將此狀況弄清楚是一個巨大工程。

從1979年元旦，中美有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這一「共生關係」就一直成為雙方和平共存之金科玉律。一時間就將冷戰期間美國對抗中共之「圍堵政策」的這個「堵」字給廢了，僅留下「圍」字。另外則將「交往」這個詞帶了進來，於是將containment（圍堵）中之con部分留下，再將engagement（交往）之gagement 留下，就成了新字congagement，譯成中文就成了「交往與對立」了。

雙方為維持這一局面，遂有此「共生」關係，不是中美兩強偏愛此種狀態，而是情不得已，別無選擇。雙方意識型態迥異，然而也可以一面抨擊對方缺少人權，又可大筆投資對方，完全從孔方兄之立場定國策，雙方都有需要對方的時候，也都有批判對方之機會。「共生關係」是如此之微妙，其因就在實踐「現實主義」這個字，因為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

煽動「對立」多於「交往」之書刊

中美建交的頭十餘年，雙方關係十足緊張，民間亦火上加油。對亞太地區有興趣之美台學者，則頻頻出書著文。將北京作為潛在敵人。這可從一些專書中看出端倪，如一名為《中國威脅》的書令人側目，因為這題目翻成中文就成了「威脅」而原文是「上升」（Rise），按本書原作者為 William Oberholt，原名The Rises of China :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並無「威脅」一詞。

中文書名一變而為《中國威脅：中國一旦覺醒，天下震動》，由智庫文化於1995年出版。假如僅看原文本，則此書旨在評析中國將如何利用經濟力量走向強國之道。而中文本卻以「威脅」兩字代替「升起」，意義大不同，此譯本多少對惡化兩岸關係起了些作用。

而另一本書《即將到來之中美衝突》也有此種作用，原名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作者為白禮博與孟儒（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中文本1997年由麥田出版。

本書當年在台北大賣。當道高層認為此書有許多抨擊北京之說法。為報復1996年台灣危機，同時鞏固國人對北京之敵意，乃動用資源，強力推銷。不明真相讀者也因此書有了似是而非之看法。

兩位作者均為資深記者，孟儒還多次來台，曾參加淡大舉辦之國際會議，他們為文之目的就是賺稿費，是以用字遣詞均具煽動性。當年卻為當道之御用學者大肆宣揚；聲稱他倆是學者。雖然孟儒曾一度在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聞記者。

另外一本《台灣擋得住共軍三天嗎？》，書名同樣「醒目」，2000年由旗品文化出版，作者林朱進，上校退役。自上述幾本中外書籍來看，中美關係當然不對盤。而台灣應與華府並肩對抗中共，可說在這段時期，中美間矛盾相當多，磨合期特別長。

這種曠日費時之磨合期所以存在，主要在幾個因素：不同之歷史背景、不同之意識型態、與不同之國際使命感。這些因素最終使得雙方於建交36年來只能和平共存，互探底線。

兩強文化歷史之相異

中美在思維上有著極大不同，北京奉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華府則秉持資本主義理念。更大的不同是雙方各具極為特別之文化傳統。就中國而言，自1841年鴉片戰爭後，歷經多年持續不斷之列強入侵，最終更以庚子賠款終結這一長串經年累月之羞辱。雖然民國成立，清廷不再，然而跟著而來之軍閥割據、中日抗戰、國共內戰，中國人歷經百餘年之戰亂，導致民窮財盡。再經過韓戰之用兵，中國老百姓可說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毛澤東上台後，三反五反、大躍進、大煉鋼、人民公社等各種運動不斷，各類鬥爭頻仍。1966年又帶來十年之久的文革。這一浩劫更將大陸人民置於歷史最殘酷之水深火熱中。毛死後，四人幫瓦解，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經濟，而有了今日之成就。

換句話說，中國從鴉片戰爭迄今已160多年，從一個無與倫比的衰敗、封建、落後之國家，一變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發展仍然以7%左右上升中，成為人類歷史一頁得未曾有之篇章。當人們豐衣足食後，自然就要爭取國家地位，而民族優越感也就從而誕生。於是就有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法。

事實上中國之上升升是既成事實，而當前之國力亦非昔日吳下阿蒙。有了經濟及軍事之實力，就會在國際間以大哥大之姿態出現，這是自然發展的。在有多少錢就有多少影響力之現實國際社會中，中國自然地成為東亞之雄。於是讓其他大國如美、日有壓迫感。

