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令下的蠢動

作者本田善彥1966年出生。擔任駐台北記者。曾任國際電台「自由之聲」記者兼播音員，著作有《人民解放軍在思考什麼？》（光文社新書）、《中國轉換期的對話──24位意見領袖的看法》（巖波書店）等。譯者劉滌昭為資深編譯。

孕育出「保釣」運動的論文

1970年9月2日，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台後，琉球當局開始加強對台灣漁船的限制。這使得釣魚台群島周邊的情勢日趨緊張。過去經常在釣魚台列嶼附近作業的台灣漁船，由於遭到日方驅逐，因而向國內外媒體抱怨琉球當局的取締，以及在背後運作的日、美兩國。此事受到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注意，開始對美日兩國政府展開批判，加上不斷有參加此運動的學生接受訪問，現在已確認當時有重要的文章，使得台灣留美學生共有的感情轉化成「保釣運動」。

當時就讀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的王曉波與政治研究所的王順聯名發表的《保衛釣魚台》一文，刊登於1970年11月在台北發行的《中華雜誌》第88號上。這篇文章開頭就套用了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學生所發表的一段文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文章的內容將釣魚台列嶼事件與20世紀初期發生的列強侵略中國視為相同的事。

文中除介紹釣魚台列嶼的地理與歷史、美國將琉球交給日本前後日、美兩國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言行外，還以「弱國無外交」譴責國府軟弱。而且敘述：「上一代以五四運動來答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山東的企圖，並且喚醒了我中華民族的國魂，使日本帝國主義不得不暴露其侵略的猙獰面目。」（中略）文中更呼籲青年以力量和行動來證明具有防衛國土的能力與決心。這篇強烈譴責美、日，同時呼籲對防衛國土之自覺與覺醒的文章，發表之後立即受到國內外重視。王曉波的學弟，大學時代曾參加「保釣」運動的作家鄭鴻生評論，「這篇文章雖然以激烈的內容引起注意，但是整理了釣魚台問題的歷史過程，而且首次有系統的論述保釣的必要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中華雜誌》是由湖北省籍，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立法委員胡秋原擔任發行人的雜誌。同時也是評論家的胡秋原，1960年代曾與《文星》雜誌的李敖就東西文化論進行激辯，後來在鄉土文學論爭（後述）之際也曾激烈交鋒，1988年9月訪問北京，與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等人就「兩岸和平統一」交換意見，遭國民黨開除黨籍，是一位經常因個性化言行引起議論的人物。刊載在《中華雜誌》上的《保衛釣魚台》一文除了台灣之外，在海外的華人社會也廣為流傳，尤其是對釣魚台問題日益關心的台灣留美學生之間，更引起極大的迴響。鄭鴻生說，「胡秋原的兒子胡卜凱從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與同學林孝信、劉源俊先後赴美，參與《科學月刊》的編輯。胡卜凱在《科學月刊》的編輯通訊上介紹了刊載在父親雜誌上的王曉波的文章後，如燎原之火般蔓延。」

被遺忘的「自覺運動」

穿著唐裝上衣的王曉波，騎著自行車準時來到我們約定的地方。1943年出生於江西省的他，1949年和妹妹一起隨著擔任憲兵營長的父親來到台灣。留在上海的母親章麗曼任職於新華社，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委員。章麗曼於1950年請丈夫協助經香港轉赴台灣，但遭已被逮捕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蔡孝乾供出，（按：以上所述，並不見於章曼麗的判決書）以匪諜罪名被憲兵隊逮捕，於1953年8月18日以判亂罪嫌疑遭到處決，當時才29歲。父親也因為藏匿匪諜判了七年牢。不到十歲的王曉波和兩個妹妹由外祖母撫養大。在台灣沒有親人也沒有生活基礎的外省籍女性，單獨肩負起家計。據說王曉波在學校裡也常遭到辱罵：「匪諜的小孩。」鄰居也避之唯恐不及的這一家人，勉強過著最下層的貧困生活。到父親出獄為止，幾乎過著三餐不繼的日子。王曉波開玩笑的說：「如果母親還活著的話，在黨內或許已出人頭地，成為高級幹部。」提到白色恐怖和飽嘗辛酸的話題，隱約可以感覺到他心底的聲音。

