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往哪裡去﹖

六、七年前，台灣全面查禁了一部片名《烽火赤焰萬里情》（Red）的電影，當時片商的廣告全以兩大影星華倫比提與黛安姬頓為訴求，前兩三年影片解禁後，大家看了片子才知道那是講美國記者約翰．瑞德（John Reed）的故事。

約翰．瑞德是親眼目睹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的美國記者，他在名著《震驚世界的十天》中深動的描述了1917年11月於彼得格勒舉行的一場蘇維埃議會會議：「列寧現在緊握著發言台邊沿，站在那兒等著發言，一雙閃亮的小眼睛不經意的向著好長好長的群眾隊伍望過去。待掌聲靜止下來，他不過這麼說道：『我們現在要著手建設社會主義體系。』」

列寧宣佈建造「社會主義體系」後15年，《紐約時報》特派員杜蘭提（Walty Duranty）在莫斯科報導：「革命要建立的社會主義體系，基本架構可說在1932年完成了。體系本身遠未完工，但支撐社會主義體系的鋼架現在已矗立在東方的天際。金融、工業和運輸，全民健保和育樂，藝術和科學，商業，農業－－國民生活每一部份都硬性規範到集體努力集體享受中，不再是個人努力個人獲利了。」

然而社會主義體系基本架構完成近一個甲子之際，十月革命卻遭蘇聯本國的經濟學家徹底否定。據今年1月號《九十年代》報導，1990年9月10至14日在莫斯科舉辦的一個「向自由過渡」研討會上，蘇聯科學院國際社會主義體制經濟研究所副主任澤普科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搞了70年，國家的主要問題無一解決。今日很多人明白到，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情況會更好，明白到布爾什維克干擾了俄國自然發展，並且想到要恢復正常的生活、恢復私有制。」

前後70多年，由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記者的肯定到這個首先在地球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學家的徹底否定，列寧地下有知，也「當驚世界殊」！現在私有制好像成了拯救蘇聯經濟的萬靈丹。

當今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推出重建（改革）和開放政策以來，釋放政治犯，簽署限武協定，放鬆對東歐控制，贏得西方一致好評，去年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重建四、五年下來，國內民生凋蔽，物資匱乏，財政與外債巨增，物價飛漲，黑市猖獗，一個一個共和國鬧著要獨立，以前還有的一點社會福利隨著重建一天一天減少，今冬甚至面臨饑荒，還有勞資本主義國家救濟。一般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弄得國內怨聲載道。尖刻的人說他除了宣佈從阿富汗撤軍外一無貢獻。

列寧宣佈建設社會主義體系時，蘇聯才退出一次世界大戰戰場，國內內戰不息，百廢待舉。戈巴契夫重建至今的蘇聯似乎又回到了當初列寧的起點，不同的只是當時西方積極支持內戰中反對列寧的一邊，今天西方雖對戈氏愛莫能助，但對他是衷心支持的，即使在他派傘兵開進立陶宛電視台等機構進行鎮壓時，除了口頭警告外，布希等西方領袖並未提及什麼制裁行動，雖說海灣局勢吃緊，亟需蘇聯合作，但主要原因仍在戈氏這些年的政策的確為西方所歡迎。西方有些沉不住氣的經濟學家已經宣佈資本主義勝利了。

戈巴契夫為什麼要重建﹖重建又為什麼不在五十多年前打好的鋼架基礎上進行﹖難道今天正是以前大罵蘇修和社帝的人所預見的情況﹖難道真如澤普科所說「布爾什維克干擾了俄國自然發展」﹖

目前的困局，責任當然不能都推給戈巴契夫。他上任後宣佈從阿富汗撤軍，撤離駐東歐的蘇軍，同時緩和與中共關係，減輕中蘇邊界駐軍百萬的沉重負擔，結束與西方的冷戰，由這些行動看來，應該說他看到蘇聯幾十年來問題癥結所在。重建當然是要解決前人留下的問題。

二次大戰後以美蘇為首之兩大陣營的冷戰，在經濟上是要付出代價的。美國以世界百分之二左右的人口享有全球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資源，負擔冷戰已經比蘇聯輕鬆，何況60年代蘇共又與中共反目，經珍寶島一戰後中蘇邊界國防支出劇增，花錢不說，這至少是把自己原先的盟友推到中立，等於大大減輕對手負擔。列寧在革命時痛斥左傾幼稚病，看來他那些60年代繼承人種下的幼稚病因，在戈巴契夫身上結成惡果，差點沒把整個蘇聯經濟拖跨。