在這現實環境下，中國自然成為美國之頭號假想敵。雙方不可能成為哥兒們，然而又不能動刀動槍。冷戰期間之圍堵政策也建築不起來。只好採取「交往政策」，尼克森總統於1967年因其在美國權威期刊《外交事務》上為文暢談與中國建交之必要。其中心思想，並不在乎要交往，而是為了利用北京平衡莫斯科在冷戰期間之份量及擴張。然而在此後，中美則重在交往，這也成了今日雙方來往之重要基石。也透露美國當代外交政策就建基於現實主義基礎上。

不尋常的美國國情

美國僅有240年之歷史，其外交理念卻是相當複雜的。美國標榜其本身是一個和平、人道之國家，然而卻每每在歷史長河中既不全然和平，在人道上也或有缺失。

事實上美國1776年建國時，僅有美東13州。而今擁有50州，其中或有金錢購買，如阿拉斯加，或合併而得，如夏威夷，而大多數卻是靠武力，戰敗了英、西、法等殖民國家，而得到他們在北美之殖民地，使其成為美國國土。

美國獨立前，英國新教教徒為逃避英國國教之歧視移民新大陸，他們即堅信到達一個位居高崗上之城堡，林肯更堅信他們是上帝之選民，優秀且與其他族群不一樣，而有了例外主義之想法。由此一理念而產生之想法就是美國人因與他國人不一樣，可以作自己之主人，不需考慮他國人士想法。例如門羅總統（1817-1825）宣佈之「門羅主義」就是將加勒比海當作美國之後園池塘。

此外，雷根1983年下令進軍格瑞納達島國。兩天之入侵，據華府公告是為保護美僑，事實是該島新領導人傾左。而1989年老布希派軍入侵巴拿馬15天，在這一代號「正義」名義下，抓了總統諾瑞加。這不過幾個小例子而已。

與歐洲列強相比，清末美國對華傷害較少較輕，然而心理上對中國卻從未有一絲尊重之意。最明顯例子是19世紀中葉後自廣東、福建來美移工之悲慘命運，受盡了污辱、虐待、殺傷。1871年於石泉發生之屠殺案即為一例。1882年，美國國會不顧人道精神通過了唯一一個不公平之對待移工之法案──「排華法案」。

對先人們輕視與傷害華人移工之事，時至今日，僅由國會兩院先後於2011年及2012年通過法案向華人社會道歉，道歉來自民意而非行政機關，其道歉是否有誠意，再顯明不過了。

二次大戰期間，中美並肩抗日，然而卻在1945年2月之雅爾達會議上，被小羅斯福出賣了，外蒙古就在這樣子情形下失去了。從歷史上可看出美國一向輕視中國及中國人，今天中國與山姆大叔平起平坐。這一新的經驗，美國人心態上自然不可能接受。

在如此心態下，美國雖不得不與中國在舞台上共演一齣戲，卻仍對中國百般提防。

正因如此，就有「假朋友」一詞出現。這是北京清大閻學通教授所提，仔細想想，在某種程度上，中美確有「假朋友」味道。然而雙方關係過於複雜且多面向，形容中美之間的關係，「假朋友」一詞也未能全然到位。

美國對華政策之衝擊點

由於美國在短短25年（1990-2015）中就碰到中國天翻地覆的改變，從一個引為制衡蘇聯之工具，忽而成了今天擺在自家面前之大石頭，一時心裡上還未準備好，所以在與北京應對時，情緒上仍難掌握。我提出1990這個年份是有所本的，原因是1989年有「六四事件」，中美關係面臨空前大考驗，北京等於成了國際間拒絕往來戶。一時間本已有意投資大陸者，也多退資觀察。這一年的意義在於此時中國因為國際資金退潮而影響到經濟建設。若從這一年算算，到今天就有25年，這一改變在人類進步史上鮮有人比擬，美國人民在此短短25年中必須調整心態，方能有效整理出對華政策。