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的王曉波，於1971年獲得碩士學位，開始擔任助教和講師。他發表《保衛釣魚台》之文就是在任職之前。請王曉波回憶執筆當時的情形，他提到1963年發生於台灣大學的自覺運動：「為了說明當時台灣大學所處的特殊狀況，請先簡單瞭解一下到當時為止的過程。」

「即台灣光復後不久的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接著經過白色恐怖、以雜誌《自由中國》為代表的雷震等人的新黨運動失敗（雷震事件／自由中國事件）等，知識分子陷入很深的挫折感。學生們瞭解到對國家或社會的問題產生興趣得不到好下場，因此對任何事情都非常冷淡。當時貧困而艱難的台灣社會沒有任何出路，如同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所顯示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去美國留學（笑）。但1963年的自覺運動從台灣大學展開，令許多台灣的學生奮起。這個自覺運動，可說是一種自我批判運動。」

當時在台灣大學留學的美國學生狄仁華，在媒體上發表題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批判支配著當時台灣社會的冷淡、利己主義和腐敗，引起許多大學生共鳴。以台大和政大學生代表為中心，組成「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在「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口號下運動不斷擴大。接著還有人成立了「統中會」，並進展至向真正社會奉獻運動體的方向摸索前進時，受到當局警戒，國防部以及維持治安的警備總部、調查局、警政署等機構開始調查與打壓統中會。到了1969年，統中會的領導者遭到逮捕，自覺運動才落幕。

「自覺運動」留下了什麼？

如曾參與「保釣」運動的台灣史研究家郭譽孚所評論的，「現在，這項（自覺）運動看起來像是已被遺忘的青年運動」，在談論台灣的近代和現代史時，這項運動很少受到注意。不過王曉波表示：「這項運動開始時我還是高中生，正準備參加大學聯考。在台中就讀高中時對這項運動產生共鳴，考上台大後立刻拜訪了自覺運動的刊物《新希望》（1963年6月創刊）的單位。這個運動不僅對大學生，對於準備升大學的高中學生也有很大的影響。」王曉波不久之後也參與了《新希望》的編輯，透過雜誌認識了不少作者，經常熱烈討論有關社會改革、教育問題以及國家民族的前途等。

因此而結識的學生中，包括了後來赴美成為「保釣」運動核心人物的林孝信和劉源俊。王曉波表示，當時以外號「和尚」來稱呼的林孝信，曾為屬於台灣省政府的《台灣新生報》企畫以少年為對象的科學知識連載刊物，對於青少年的科學教育非常關心。那時的編輯夥伴在美國創辦了《科學月刊》，若說這是「保釣」運動的原動力，那麼此運動的背後，仍在戒嚴令之下的台灣，青年們對社會改革的熱誠已如地下水脈般四處流竄。

王曉波回憶說：「蔣介石撤退至台灣的同時，持續楬櫫反攻大陸的大旗，喊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是進入1960年代後，台灣已瀰漫不可能反攻大陸的氣氛。」大陸因大躍進失敗而疲弊的1962年，蔣介石曾經擬定對大陸的軍事行動計畫「國光計畫」，但因美國反對而未執行。中共於1966年實施首次的核彈試爆，1967年再實施氫彈試爆，雖然當時處於文革的混亂期，仍擁有了核子攻擊能力。國民黨政府雖未公開宣佈放棄反攻大陸，但已瞭解客觀的條件已不允許。

王曉波投注所有熱情，並集合改革派青年的支持而出版的雜誌《新希望》，不久後遭當局取締，1965年5月發行停刊號後停辦。台灣大學校園內的言論舞台由《大學新聞》（1957年創刊）、《大學論壇》（1960年創刊）、《台大法言》等刊物繼承。王曉波以及多位《新希望》的編輯和作者也參與了《大學論壇》的製作。他們大多數人也參加了後述的「保釣」座談會等許多活動，包括前面提到的《科學月刊》等，自覺運動所播下的種子後來在台灣內外以「保釣」運動的形態開花結果。

