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金權革命宣言

解嚴之後，威權體制瓦解，各黨各派各系的政客進行著分裂、結盟、圈地的爭權遊戲。不同於古代的軍閥征戰，這一次的空前混戰是以政客細密思辯的語言唱作，以及政商的相互奧援，在電視、報紙的媒體戰場上公然的進行著。所謂的群眾運動，除了一次童子軍般的野百合學運之外，急遽的降低了體力，以致於沉寂。群眾成觀眾。相對的，紅頂商人以及政客背後的金主卻元氣充沛的走上政爭的舞台；或者於高層惡鬥中扮演魯仲連的角色；或者投資他們所矚意的代理人；或者在報紙上買下巨幅連篇的廣告，通電擁戴；或者出入於國宴和各種餐會，周旋於高爾夫球場與私人俱樂部，竊竊私語。這一切，宣告著金權政治的來臨。

我們所以用「金權政治」這樣一個具有東洋味的名詞，而不用「貪污腐敗」這類古老的字眼，是為了更確切的替當前技術升級了的政商掛勾，提供一個更全面的概念。

在兩位蔣總統時代，政商保持著一定的分際。一方面，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均富思想，依然不是可以隨便揚棄的；一方面，公營事業、黨營事業佔了GNP極大的比例，七十多萬家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成份的民間工商人士也不具備強大的政治發言份量。這個年代主要是由強人及權力核心的黨政大老，以酬庸犒賞的主僕、門生、裙帶，人際網路，維持著一種「恩護關係」的職務安插。雖然對上層社會有一定的利益賜與，但兩位蔣總統，特別是蔣經國先生，對於基層公務員的政風，也就是「吏治」，是極為關心的。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立即展開了「十項行政革新」及肅貪行動。

進入了80年代，渡過了初期的二次石油危機，台灣經濟再度走到高成長期，外匯大量累積，1984年俞國華行政院長提出「國際化、自由化」的口號。而在前一年的立委選舉，國民黨也提名了大量惡名昭彰的金牛候選人，正式提供工商大亨進入國會。這一個階段，財團其實已具備了政治發言的實力，也佔據了若干據點，但是，由於蔣經國的個人平民作風，政商的起碼界線分寸，仍然必須暫時堅持著。1985年十信案的爆發，顯示出蔣經國對政商界線的堅持。但是，從1984年被拔擢出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在觀摩養望，在冷靜思索著。作為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他深刻的洞悉了台灣的社會力變化，也有意識的累積豐厚的財經人脈。

1990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內分為「主流」、「非主流」展開一場政治豪賭，李登輝及其民間工商業新軍終於打垮了代表國家資本的傳統國民黨勢力。未來，隨著企業大型化，托拉斯化、資本密集化、銀行、證券業等行業的解禁，以及國營事業漸次移轉民營，主流派在國際化、自由化的潮流下羽翼日豐是必然的。

粗略的說，在國家資本肥大時期也有金權政治的問題，但這個時期的獲利者對國家資本並不能全部支配，也不能取得所有權，只能在位置上搞搞官倒，刮取油水。新時代的金權政治則截然不同，獲利者所佔領的每一個位置，就是一隻可以再擴張的章魚。而且，可以全部支配，全部擁有。

正如同一位學者所說的，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之外，我們的國家政策獨缺少了「社會公平化」。新的金權政治勃興，代表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將成為國民黨基本教義，以取代原有的不純粹的「民生主義」。此後的國民黨，也將從蘇聯式的極權政黨質變為日本自民黨式的派閥政黨。

國民們要注意了！如果新的金權結構成型，無論是農工、公務人員或中產上班族在未來的政治經濟分配，將處於任人宰割的不利地位。不但新的經濟大餅無法合理分享，連過去的辛苦積蓄，也將坐吃山空，或者在期貨、股市、投資公司的吃人市場被吸乾。至於過去對繁榮台灣，累積外匯的功臣－－中小企業，除非能在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尋得第二春，否則在不景氣的時期，也免不了被財團併購或消滅的命運。

新型金權政治的嚴重性正在這裡，絕大多數的平民，仍然扮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但很難擁有生產工具或清苦生活所必需之外的私人財產。以台灣的可能情況，未來一般家庭可能生活不致於匱乏，但是，對生活品質的提升，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主要是福利制度）將難以獲得。至於民主政治，平民們會擁有投票權，但清寒之士，或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型政治人物，將無法參政。結果是，我們會有代議民主，但本質上是少數人的民主。 為了防止這樣子的金權社會勢如破竹的狂飆下去，以至於達到無法節制的地步，反對黨、具有社會正義觀念的媒體、新社會運動的團體、知識分子、農工、薪水階級，以及中小企業，迫切的需要結合成共同防衛的聯盟，進行一場反金權革命。

最起碼的工作，是要建立起一套防止金權政治的遊戲規則，即「財產申報法」、「遊說法」、「政治獻金法」、「政治倫理法」以及提供政治透明化的「陽光法案」。

當然，這還是不足夠的，因為政商俱樂部還是會有足夠的技巧繞過這一切的障礙。但是，至少人民會有知道真相的可能，並且，藉著選舉，隨時保有反撲的機會。

這是唯一的自救之道！！◆