目前在現實環境下，迫使山姆大叔訂出此一既「交往」又「對立」之政策，是面對當前問題而思及的治標政策。在中美這一「均勢」形態下，也只好將北京暫訂為「假朋友」了。

華府擬定其對華政策時，必然會撞擊到一些障礙，有些障礙可以移走，有些是自然存在，誰也無法去除。讓我們一起來觀察。

首先美國每四年一次之總統大選是中美關係上一大考驗，經常是事過後風平浪靜。因每遇大選，不拘誰是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均會扮成上帝的使者，大力抨擊北京的人權及缺乏言論自由。每一個美國人應有要嚴厲對付北京才是王道的想法。然而一旦這位在野人士當了總統，其政策務必要滿足現實上的條件，在國務院的導引下，再將前朝之北京政策拿來己用，頂多作點修改。

第二個意識型態的問題必較麻煩。遠在1950年至文革期間，大陸人幾乎均將「美帝」當作「人民公敵第一號」，雖然沈大偉教授（David Shambaugh）將「美帝」譯成Beautiful Imperialist然而在這段時間，中國人卻從未將「美帝」看成Beautiful的朋友。

中美36年前建交後，中國人不再視美國為帝國主義了。忙著學習作一個會賺錢的人，共產主義放在一旁，先把資本主義「秘技」學會再說。也不再認為需要再向外輸出共產主義了。

回頭看華府方面則非如此單純，這是因為美國文化建立在白人之優越歷史地位。他們既是「上帝之選民」，站在「高崗上」。更有「天賦使命」，所以在國際事務上是不會缺席，更以世界領袖自居。

此一思維將理念與行動結為一體，作為一個領導世界者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與平等。也就因為這個原因，美國對他國內政常說三道四，還可能出兵干涉他國內政。不過也會遷就現實，將理念暫放一邊，先來段現實主義的歌唱唱。如2013年及2014年埃及及泰國均有政變，美國雖一直反對軍事政變，卻因支持兩國之軍人有利美國之影響力，也就樂觀其成。

美國今日對華政策，也是基於現實之需擬定，華府與北京得以相安無事（無大事）就因雙方均瞭解擁抱現實的重要。

第三項則是府院鬥爭。白宮及國會不合，時有所見。2015年共和黨是兩院多數黨，50州州長中，共和黨有36州，是真正的朝小野大。聯邦政府獨撐大局勢必影響其國內、外政策之制定。利益集團、遊說團體及各方勢力亦會通過共和黨向歐巴馬施以壓力，在這樣的一個不平衡政局中，歐巴馬擬定中國政策時，不得不多少顧及到共和黨人之想法。

持續與修正美對華政策之特質

尼克森1971年採行開放中國政策後，美國對華政策之基石就是「一中原則」，至今仍是華府奉行不背之鐵律。然而這一「持續」有43年

之久的政策，施行時就有了「修正」的行動，於是「持續與修正」就成為這段將近半個世紀之美國國策之精神所在。

有一實例可說明「一中原則」不會修正，2015年元旦雙橡園升旗事件就是「持續」之表象，台北如果想就此一探華府底線，恐怕很難成功，本文將在下章詳實分析此事件之始末。

「持續」之原則，不但中美緊緊守住，還生怕台北方面為探底線而將華府拖下水。這「一中原則」不但是底線，也是上線。換句話說，只要看不到任何有關衝撞「一中原則」之行動，華府會盡量予台北以方便，在可預見之近期，這一原則恐將繼續存在。

再明白不過的是台北方面可不這麼想，總在研究如何來次突擊或突破，例如四年前，我外交部通知各駐外代表處將諸代表之名片上，以大使代替代表，這一點北京未正式抗議，私下則有不少抱怨，認為台北為此證明他們是大使只是表面原因，事實就是要在國際間將台北國家地位顯出來。不過北京迄今未作任何反制行動。可以說是對台北之一個善意。

至於CHANGE（修正），此字可譯為「改變」，筆者認為「修正」字義較溫和。「改變」這個字有菱有角，不太適合在外交事務上應用，就這一點而言，美國在這36年中，確實於對台政策上作了不少修正。

最明顯的是我駐華府代表處已從馬里蘭州搬回華府，另外我駐美代表處也增加了會所數目，重要是我駐美代表處也改了名字，才有了代表性。林林總總的各項修正，均彰顯我在美之地位有所增重，然而終不能探試這「一中原則」之底線。