從美國傳來的「保釣」浪潮

《保衛釣魚台》一文的執筆者之一王曉波說：「文章不過是依時間先後將那個階段發生的事件整理而成，並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內容。勉強來說，只有一開始提到的五四運動的口號打動了讀者的心。」而且，執筆的動機是《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台島引起的騷動。

記者等人留在釣魚台島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後來經由外交途徑交還給台灣政府，不過旗子的右上角已經破損。而且又接到消息，台灣漁民被驅逐時遭到毆打。王曉波表示：「台灣大學的薩孟武教授對此報導感歎說：『20年前的戰勝國（中華民國）對戰敗國（日本）毫無作為，表現的非常軟弱。』我們也對美日兩國的蠻橫感到憤慨，同時對政府的軟弱感到失望。我和友人王順在圖書館搜集報紙和資料，寫成的文章原是《不可斷送釣魚台》。文章開頭的五四運動宣言文字，則是為了強調保衛國土的決心而引用的。」

王曉波和王順最初曾投稿校外的定期刊物《大學雜誌》，但是未被採用，於是打電話給《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表達投稿的意願。胡秋原看過原稿後說：「若要刊登，必須更改題目。」他認為草率的以「不可斷送釣魚台」來追究政府的責任，可能會造成困擾，因此建議改用鼓舞政府的《保衛釣魚台》才是上策。

接受胡秋原建議，題目改為《保衛釣魚台》，由王曉波與王順一起掛名的這篇文章，成為台灣留美學生掀起保釣運動的起爆劑。王曉波說，「在這篇論文激起的熱潮之下，1971年1月底，全美各地舉行了首次的保釣示威遊行。」「我收到參加示威的大學同學寫來的信，看到內容『在台灣被冰封住的愛國熱情，卻在異國的冰天雪地中融解了』時，很難壓抑胸中湧起的感動。」

這篇文章的影響不止如此，王曉波回憶：「1970年12月4日，中共的新華社才首次發表釣魚台群島屬於中國台灣省的聲明。結果我們因此而被貼上『與匪唱和』和『為匪統戰』等荒誕無稽的標籤。」

戒嚴下的蠢動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以「保釣」為訴求進行大規模示威的1970年底至71年之初，處於戒嚴令下的台灣，學生卻沒有明顯的行動。根據王曉波和鄭鴻生等人的回憶，當時台灣的媒體幾乎沒有報導海外的保釣示威，即使報導也只是片斷的外電，無法透過主流媒體俯瞰在美國發生的整個事件。即使如此，台灣的學生還是能穿過當局的檢查網，接觸到席捲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最新資訊。作家鄭鴻生回憶說：「從1970年底到71年初，美國的台灣學生組織所發行的《戰報》等保釣運動刊物陸續傳至台灣校園。由於國府當局最初並未正確掌握事態，使大量刊物得以躲過檢查網，傳到學生手中。」這些刊物或傳單幾乎都是手寫的刻版印刷。關於這些刊物產生重大影響的背景，鄭鴻生說：「一方面內容具有衝擊性和趣味性，而且都是與自身有關的事。在美國的留學生，不是自己或同學的兄姊，就是自己熟識的學長，對台灣學生而言並不遙遠。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有時也會像心血來潮般報導美國的保釣運動和示威行動，但是對於領導者的姓名都像中共同路人般，以『劉×任』或『王×方』的方式處理。但是我們一看就知道是誰。這些我們所仰慕的學長或年長者並沒有犯任何過錯，卻被當成中共同類，心理的影響相當大。」