在冷戰結構下，蘇聯國內生產當然以國防和重工業為優先，這些工業都需要龐大資本積累的，其餘不急之務只好暫時擱置。在中央計畫和指令經濟下，資金如何分配，當不至發生大問題，但長此以往，在這個專政的共產黨內就孳生了一批分配和享用資源的官僚特權階層，為了保障特權，一方面在生活上得滿足人民基本的溫飽，他方面在政治上自然要高壓。目前有人說戈巴契夫的重建所進行的政經改革，次序倒置，應傚法中共，先從經濟下手。但問題是什麼事都得透過這樣一個黨政機器執行，不先把它重建好，其他重建工作由誰來做。

其實今天戈巴契夫面對的問題在中共內部早已發生。幾年前鄧小平金口一開，文革被定性為「十年浩劫」，中共黨內上呼下應，連他們奉為金科玉律的「一分為二」辯證法也全給丟到腦後了。在文革中挨整的鄧小平與許多老人平反後，有人說這是：「老帥歸位，黑幫還朝」。據云文革開始時，首當其衝的是以前作威作福的各地公安部，毛澤東不管是文革其表，奪權其實，但他的確是首先看到民間這股怨氣而加以利用的。鄧小平在華國鋒時代不也用過這一套奪權嗎，經歷過北京之春運動的人應還記得鄧小平當時對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何等支持。他比毛澤東更進一步，掌權後馬上改口說，四大從未起過積極作用。

戈巴契夫也看到蘇共內官僚特權階層的問題，但釋放幾個政治犯，開放言論，與西方交好並不能剷除這些盤根錯節，連絡有親的官僚特權階層。戈氏頭上要光環，西方與這些官僚絕不嗇惜，但要大量援助，要拿掉官僚的特權，泥菩薩過江的西方和特權份子都要重新考量了。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以來，給人的印像是越來越人單影孤，身邊當紅的經濟顧問夏塔林（Stanislav Shatalin）和其他親信大部份在四十歲上下，不滿六十歲的總理雷日科夫則累出了心臟病。那些年長享特權的官僚能站乾岸兒就算不錯了，恐怕他們還使出「借劍殺人，引風吹火，推倒油瓶不扶」的全掛子武藝呢。

鄧小平深知他是與「士大夫治國」，不是與百姓治國，經改的同時不能不照顧到黨內特權份子利益，「人至察則無徒」，不是有句順口溜說：「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幹部是百萬富翁，老百姓儘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畢竟還有肉吃！這或許是中國大陸經改尚有一定成績，戈巴契夫卻越改越寂寞，場面也越改越難收拾的原因。

政改行不通，經改如何﹖以夏塔林為首起草的經改計畫，想在短短一兩年內把蘇聯經濟改成市場經濟，連西方學者都覺其幼稚。他所謂的市場經濟其實不過是回復私有制，把國營事業賣給國內外個人或企業，開放蘇聯供外人投資，向國際市場進軍。共黨國家天天宣傳資本主義體系深重的經濟危機，斷定它非造成整個經濟的崩潰不可，宣傳到他們年輕一代全把它當「狼來了」的笑話看。但蘇聯這一代「大徹大悟」，感到非回復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足以挽救蘇聯經濟時，「狼」卻好像真的要來了。1987年10月19日西方股市隨紐約暴跌已發出了警訊，去年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名譽教授蓋爾布萊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倫敦《觀察家報》撰文指出，「美國的將來仍說不上光明。而從美國這裡開始，財政不穩，經濟衰退，失業和政府不安定的陰影會向外多多少少蔓延到全世界。」90年代真是要命的十年，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尤其要命。究竟何去何從﹖

以坦尚尼亞前總統尼雷爾為主席的南方委員會對南方國家在90年代的處境也不看好。他們費時三年，在去年8月推出了厚三百廿五頁的報告《對南方的挑戰》，包括戈巴契夫在內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手中都收到他們致贈的一份。其中對私有制持不同於蘇聯當令年輕經濟學家的看法，認為「私有化並不能提供全面的解決辦法」，因為「一些為重要的社會目的服務的公營企業是私營無法取代的」。報告中還提出了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自力更生的發展」概念，內容是「發展不僅要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情況，而且要看如何取得發展，在社會和環境方面的代價如何，由何人實現，為何人服務，等等」。

報告中為其新發展概念制訂的一些原則和目標或可提供戈巴契夫那些年輕經濟顧問另一個思考方向：「政策的重點必須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應該十分強調糧食保障、衛生、教育與就業」；「努力恢復經濟的增長，重新規定增長的內容，保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發展速度」；「關注社會正義」；「發展人民文化」；「不模仿富足的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

1991年1月15日於英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