「修正」有無上線？答案不存在。只好視之如謎底了。台北對每次「修正」均不可太過樂觀，認為下一步就可衝破「一中原則」。昔日陳水扁幕僚建議──「烽火外交」，瞎撞之結果，烽火燒到自己。對台北來講，絕不可予世人以「麻煩製造者」觀感，更不可以為那一位美國領導對我特別友善，就可達陣突破「一中原則」之防線，更不可不時製造困境。

展望中美關係：爭霸或共存

「爭霸或共存」，看似矛盾，其實可和平共存。因為爭霸之結果必定兩敗俱傷，如今戰爭太可怕，就是不用核武，而以傳統武器為之，也會造成雙方不可忍受之痛。

對雙方而言，爭霸不是誰想爭霸，或是誰不想爭霸。對大多數地緣政治戰略家而言，爭霸一事是不可能避得開的。當某一個國家已是全球霸主，那就不可能讓另一個國家來作霸主，而全力捍衛此一固有權利。

而另一個新興大國，當其經軍實力已可與老霸主一較長短時，則也不可能摸摸鼻子，逕自走開。這是環境逼出來的，也是自然生態。任何一方如公開說絕不想稱霸，事實上正在準備如何提高自己實力，令對方不要妄想，自己好來當霸主。

在如此之國際政治生態中，為了現實之考慮，雙方爭而不鬥就成為至上之理。這是現實之考慮。雙方間自會有間歇性爭執，如貿易爭議就是一例，而這類問題較易解決。

麻煩的是長期性爭執，如台海問題，南海問題等。2015年年初出版之Time（《時代》）列出了新一年10件敏感又有危機之大事。其中也將台海問題列入。由此可見這一問題已不僅限於台海一地，而是地區性大事了。

儘管這篇文章相當令人側目，然而在現實環境考驗下，中美雙方均不會在台海製造特大號風暴。美方應放棄幻想，認為大陸可能發生顏色革命，或如埃及之茉莉花革命。也不應妄想，有實力阻擋大陸經濟之再增長。更不可以為大陸在2015年之 GDP 低於7%之增長，就會重傷到中國。

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rine Albright）就認為「交往」並不是施與而是在現實中的一項機會。確實是如此，交往不是妥協，更不是施惠，而是不得不選擇的唯一可行性方式。然而在交往過程中，仍有令人擔心的碰撞，雖然不是特別重要，卻也會引起爭執，有的很快消失，有的卻衍生出一連串麻煩，如升旗事件。

2015年雙橡園升旗事件

2015年元旦，台方在華府雙橡園草坪上升旗，引起一場風波，雖不大，也不小。成為台美六年來首度爭執之案例。對台北是一場輸局，華府則多了一份警惕。

從1979年元旦開始，中華民國國旗僅能在室內懸掛，如在紐約、舊金山等華埠內。或我代表處辦公室內為之。多年來我與美之間從未為國旗而不愉快。然而在2015年元旦我駐美代表處在華府雙橡園草坪上升起國旗，雖北京方面低調處理，美方則連續三次在華府及台北透過官方發言，表示「失望」及「不希望此類事件再發生」等嚴厲字句。

鑒於華府與台北在過去六年中相互尊重，合作愉快，駐美代表沈呂巡就在2015年元旦於園內升起中華民國國旗，事先未曾知會台北外交部也未曾與美方洽商。雖然當日下午即降旗，第二天也未再升起。然而事件後，美方國務院立即先後三次表達不滿，沈代表並曾立即趕回台北立院報告。

AIT發言人金明（Mark Zimmer）更在元月8日發表三點聲明。第一項是美方事前毫無所悉，第二項對沈代表感到失望，第三台灣應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此事件證明三件事，其一、「一個中國政策」不可動搖，其二、不允許台北方面有任何探測底線行為，其三、美台關係之走向與中方立場不可分。可知美方態度是沒有妥協的。

台灣記者元月7日在華府訪問國務院發言人莎琪，為何巴勒斯坦非主權國家，可以升旗，莎琪回答「美方以不同方式來看待所有形勢」。這句話就可知美方在因應其與台關係時完全以「中國因素」作為行使對台關係之準則。