保釣組織的刊物如雪片般送到以台灣大學為首的全台灣各個大學。不久之後，《大學論壇》雜誌開始有系統的介紹留美台灣學生的言論和行動，對台灣學生的影響逐漸擴大。當時擔任總編輯的台灣大學哲學系學生錢永祥，與前面提到的王曉波和鄭鴻生都相當熟悉。鄭鴻生說「我們原本就與王曉波熟識，並透過錢永祥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我們一群人主要以錢永祥為對美國的窗口，與留學生取得聯繫，瞭解到在美國留學的學長們於1971年1月底的農曆年休假前後，在美國進行了示威行動。知道他們如何實現示威、什麼時候、在那些地方、進行了多大規模的示威後，我們也躍躍欲試，決定台灣學生也應該採取某些行動。」

王曉波也回憶：「1971年的農曆新年假期結束時，錢永祥等人受到留美台灣學生的刺激，表示將在台灣大學舉辦以釣魚台為主題的座談會。他們知道我為了幫《中華雜誌》寫文章而曾搜集有關釣魚台的資料，因此邀我參加。我還記得我們在離台灣大學不遠的汀州路上的咖啡店徹夜商量的情景。」

經過當天的討論，大致確認了由《大學論壇》主辦的座談會於4月舉行。但是就在討論之後，發現在各大學就讀的僑生也計畫抗議。因為僑生的變數出現，使整個事態突然變得不確定。

「華僑是革命之母」？

王曉波表示，僑生之間早就對美國的保釣行動產生共鳴，在討論座談會的計畫之前，於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就讀的香港僑生邱立本（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等人就曾來到他的宿舍，表明打算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前靜坐抗議。王曉波回憶當天的情形：「邱立本等人受到台灣留美學生的抗議行動刺激，就計畫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前靜坐。他們曾騎著兩輛機車在美國大使館前觀察，但是大使館前的空地太大，幾個人靜坐很難引起注意，才打消念頭。」戒嚴令下的台灣，禁止公開的政治集會或示威，因此幾乎沒有人預想到僑生在此階段會成為運動的先鋒。

什麼是僑生？國府於1958年經由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制定「僑生回國就學暨輔導辦法」，每年接受大批僑生回台唸書。這項法令將僑生定義為「在海外居住六年以上，取得居留地的永久居留權或長期居留證而回國就學的中國籍學生」。但由於政府默許雙重國籍，因此有時華人也包括在內。換言之，範圍相當廣泛，不僅限于歸國子女或華僑，海外居住者的子弟也包含在內。

冷戰體制下的台灣與大陸雙方，都以華僑的鄉土情和愛國心為訴求，呼籲回國投資，爭奪自己一方的正統性和主導權，同時在教育方面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子弟提供優惠措施，積極爭取僑生就讀。如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所說的「華僑為革命之母」，國民革命與華僑有密切的關係。1949年大陸淪陷以後，與國民政府實際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地緣或血緣關係的大部分華僑，因精神和政治的理由支持國府，而將子弟送回台灣就學（相對的，台灣出身者以相同理由支持中共的人也不少）。

在此背後，東南亞國家的排華風潮和南韓社會對華僑的歧視，讓子弟在安定的環境中接受中國教育的意識也相當強烈。此外，國民政府和中共分別提出極具吸引力的優惠措施也是重要因素。由於上述各種複雜的原因，僑生中不少人比本國學生更具有濃厚的中華和愛國意識。尤其以山東省和東北地區對岸的南韓，同為反共的分裂國家，南韓僑生只有以台灣為選項，可說是最具象徵的代表。

1971年前後，在台灣全省就讀的僑生總數難以確認。但綜合邱立本等僑生的證言，當時單是台北市內的公立、私立大學以及專科學校，就有數千名僑生在籍。僑生結束台灣學業後的出路各不相同，有人回到出生地，有人轉赴歐美或日本深造或就職。但還是以留在台灣者居多。他們分別在各自的領域扮演國府與出身地之間的橋樑，對於在國際社會上逐漸孤立的國府而言，他們的存在相當重要。

在戒嚴令下的台灣，留美台灣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餘波持續蕩漾之中，僑生內部開始出現異議分子，一方面刺激台灣學生，同時也引起政府當局的警戒。筆者為了訪問當時以僑生身份參加保釣運動的邱立本而轉赴香港。

原載日本《世界月刊》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