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辜汪會談」的回憶

1993年4月27至29日，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是自1949年以來，首次由兩岸當局正式授權的民間中介團體最高負責人會面，並達成四次協議，更是兩岸由敵對緊張，進入對話緩和，歷史性的關鍵時刻。

1992年5月，我由駐美代表處文化組組長的崗位上，調回台北擔任海基會副秘書長，主要是參贊在陸委會授權下，進行對兩岸人民交往服務及有關事務性的協商工作。

自1987年11月2日，故蔣經國總統基於人道、親情的考慮，宣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90年至91年為因應民間交流及間接貿易的快速發展，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三個不同層次的機構，來規劃處理大陸事務；政府並制定[;《國家統一綱領》，立法院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1992年國統會通過有關「一個中國」解釋文，同年11月兩岸海基會、海協會雙方同意「一個中國原則」由兩會各自口頭表述後，海基會即積極籌備「辜汪會談」。

「辜汪會談」的緣起，是早在1991年1月8日，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即來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到北京「就加強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但當時決策當局並不認為條件成熟，僅回覆「將於雙方便利之時機專程拜訪」。

1992年8月4日，海協會汪會長再度來函，邀請辜董事長早日會晤，「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交換意見」。同年8月22日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覆函，「願擇本年10月中、下旬適當時日，於新加坡，就有關雙方會務及兩岸文化經貿交流，例如台商在大陸地區投資保障諸問題，進行磋商」。9月30日海協會函覆表示：「汪會長對辜先生接受邀請，擇期會晤，甚為歡迎」。但因兩會要先召開「兩岸文書查證」及「兩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等事務性協商，及要解決「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各自如何表述，因而推遲到11月份，用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原則」，經雙方同意後，「辜汪會談」的籌備工作，才積極進行。

1993年3月11日，由總統府邱進益副秘書長，轉任新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他新上任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推動「辜汪會談」。

1993年經過4月7至11日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海協會唐樹備常務副會長，在北京召開的兩岸兩會預備性磋商，雙方將即要召開的辜汪會談定位為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與功能性，並決定於同年4月27、28日兩天，必要時再延長一天，在會前舉辦第二階段的預備會議。

1993年4月16日，接到邱進益秘書長的指示，要我19日啟程，帶領先遣小組成員張全聲、徐建、王正磊、鄒賜珠、何武良前往新加坡，安排辜汪會談的有關事宜，新聞局官員王騰也隨行前往，協助新聞聯繫工作。

先遣小組主要任務為：一、安排我方代表團的食宿；二、為國內近百位記者協助有關電訊、交通事宜；三、拜會新加坡「海皇大廈」有關人士，在會談期間做適當的安排；四、拜會新加坡外交部，確認地主國如何支援兩會代表團。在駐新加坡代表處協助下，確定我方代表團進宿威信廣場酒店。透過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施澤文，外交部禮賓司同意支援雙方兩部白色賓士280及小巴士一部，提供辜振甫董事長、邱進益秘書長及其他代表團成員之用。

「辜汪會談」期間，海基會比海協會承受更多的壓力，不僅有陸委會的監督，反對黨的質疑，民進黨10餘位立委及國代組成「反對國共統一談判宣達團」，在施明德帶領下，也來新加坡，更有大量新聞媒體的自由報導。此次有94家媒體，211位記者參與訪問（其中台灣107人、大陸23人、香港21人、日本19人、馬來西亞16人、新加坡2人、其他歐美地區23人）；因此還要安排會議期間，上午11時、下午5時左右各一場「吹風」會，如有必要晚上9點左右還要加一場。中外媒體從預備性的會議，到辜汪正式會談的報導，根據新聞局後來統計，到5月6日止，總計發了505篇報導，可見世界各地新聞媒體，對兩岸首次被授權的民間高峰會議的重視。

4月23至26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舉行兩會第二階段預備性磋商，由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與唐樹備常務副會長主談。由於4月8至10日邱、唐兩位主談者已參加過兩會第一階段預備性磋商，有關「辜汪會談」定位及議題已有了初步共識，以及即將簽署的「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也有了文字上的共識，因此第二次預備性磋商主要是談「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及「辜汪會談」後發表的共同文件。

4月27至29日是正式的「辜汪會談」，由兩位德高望重的辜振甫董事長和汪道涵會長主談。雙方代表團海基會成員17人，海協會代表團成員15人，正式會談代表，海基會代表10人，海協會代表10人：

海基會：辜桭甫董事長、邱進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石齊平副秘書長、李慶平副秘書長、朱榮智文化服務處處長、張宗麟經貿服務處處長、許惠佑法律服務處處長、張全聲綜合服務處處長、何武良法律服務處專員、林源芳旅行服務處專員。

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唐樹備常務副會長、鄒哲開副會長兼秘書長、劉剛奇副秘書長、孫亞夫副秘書長、徐志勤專員、李亞飛綜合部主任、劉建中協調部副主任、馬曉光（綜合部人員）

雙方在會談中，有共識、也有歧異；主要是海協會提出要將兩岸三通排上議程，超出了兩會預備性會議的共識。我方重視台商投資保障問題，海協會認為已有了《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22條；海協會希望兩岸召開經貿交流會議，但我方有所保留；最後在「共同協議」裡只做了抽像的描述。

4月29日上午10時40分，辜振甫董事長與汪道涵會長在海皇大廈四樓、數百餘名記者的見證下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協議》、換文之後，兩人起身交換座位，再簽署《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然後換文，換筆，雙方會談人員舉杯相互道賀，為兩岸44年來最重要的一次戴「白手套」高峰會談劃下歷史性的時刻。其中「共同協議」備受關注，包括了「本年度協商議題」、「經濟交流」、「能源資源開發與交流」、「文教科技交流」。

「辜汪會談」為兩岸兩會協商，奠定了許多範例與模式，值得陳述：

一、兩會之間正式協商的會議，稱為「會談」。

二、兩會負責人或代表見面而不協商，稱「會晤」。

三、兩會協商後的成果，一律稱「協議」。

四、兩會間的「協議」一式四份，其中兩份是正體字，兩份簡體字。

五、兩會間的「協議」，在文字上雙方用語不同皆能呈現。例如海協版「協議」稱「知識產權」但在後要寫（智慧財產權），海基會版「協議」則用智慧財產權，之後要寫（知識產權）。

六、兩會間的協議在簽署時，不填年份，但填月、日，海基會、海協會回台北、北京後各自填寫。

海基會、海協會兩位首任領導人，在他們任內奠定了一些雙方都認同的典範，足供後人承繼。因為兩岸的特殊關係，辜汪在會談中示範注重「尊嚴與對等」，兩岸分立數十年，協商必然有歧見，又以「求同存異」為大原則，兩岸關係能增進交流與相互瞭解、體諒更是不二法門。見證於兩韓統一之途坎坷難行，格外顯出「辜汪會談」經驗傳承的可貴。

辜汪會談後兩岸關係並不順利，時有起伏，所幸2008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後，著重「談判代替對抗」，以「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步驟，兩會迄今已簽署了對兩岸人民有利的18項協議，20年前難以達成的投資保障協議，也在2012年完成。在「辜汪會談」20週年之際，緬懷兩位博學多聞，受兩岸尊敬的仁者，後人應更加努力，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