總體而言，在中美關係上，台灣是一個十分敏感之問題，而2015年開年就發生之雙橡園升旗事件簡明地標示出，在中美兩強注視下，台灣的外事活動空間是極其有限的。今日中華民國僅有22個邦交國，在馬英九執政的六年中，僅甘比亞於2014年11月無預警片面撕毀與我之邦交。由於北京目前的政策是盡量助台維護這已經很少的外交友邦，然而設若2016年大選後民進黨執政，則目前北京之政策是否會修正，就不得而知了。

這一事件後，識者均認為台灣在當前形勢不佳之際，切勿再度搬演陳水扁時代「烽火外交」之下策，否則將自食苦果。換句話，台灣在這方面無法，也無能再有所犯錯。然而不幸的是我外交工作人員或仍有顧了面子，而失去裡子之舉，令人三歎的是此次升旗事件不單丟了裡子，也丟了面子。受傷甚重，應引以為戒。也應瞭然於當今在台海問題上，不是抱緊了美國大腿就可解決問題，北京元素一定要一併考慮，否則吃虧還是台北。

中美俄三角關係待觀察

在2014年華府莫斯科之關係大有問題，而此一僵局到2015年恐怕仍是這般。緊張局面不去，和睦情形不再。而美俄如今互不相讓，北京是暗中偷笑？還是難為於兩強之間？

對於這一冷戰時期之主要敵人，美國從未真正想與俄羅斯深交，雙方理念不合，華府領導在冷戰結束後，並未對俄羅斯伸出友誼之手，換句話說，美國是否在冷戰消失後，就判定俄羅斯為「對立」之國，而不需「交往」。美國人到底如何看待俄羅斯？

這可從《時代》的一篇文章說起，題目是《帝國主義者：普丁》（The imperialist: Vladimer Putin）。用這樣標題來稱呼另一國領袖，倒是不尋常。不過從此文也可看出美國人心目中普丁是何許人。自從2014年3月俄軍收回克里米亞後，美俄關係就日漸走向谷底。我人對克里米亞這個字絕不陌生，因為1945年2月之雅爾達會議就在此舉行，見識了美國政治人物是如何地出賣友人。

假如純從理論而言，普丁收歸克里米亞半島是有所本的，因為在冷戰期間，赫魯雪夫為了向老家烏克蘭示好，而將此半島送給了烏國，如今普丁拿回此地，也是應該的。更何況此半島居住的是俄羅斯人，說的是俄語，然而歐美諸國卻認為這是蘇聯之霸權再起。而就此堅信普丁就是帝國主義者，在過去一年中，普丁政府面臨歐盟及美國之制裁與聲討，日子並不好受。

然而由於烏克蘭東部俄人要求獨立或與俄合併，再發生烏國內戰，俄羅斯成為美與歐盟共同敵人。已經退休之戈巴契夫就抱怨美國及歐盟均在推擠俄羅斯，而說這是「又一次冷戰」。在與外在力量獨力對抗時，普丁之民意支持上升到88%。由此可見老百姓是支持普丁的。

事實上，普丁所追求的是採用一項非典型之民主制度來治國，初步以觀，這種政治制度是可行的。然而對美歐而言，則是民主制度以外之異類。不但不可取，也不容存在。這就是美俄衝突之起點。

雙方爭鬥，並不限於政治，如今則連累到石油價格上。2014年初夏以來油價直直落，成為七年來新低，對此現象，俄羅斯受傷甚重。俄羅斯因仰賴外銷石油，如今則因石油便宜，而致經濟困難。陰謀論認為，2015年美國已成為石油出口國，故而就聯合沙烏地阿烏地伯共同壓低價格。然而沙烏地阿拉伯之賤賣石油倒不見得是在整俄羅斯，而在對付另一石油大國——伊朗。

總而言之，俄羅斯目前最缺的是現款。而北京則是滿手皆鈔票，成為普丁之救星。這一狀況當然導致中俄關係更為緊密。北京方面當然會藉機拉攏俄羅斯。美國則可能勒緊俄羅斯之錢袋，卻放任普丁與習近平再多幾次熊抱。這當然不是美國所樂意看到的。

再回頭來看中美未來的關係，在華府與北京領導人刻意雕塑下，兩國關係勢必在奉行「交往」時不忘「對立」，只是何時當「交往」，何時應「對立」。以雙方領導之智慧，當會有利多之舉，然而他們仍不會或忘整軍經武，以應付未來可能之「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